我捧著96枝菊花，敲開周枏的家門。
2003年11月30日，我也曾來過這里，把一束康乃馨獻給了時年95歲的老人。但現在，如同白菊代替了鮮紅的康乃馨一樣，遺像代替了在這里生活多年的他。
這位法學宗師是在2004年4月15日辭世的。呼吸道與腎病的雙重折磨，讓他走完了近一個世紀的路程。他曾經的臥室——如今狹小的靈堂里，彌漫著香火與鮮花混合的味道，子女們坐在旁邊，輕聲抽泣著。
同學少年
“他是一個符號。”一位法學博士說，“在中國法學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他的《羅馬法原論》是我們的入門讀物。”
與梁啟超、蔡元培、費孝通等人的35部著作一起，《羅馬法原論》被選入商務印書館的“百年文庫”。當代著名法學家、廈門大學教授徐國棟對此書評論說：“1994出版的‘原論’，是中國最權威的羅馬法著作。”
滄桑的故事從在這部1022頁的著作中傳來。翻開它，序言第三頁：“本書問世，歷經曲折。從初稿到付梓，前后五十余年。”
1926年，時年18歲的周枏在“中國公學”大學部（創辦于清末，曾得到孫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贊助和支持——編者注）就讀時，第一次接觸到了羅馬法的內容。“那是羅馬法中的兩個制度——‘時效制度’與‘共同海損’，”周枏生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
“當時只是為了完成學分，并沒有想到這門課程會成為我一生中的最愛。”
周枏以兩年時間修完了大學的所有學分，并取得了出國深造的機會。老人曾向我展示過“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出具的證明信：“學生周枏系江蘇省溧陽人，現年21歲。已修滿本校畢業所需學分，各科成績均堪優良……”那泛黃的紙頁上，蓋著“中國公學”校印及胡的私章。
40天的航行之后，1928年9月，周枏踏上了比利時的國土。在魯汶大學苦讀的6年里，他先后獲得了政治外交學碩士學位、法學博士學位。當法學院院長為周枏授予學位時，全場掌聲雷動。當時，在比利時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不超過10個。
在論文《我與羅馬法》中，周枏寫到：“羅馬法通論”由比國法學權威Duprey 教授講授。他精通拉丁文，對羅馬法的原理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的闡述……從那時起，羅馬法的浩瀚和精深吸引了我，至老而不衰。
“羅馬法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羅馬，被稱為‘萬法之源’，尤其是當今全部民法的鼻祖。”一位法學人士說，“當今世界有兩大法系——在法、德及中國等地實行的大陸法，以及在美、英等英聯邦國家實行的英美法。羅馬法對兩法系的產生和發展都有極為重要的影響，恩格斯曾稱之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
1934年歸國后，周枏先后執教于上海持志學院、東吳大學、中央大學、廈門大學等地。“周先生為學生講授羅馬法的首要內容是：中華民族的文明源源流長，為什么我們要學習外國知識？”有法學界前輩回憶說，“一種‘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救國思想，開始在學生中傳播。”
“顛沛流離的歲月里，父親共寫出了33萬字的羅馬法講義。”周枏的兒子周一煊說，“當時的中華書已經打算將其列入大學用書出版，但終因戰亂而作罷。“解放前夕，周枏在暨南大學出任法學院院長、教授時，文學家錢鐘書也在該校任中文教授。“父親與錢老是舊識。”周一煊說，“錢先生曾以‘黿頭渚’——無錫一著名景點——為上聯征集下聯，父親對上了‘燕尾洲’，這是江西的風景區。”
流放青海
三次拒絕了國民黨的赴臺邀請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學家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1950年前后，老人受到了政府的重視。”周一煊說，“在北京舉辦的‘新法律研究’學習班上，父親曾任學習小組組長；而在赴西南行政委員會工作后，他享受過處級待遇。”
但中國的羅馬法教育受到了巨大沖擊。徐國棟在論文中寫到：“按照當時中共的觀念，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才能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國家。作為舊法統的一部分的羅馬法教學，在這個時期被取締了。從1952年到1956年，中國翻譯、出版了165種蘇聯法學教材，都不包括羅馬法。”
20世紀5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問題，身在政界的周枏受到了排擠。這與當時一批法學名宿的遭遇相同。1957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楊兆龍，在《文匯報》刊文指出當時的狀況：“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將黨外的‘舊法出身’的人士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不可能或者很難改造為對新社會有用的法學人才；不信任黨外的法學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們。”
