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我平生第二次跨入大學校門。這回是做研究生。那年我18“公歲”。也許因為遺傳，也許由于十年“文革”的顛沛焦慮，頭上依稀已現華發，自稱“白發老童生”。班上共10人，我在年齡上排名第二。后來，排第一的老周“出師未捷身先死”，我自然地上升一格，從“二哥”變成“大哥”。所以，“老研”一說，在我是名副其實的：當年是癡長于同班同學的“老研”；如今30年過去了，學位還是“碩士”，沒有努力上進修成博士、博士后，成了個真正的不長進的“老研”。
都說年輕人勇于開拓創新，秉性是向前看；老年人比較穩重守持，秉性是好回憶。所以有“老爺爺的故事”之說�；貞浘褪侵v故事。
“老研”以前也不寫回憶文字，覺得那是老紅軍、老八路、老解放才有資格講做的事。但近兩年居然也寫了些，開始時不知不覺，猛地醒悟，不禁暗自心驚：嗚呼！“老研”老矣！然轉而一想，這是規律，地球人誰也逃脫不了，況“老研”乎！于是莞爾一笑。誠然，“老研”的故事不精彩，內涵淺，因為沒有老紅軍、老八路、老解放那資歷。
“老研”這次編了三則文字。一是新寫的，講一些當研究生時的瑣碎逸事；二是兩年前的舊稿，介紹1980年代初的西政法律史學科；三是1995年在學校更名大會上的發言稿。第三則不是回憶文字，只能算作供回憶用的資料。不過，那次更名來之不易，對學校的發展又很關鍵，堪稱一樁佳話，值得回憶，故收錄于此，望諸位校友萬勿怪罪。
1、第一屆研究生的故事
這篇回憶文字是應命之作，不是“老研”自動地不知不覺地寫出來的。今年是西政招收研究生30周年，學校辦慶祝，“老研”是第一屆研究生，理當響應。校友會打電話來約稿，“老研”想，那就回憶一下當年的研究生生活吧。
于是翻出了這幀黑白老照片。
這是我們第一屆研究生畢業時的留影。
當時，手照機并不普及，更談不上有數碼照相機了。這張合影是跑到童家橋一個小照相館照的。照片上的人可能有的讀者能認出來，多數讀者，即便是我校的老師和同學恐怕是不認得或認不準了。那好，就先來個“對號入座”，介紹一下照片中的人物吧。
前排坐者4人，自左住右，兩女兩男。照國際慣例，女士優先，就從左邊說起吧。
前排左1號，遲杰，東北姑娘，長自貴州六盤水礦區。開始時師從張序九教授，后改攻婚姻法學，師從楊懷英教授。她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小妹，飽受“文革”停課失學之苦，按說前學歷并不扎實，但聰慧過人，又刻苦好學，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畢業論文《我國離婚制度的研究》。獲碩士學位后一度留校任教，結婚后隨先生調至河南鄭州某高校。“老研”去山東曲阜參加孔子學術研討會時，得在鄭州轉車。那年頭火車票一票難求，虧好有遲杰小妹夫婦在鄭州接送，少吃了許多中轉排隊購車夜半侯車之苦。后來他們夫妻雙雙南下珠海，遲杰小妹榮任警校副校長。2000年“老研”到珠海公干，得見他們夫婦，熱情異常。遲杰個子高挑，人到中年，身材仍是那么勻稱，一身戎裝，煞是颯爽英姿。
前排左2號，陳素玉，老西政1967年畢業生。好象是成都姑娘，但從巴中山區考出來的。師從鄧又天教授攻刑法學。這位學妹自我評價是“玻璃體”，頗有些大大冽冽，有話直說，不打心結，挺好相處。家境不錯，卻不顯擺，不講究，素面朝天，一如其名。讀書用功，不乏己見，好與同學爭辯，因她向不計較，同學亦奮自參與，你非我是，混戰一場，為班上增添不少樂趣。大概是1981年，忽然鬧起肝病恐慌，陳學妹自感不適，“老研”帶她到傳染病醫院作了一番全面檢查。她竟千恩萬謝，逢人便說“大哥真好”，嘴快得制都制不住。不過，這也可見其之為人。
陳素玉學妹畢業后到西南財經大學任教。為適應財經專業教學需要，她再一次離夫別子，北上中國政法大學進修經濟法學，還獲得了碩士學位，實現專業上的閃亮轉身。一個年近四十的媽媽級女士，還這樣的追求完美，寄情學問，“老研”當時聞知，敬佩之后自愧不如。隨后，她一路高歌，由講師、副教授晉升至教授，任職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無不得心應手。記得她任系領導職務時，為了取得碩士學位授予資格，四處奔勞，還帶了幾位同事，東至重慶，求助母校老師，并專訪舍下，命我獻計，那種精心盡意，今猶歷歷在目。
