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正在求學的她體會到民族的屈辱；抗日戰爭后，內戰的硝煙讓她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于是逃避政治，埋首書齋；新中國建立初期，她似乎看見了祖國光輝燦爛的未來，走出書齋積極投身各項活動；20世紀50年代初，懷著對理想的信念和階級出身的原罪感，她誠心誠意接受思想改造，卻逐漸迷失了自我；20世紀50年代末，工作的安排使她逃脫了“反右運動”；文革期間，被趕到農村勞動的她有機會了解現實，開始疑惑與思索；20世紀70年代末，她決定潛心從事學術研究，開放的學術殿堂讓她感受到改革開放的熱潮，也逐漸回歸自我，恢復獨立思考。
今年80歲的她，從沒有停止過對心靈自由與思想獨立的追求，和對民族前途的憂慮與思考。她就是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資中筠先生。
資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于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
20世紀50、60年代，資中筠先生在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從事民間外交與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因工作關系，在相對封閉的年代有機會訪問亞、非、歐、拉美多國，并在維也納常駐三年。“文革”期間下放“五七”干校勞動。尼克松訪華前，從干校調回，參與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70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
她參與創辦了《美國研究》雜志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志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系史研究會并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仍繼續著述，并應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并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這位80歲的老人幼年得到的愛國教育沒有因為個人經受的苦難而消磨，同時由于思想的開闊獲得了新的視角，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云啟示錄》（2007年修訂版版改為《冷眼向洋書系》單行本，資中筠撰寫部分更名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散財之道——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2006年修訂版更名《財富的歸宿》）、《資中筠集》（學術論文選集）等，很多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已出版的隨筆集有 《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其實，當年的資中筠最喜好的是數學和文學，1947年考清華大學失利，被燕京大學錄取。燕京大學的校園是美麗的，但是資中筠在這里并不開心。秉承美國教會大學的傳統，燕京大學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團契”，不過那時除了少部分傳統的、被認為是“右派團契”外，絕大部分團契都成為地下黨的活動平臺，舉行傳播左派思想的“讀書會”，爭取中間同學，以及其他配合黨的任務的活動。資中筠回憶說，“我對這兩頭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參加，所以比較孤立。”加之發現自己并非數學天才，一個月后轉入外文系。一年級結業時，她毅然決定退學，再考清華。
如愿成為清華英語系二年級的學生時，清華大學已經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心，但是遠離政治的資中筠對政治依舊懵懵懂懂，與許多同學一樣，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感到外面社會很黑暗，但是對政治采取逃避的態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圖書館—音樂室之間。
開始思想并有所觸動，是在1949年的冬天，清華學生被組織到海淀農村參加土改復查，有幾個星期和農民同吃同住。從來沒有見過農村真實生活狀態的資中筠震驚了，她發現被認為是富農的人都那么窮，破破爛爛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她開始為自己原來享有的優越生活感到內疚，逃避政治的思想也在那時得到轉變。
然而文革時，資中筠和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樣，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她開始更多地思考與懷疑，在她已經做好長期當農民的心理準備時，中美關系出現了轉機。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后，外文干部上調，資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負責對美工作，參加了尼克松訪華以及隨后陸續訪華的美國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團。封閉的國家開始慢慢地與世界接觸，1975年鄧小平的復出更讓知識分子們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人們在失望之余卻進一步擺脫了個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關系實現了正常化。和人們習慣的說法“改革開放”不同，資中筠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開放改革”，因為“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關起門來是無法實行改革的。而對外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美國的開放。在中國開放改革的進程中，中美關系正常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
也是在1979年，資中筠第一次訪問了美國。1980年，她決心退出送往迎來的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開始專業從事美國研究。后來又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的邀請下，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三年之后擔任了所長。
她珍視“獨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訴筆者，“所以1991年我就堅決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贊成的指令。于是我下決心：在盡可能的范圍內，我要自由。”
對自由的追求越來越滲透進她的思想，而讓這位睿智的老者現在憂慮的，也正是目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缺乏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
今年80歲的她，從沒有停止過對心靈自由與思想獨立的追求，和對民族前途的憂慮與思考。她就是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資中筠先生。
資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于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
20世紀50、60年代，資中筠先生在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從事民間外交與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因工作關系，在相對封閉的年代有機會訪問亞、非、歐、拉美多國，并在維也納常駐三年。“文革”期間下放“五七”干校勞動。尼克松訪華前，從干校調回，參與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70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
她參與創辦了《美國研究》雜志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志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系史研究會并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仍繼續著述，并應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并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這位80歲的老人幼年得到的愛國教育沒有因為個人經受的苦難而消磨，同時由于思想的開闊獲得了新的視角，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云啟示錄》（2007年修訂版版改為《冷眼向洋書系》單行本，資中筠撰寫部分更名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散財之道——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2006年修訂版更名《財富的歸宿》）、《資中筠集》（學術論文選集）等，很多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已出版的隨筆集有 《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其實，當年的資中筠最喜好的是數學和文學，1947年考清華大學失利，被燕京大學錄取。燕京大學的校園是美麗的，但是資中筠在這里并不開心。秉承美國教會大學的傳統，燕京大學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團契”，不過那時除了少部分傳統的、被認為是“右派團契”外，絕大部分團契都成為地下黨的活動平臺，舉行傳播左派思想的“讀書會”，爭取中間同學，以及其他配合黨的任務的活動。資中筠回憶說，“我對這兩頭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參加，所以比較孤立。”加之發現自己并非數學天才，一個月后轉入外文系。一年級結業時，她毅然決定退學，再考清華。
如愿成為清華英語系二年級的學生時，清華大學已經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心，但是遠離政治的資中筠對政治依舊懵懵懂懂，與許多同學一樣，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感到外面社會很黑暗，但是對政治采取逃避的態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圖書館—音樂室之間。
開始思想并有所觸動，是在1949年的冬天，清華學生被組織到海淀農村參加土改復查，有幾個星期和農民同吃同住。從來沒有見過農村真實生活狀態的資中筠震驚了，她發現被認為是富農的人都那么窮，破破爛爛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她開始為自己原來享有的優越生活感到內疚，逃避政治的思想也在那時得到轉變。
然而文革時，資中筠和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樣，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她開始更多地思考與懷疑，在她已經做好長期當農民的心理準備時，中美關系出現了轉機。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后，外文干部上調，資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負責對美工作，參加了尼克松訪華以及隨后陸續訪華的美國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團。封閉的國家開始慢慢地與世界接觸，1975年鄧小平的復出更讓知識分子們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人們在失望之余卻進一步擺脫了個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關系實現了正常化。和人們習慣的說法“改革開放”不同，資中筠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開放改革”，因為“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關起門來是無法實行改革的。而對外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美國的開放。在中國開放改革的進程中，中美關系正常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
也是在1979年，資中筠第一次訪問了美國。1980年，她決心退出送往迎來的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開始專業從事美國研究。后來又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的邀請下，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三年之后擔任了所長。
她珍視“獨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訴筆者，“所以1991年我就堅決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贊成的指令。于是我下決心：在盡可能的范圍內，我要自由。”
對自由的追求越來越滲透進她的思想，而讓這位睿智的老者現在憂慮的，也正是目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缺乏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