1958年，受青海師范學院之約，周枏帶領家人赴西寧工作。“當時，對方承諾將建立法律系，父親也想借此機會回到相對單純的教育界。”周一煊說，“但由于左傾思潮，不久后全國高校的法學院——除北京大學之外——全部停辦。”
“父親留在了師范學院的圖書館。”周莉華說，“但他說，圖書館管理也是一門學問，法文版的‘毛選’則是他每天的必讀書。”
在西北日子里，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著兩寸厚的浮土，氣候干燥讓他們鼻血流淌。
而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周枏因把一些法文版的書籍放進了圖書館，被扣上了“宣傳資產階級言論”的帽子。他的為人正直被指責為“和黨唱對臺戲”；他與學院內教師的交流被稱為“和黨爭奪青年”。
“經歷了一次次批斗后，父親又被下放“五七干校”養馬。”周莉華說，“直到1972年退休時，他被一名工作人員斥責為‘你算什么教授’！”
風波也沖擊著周枏的家人。對他的子女來說，雖然成績優秀，但被禁止考外地大學。1965年9月27日，為周枏操勞多年的結發之妻，因腦溢血把生命留在了西寧。
“這段屈辱的日子，周先生從不提及。”周枏的弟子、中國科技大學教授田田說，“他在文革期間是否堅持研究羅馬法，一直是個謎團。”
但產生于戰爭年代的“羅馬法講義”，卻被老先生保存下來。據周一煊回憶，紅衛兵來抄家時，父親把講義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舊鞋帽。這個冒死舉動，為此后《羅馬法原論》的出版提供了很大幫助。
周枏的風格
20世紀70年代后期，當錢鐘書被平反、其作品《圍城》風靡中國時，已回上海賦閑的周枏仍因無人收留而四處“巡游講學”。1980年，安徽大學聘請周枏任教授，在法律系講授民法，他被公認為是安大法學院的奠基人之一。
為全面地解決羅馬法師資隊伍問題，1983年，司法部與安徽大學法律系合辦了羅馬法師資進修班，由周枬教授主講羅馬法。這是中國羅馬法教學史上最具技術性的一期授課。當時有中南政法學院、吉林大學、西南政法學院、安徽大學等高校的十幾位教師參加，他們后來都成為各自大學的羅馬法專家。
1987年，安徽大學決定將周枬先生的講稿整理出書，并成立了五人小組為此工作。七年過去，《羅馬法原論》終于面世。
垂暮的周枏還進行了如下工作：
20世紀80年代初，參與了中國第一部法律詞典——《法學詞典》的編撰，此后又加入《中國大百顆全書·法學卷》的編纂中；
1985年，作為五名資深民法專家之一，對中國《民法通則》進行了最終審稿。彭真委員長對他的評價是，“想不到安徽大學還有這樣的人才！”
在安大工作的10年里，周枏曾為三屆碩士研究生授課。他的弟子中很多人已經成名，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史際春教授、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源擴教授、安徽天禾律師事物所主任蔣敏等。
“老師對工作的執著令人驚嘆，”田田說，“在進修班講課時，他因病沒法行走，就讓學生抬他去上課。”
“他治學的嚴謹已灌注到血脈中，”蔣敏說，“每天的作息時間——包括起床、吃飯和睡眠有近乎刻板的規律。”
“他有一顆善良的心，他的關愛滲透到我們的子女，但他從不收取學生的金錢和貴重禮物。” 王源擴說，“周先生淡薄名利，從沒擔任過任何社會職務。而這，也是他一代宗師的原因。”
中國當代羅馬法權威黃風曾感嘆說，“為什么我們這一代的學問超不過他們？因為我們沒有他們的品行。我們中可以出學者，但出不了大家。”
1997年，屆時89歲的周枏在上海故居——南昌路282號修養時，中國政法大學碩士薛波敲開了他的門。其時，由薛波主編的《英美法詞典》的稿件整理已經有雛形，但缺乏的權威人士的校訂，被業界譽為“羅馬法活詞典”的周枏進入了薛波的視野。（參見本報2003年1月報道，《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我仰望著這位泰山北斗，”薛波說，“但他的平和讓人吃驚。他對我說，你們從北京找我工作，是我的光榮！”
沒有報酬、不問署名，在此后的5年里，周枏為詞典審閱了“JU”開頭的大量詞匯。“他的手已經顫抖，無法寫字，便讓第二任妻子——黃友瑜把注解記錄下來。”薛波說。
同樣讓薛波感慨的是，這位法學泰斗一直居住在不足18平米的筒子樓里。那里幾乎不見陽光。為了住的舒適些，2002年5月，周枏又不得不搬回安徽大學的女兒家——不足50平米、建于50年前的老樓中。
遺愿，完成的與未竟的
老房，墻皮和地板已斑駁不堪。今年年初，西側臥室的頂棚上，約一平米的白灰突然脫落。
周莉華說，安徽大學已經決定分給老人一套92平方米的新房。但由于工程屢屢脫期，父親在離開之前沒有實現喬遷的愿望。
但這位96歲的老人，在臨終前一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父親成為預備黨員是在2003年3月。”周莉華說，“今年3月21日他住院時，恰好一年的考察期期滿。”
“4月14日下午，當我告訴老人他已經成為正式黨員時，他激動地揮舞起雙手。”王源擴說，“隨著他的顫抖，身上的氧氣罩、導尿管都在抖動著。”