前排左3號，田平安。老田仁兄是我們年級的驕驕者。歷任中共西政黨委書記、西政校長，乃首批入圍的中國當代法學名家，榮膺高校名師，一頭的耀眼光環。考取研究生時，他是貴州省納雄縣法院的一名副庭長，也在這個縣的公安局干過，在政法系統閱歷不淺。西政的新老校友對田平安教授大多耳熟能詳，網上關于他的資料一大堆，十分詳盡。對于這位老同學，“老研”的介紹已屬多余，不必贅筆。這里只講點外人或不甚知的往事。
田仁兄與“老研”除了在西政同班，還是北大校友。他是法律系65級高才生，“老研”在哲學系62級附驥尾。“文革”中，我們都上了“井崗山”。 “井崗山”是一個與“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作者聶元梓為頭頭的“新北大公社”“對著干”的紅衛兵組織。關于這段住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前不久鶴駕道山的季羨林老先生的《牛棚雜憶》，其中第六章有一節叫“自己跳出來”，寫到當年北大的派斗，很有趣。“老研”和老田雖同校同“山”，卻無緣相識，不曾打過什么交道，真乃憾事一樁。不過，北大當時校園不闊，人多擁雜，或許在學生食堂打飯時踩過對方的腳，或許在東操場看露天電影時擠掉過對方的鞋，亦未可知。然而，我們有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卻是真的，其中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牛輝林。老牛與老田同系同級，是正宗八兒的同窗好友�？�“老研”為什么能認識老牛呢？因緣還在那個“井崗山”。這個牛輝林就是我們一派的組織—“井崗山”的總勤務員之一。而且，就是因為他姓牛，“新北大公社”管我們“井崗山”叫“牛頭山”，大喇叭里成天喊“宰牛殺猴”。“猴”是“候”的諧音，因為“井崗山”還有一位“勤務員”姓候。這“牛頭山”的“牛勤務員”是不是真如“新北大公社”大喇叭里說的，象個“青面獠牙”的“牛魔王”，這在當時還頗激起了我的一點好奇心。我所在班上也有位同學在那個叫“勤務員”的領導班子里，我就是這樣認得這位“牛勤務員”的，挺英俊的高個子，身材偏瘦。他后來去了山西。1986年我們在太原再見面時，老牛官拜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老“井崗山”相見，格外熱情，牛常委專程陪我去晉祠，親自當解釋員。因有此一節人脈，所以，“老研”敢說，在有幸與老田做西政研究生的同學前，就與他有共同的熟人和朋友。當然，與牛輝林熟悉的程度，“老研”遠不如田仁兄。
前排右1號，雷震。雷仁兄也是老西政畢業生，1967屆的，永川人士，從康定一帶考來，師從王洪俊教授攻訴訟法學，擅長證據制度研究。學位論文《論刑事訴訟證據材料的判斷》。老雷畢業后一直在西政工作，在法律系副主任任上派到保加利亞做訪問學者一年，回校后歷任教務處處長、校黨委常委、紀委書記等職，為西政發展傾注心力。
“老研”與老雷仁兄是真正的“同窗”—同在一扇窗戶底下讀書、睡覺。那間房子如今還在，就是烈士墓校區東山大樓正樓東側樓道的東邊第一間，現早已改為鍋爐房了。雷仁兄的刻苦勤奮是出了名的，夜以繼日，手不釋卷。但有個習慣不好：抽煙，煙癮還不小。有支《康定情歌》，唱的是“跑馬遛遛的山上”。老雷仁兄大學畢業后就一直在那個“山上”工作，搞公安，艱苦��！又累。他的煙就這樣抽會了，十多年的煙齡，改不了。但這可苦了“老研”。“老研”不得不被動吸煙，受不了時，就半當真半開玩笑地叫雷仁兄付“賠償費”。所以，我倆少不了伴嘴。書讀累了，倦了，就伴伴嘴，換換氣氛，活躍心身。
雷仁兄還有一個能讓“老研”開他玩笑的地方是他的名字。“雷震”！那是民國時期的國民黨高官。“你這名字一定是‘文革’改的。怎么改成這么個名字？有何居心？”“老研”總是拿雷仁兄名字說事。雷是忠厚人，每每“嘿嘿”一笑，不了了之。雷仁兄的名字還真是“文革”時改的，本名叫雷通林。但他的這個本名更成為大家的談資。“通林”與“通靈”諧音。老雷的愛人叫陳德玉，學校的財務處老處長，那可是一把理財好手。他們夫婦的名字就與《紅樓夢》掛鉤了。“通林”“德玉”者，“通靈寶玉”也！別看我們班上大多是“奔四”老學生，嘻嘻哈哈的玩笑還真不少。
畢業后，我們同在一系，不久，家屬先后調進學校，兩家關系不錯。雷仁兄做事一向認真盡職、任勞任怨，回避矛盾、推三阻四、利用職權給自己撈好處這一套技巧，他想都不曾想過。當系副主任那陣，他全心全意輔佐系主任盧云教授，讀書做學問上不能不有所耽誤。我倆見面敘舊，他對此不無感慨，每每叮囑我好好做學問，說是“你老兄這方面有發展可能”，話不多，意味重。他也沒有少給我關照。那時經費緊張，外出開會有一定限制，但我的學術活動，他盡量開綠燈。記得雷老兄從保加利亞回來時，向我介紹了不少那邊的情況，還特意帶來些禮品，其中有一個木制香水工藝瓶，小巧精致，我至今還收藏著。
現在輪到說說后排師兄弟了。
后排左1號，黃澤林。正宗重慶渝中半島人士，當時家住校場口，畢業于北京政法學院，師從鄧又天教授攻刑法學。學位論文《論殺人罪和傷害罪》。
“老研”與澤林兄緣分不淺，不但同窗三載，還兩次成為同事。一次是西政畢業后留校工作，一次是在重慶社科院。澤林兄在學校任教不久就去了重慶市公安局，從事他的老本行。那時公安系統的干警平均學歷不高，載有碩士頭銜的澤林兄已是鳳毛麟角，領導頗為倚重。無奈書讀多了，學問情節太重。重慶社科院建院時，市里格外重視，院級干部超規格高配，又向全國網羅人才。當時的市委書記廖伯康先生有句名言：“就是脫褲子賣也要辦好社科院。”那種氛圍是很鼓舞人心的。澤林兄就被吸引了去，籌建并負責法學所。1997年重慶升直轄市，水漲船高，重慶社科院由經濟單列市院成了省級院，陰差陽錯，“老研”被調去任院長。這段時間，澤林兄從各方面關心院里的發展，支持“老研”當院長、當個好院長，用“披肝瀝膽”幾個字來形容并不過分。僅舉一個例子。澤林兄在各級公安機關有廣泛的人脈，在渝中區也頗有聲望。他以渝中區公安分局、檢察院的一些熱心理論研究的干部為基礎，搞起了一個法制研究所，然后又擴大影響，在區委、區人大、區政府的支持下，通過他和一些朋友的共同運作，經過協商，完善相關手續，成立起重慶社科院渝中分院，這也是重慶市的第一家區級社科研究組織。渝中分院成立后，有人員、有課題、有經費，每年至少開一次研討會、出一本研究文集。澤林兄是重慶社科院與渝中分院的聯系人，也是分院工作的指導者。他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和時間。
澤林兄有個好脾氣，處事沉穩冷靜，待人友善厚道，淡泊名利，與世無爭，也不固持己見，隨遇而安，活得輕松自如。緣分所至，“老研”與這位老同學能過知心話。“老研”發現，澤林兄世事洞明，觀事察人，入木三分，但從不當面給人難看，總是陽光待人。有人曾誤以為他缺乏主見，不懂他內涵著大智若愚。
澤林仁兄后來去了南山的重慶郵電大學，他喜愛那里的好山好水好空氣。他60大壽那年，專門來電話，叫“老研”夫婦“去聚聚”。他告訴我，尿糖偏高，天天打乒乓球。他是個放得下、放得開的人。
前排左2號，王威。王仁兄也是“文革”改的名，本名王玉明。他也是老西政1967屆的，在老西政學生中有“筆桿子”之稱。王兄從大熊貓的故鄉雅安考出來，師從盧云、黎國智等先生專攻法理學，學位論文《論龐德法律思想的核心—“法律目的論”》。
王同學六分文氣，四分武氣。后者是從事公安工作帶來的。有一次我們班上聚餐，什么原因記不得了。10個同學濟濟一堂，喝酒聊天，好不熱鬧。鄧又天老師不知怎么知道了，特意送來一瓶他珍藏的好酒。
話說這位鄧老師，可是西政的功勛級元老，人們尊稱為“鄧大人”。他學歷正宗，四川大學法律系畢業，1938年參加革命，真資格的“三八式”老干部，1950年代就是縣級法院的院長，西政刑法學科的創建人和領軍人物。鄧老師特別的平易近人，沒有一點點架子，經常來東山大樓看望我們，不管你是不是學刑法的，他都一概予以關愛。那時候的師生關系，正如窖藏幾十年的好酒——醇厚！