周枏在《入黨志愿書》中寫到：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中，我經歷了很多事情。早期留學期間，同學孫滌新——一名中共黨員——就與我有過聯系。那時，我抱著“教育救國”的思想，對黨毫不了解，而失去了最早與黨接觸的機會。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回國執教時期，曾與黨員徐明誠等人交往甚密。但我以清高的知識份子自居，不參加任何黨派……六十年代，我也向組織遞交過申請，但愿望未能實現……
周一煊說，父親的離開似乎有著某種預兆。2004年元旦之后，父親召回了在南寧教書的他，整理《羅馬法原論》的后記。“10年中，這本書已再版過四次，”他說，“一些讀者對某些問題提出了異義，父親想借第五次重印闡述自己的觀點。”
長達四頁的“后記”中，周枏說明了“人格變更”與“人格減等”、“占有”與“所有”等四個問題。2004年3月，后記完成。參與整理《羅馬法原論》第五次重印之后記的田田,在見周枬最后一面時，老人說話已經很困難了，還交代她，想繼續完善后記中提及的有關 “消費借貸與代理的關系”的闡述。
4月14日，醫院為周枏下了病危通知書。但死神來得很快，15日下午4：00，老先生已經進入彌留狀態。“4：20，他靜靜地走了，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周莉華說，“當時，我正在去學校籌集醫藥費的路上。”按照周枏生前的囑托，他的遺體將捐獻給紅十字會，他的藏書將捐獻給安大等四所高校。
周枏曾對本報表示，弟子中沒有人專門從事羅馬法的研究，也是他的遺憾之一。王源括在談及此事時說，目前中國的法治教育已從“理論教育”過渡到“實踐教育”，這種轉變導致羅馬法地位的降低。作為史論法學的羅馬法，被排除在教育部規定的14門法學核心課程之外。作為安徽大學法學院這樣一個規模較小的學院，很難專門抽人對其進行研究。
“但受周先生的影響，我們的學術積累是深厚的。”王源擴說，“如果有需要，安大隨時可以恢復對羅馬法的研究。”
葬 禮
我站在靈堂里，默默地悼念著這位法學大家。
他的影子突然跳出來，一切變得如此鮮活。今年1月初，當我再次拜訪他時，提出要為他拍照。老人興奮地笑起來，用手指著柜子——原來，他要戴上一頂漂亮的紅帽子才肯合影。
“他們中的又一位離開了。”薛波說。詞典的編輯，讓他接觸到一批與周枏齊名的法學大師。如今，《英美法詞典》已經暢銷中國，而這些學慣中西、平和近人的前輩們卻一個個逝去。
1995年，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朱奇武去世
1999年，東吳大學法學學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徐開墅教授去世；
2000年，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上海社科院教授盧峻去世；
2002年，東吳大學法學學士、上海社科院蔡晉教授去世；
2003年9月，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東京審判中中國檢察官首席顧問，后任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也離開了。
“我參加了每個人的葬禮，那大多是鮮為人知的活動。蔡晉先生的葬禮，甚至是他文革時期下放的單位——上海向陽中學的領導——主持的。他最終被定位為‘優秀的語文教師’”薛波說，“在這個繁華的世界里，這些人太缺少的鮮花和掌聲。”
在錢鐘書先生的葬禮上，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鐵映到場獻花圈；而當某一位著名藝人死去時，報刊會不惜筆墨的報道。“這些法學家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傳媒人士說，“在倡導依法治國的今天，是他們的貢獻太小，還是不善于做秀？”
徐國棟在《中國的羅馬法教育》中評論道，“我們的歷史研究還是擺脫不了魯迅所說的“帝王將相”的家譜的傳統，加之采用以階級為主體單位的歷史觀念，因此，法學家作為小人物、作為個人，多數被當作“群眾甲”、“群眾乙”遺忘于歷史的煙塵之中……本文對中國的羅馬法教學史的挖掘，或許可起到為這些先賢們樹碑立傳的作用。
“我想說，已經過世的羅馬法教授們，你們的名字和功業將不朽；活著的羅馬法前輩們，愿你們的著作流傳于坊間，愿你們的身體康健。”
后記：周枏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于2003年4月21日下午2：30，在合肥殯儀館進行。周先生的親友及安徽大學有關人士參加了葬禮。
或許，能讓逝者安心的是，目前中國羅馬法的研究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就如同他在《我與羅馬法》一文中寫到的：
“北有中國政法大學羅馬法研究中心，南有廈門大學羅馬法研究所。還定期召開國際學術會議，經常派人到國外研究交流。信息時代的到來，可在互聯網上便捷地查到羅馬法的資料。希望有志于該法研究的同仁們繼續努力，定會結出豐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