鄧老送來的好象是董酒。“老研”缺乏酒力，所以對是什么酒也印象不深。我們幾位男同學中，田仁兄、雷仁兄等都沒什么酒量，唯有王威仁兄獨占鰲頭，他那以文氣加武氣為內涵的豪氣有了用武之地。可能是喝雜了，喝急了，王仁兄漸漸地說話不清，舌頭變大。一見情況不妙，“老研”與二、三同學一起，七手八腳把他弄回房間躺下。那天“老研”無課也無事，怕出事，就守在那里。果不其然，王仁兄來了個“現場直播”，“老研”趕緊清掃洗抹，讓他喝些熱茶，直到他平靜睡去方才撤出。此后好長一段時日，“王威醉酒”便成了我們最熱的談資。我們把他的醉態添油加醋，表演給他看，還唬他說了什么什么特別私密的醉話。沒想到這位老兄卻沉得住，你笑他不笑，“嘿嘿”兩聲，挑逗不起來。不過，王兄倒是不止一次地對“老研”說：“真不好意思！”
王仁兄思維敏銳，學術情結重，資料工作做得很扎實，有自己的研究理路和觀點，而且比較自信，不輕易改變，也難以被說服。這些都是做學問的好品格。他留校后不久調入科研處，稱得上是用人有方，得其所長。王仁兄出任科研處長還兼著校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為正在科研上爬坡上坎的西政出力不少。然而，在西政科研處，王兄大概算得上是年頭最長的處長了，從管理之道、用人之道看，這對他本人和對學校卻不能說是最好的安排。王威兄對此倒很淡然，后來回到教研室教書，帶研究生，平常心處之。據說西政青年教師親熱地稱呼其為“威哥”，可見他的人氣。王威兄活得真實！自在！
后排左三號，“老研”是也。從略。
后排左4號，陳學明。學明兄是我班男生中的小老弟。重慶南岸人。1977年恢復高考，他一步跨進川大中文系，大二時又破格考取西政研究生。憑這經歷，足資證明他有過人的聰明才智。學明兄師從黎國智教授、盧云教授等治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學位論文《馬克思早期法哲學觀及法律思想初探》。此文被《中國社會科學》全文刊登，乃西政復辦后在此刊物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也是我們首屆研究生中唯一一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正刊的論文。這一成績，向世人展示了西政研究生的質量，雄辯地說明西政研究生培養制度的成功。學明兄為校爭光，一時飲譽西政，傳為美談。
1983年6月，我們畢業留校剛滿一年，學校不拘一格，將學明兄升為講師。那次升講師的名單中，也列有“老研”。當時，研究生畢業升講師要兩年，我們才一年，所以叫“破格”。其實，“老研”時己年屆40，且此前曾從教6年，大學畢業已經16個年頭。“老研”的大學同學，未讀研究生，調入高校后，早在1、2年前已是講師。試想，如果包括“老研”在內的所有“文革”前大學畢業的首屆研究生同學是直接調入高校的，任教1、2年后也該是講師職稱。不過，這是制定規定，“一刀切”的結果，怨不得誰。所以，“老研”的講師不足道，學明兄才是真正的破格。當然，也是水到渠成，實至名歸。不過，“老研”的其他幾位同學有點虧，他們的講師還得等一年。
接著，學明兄前往美國做訪問學者一年，眼界大開，學問更加爐火純青，回校后所開課程，應聽者如云，好評如潮。當時，若有學生來問應選修何種課程，“老研”必竭誠推薦學明兄開的課。“老研”覺得，聽學者講課，重在領悟其治學之方，不在記取多少具體知識。因而，從“老研”而學的研究生，“老研”必趕他們去聽幾位老師的課，其中包括學明兄的。“老研”的要求是，指定的這幾位老師的課，能選修則選修之，不能選修則旁聽之，有時間則全聽之，上課時間有沖突則選聽之。他們聽過后都說，受益不淺。
學明兄畢竟年輕有為，見多識廣，極富開拓精神。任教幾年后，加入了“孔雀東南飛”的行列，展翅南渡，落腳改革開放的前沿、創業者的“天堂”——深圳，辦起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據看到他的人說，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不錯。
說到這里，牽出一個老話題，西政的人才流失問題。從西政的角度講，學明兄他們是第一批“流失”的人才。但從全國講，他們可能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況且也擴大了西政的影響。說實話，留校任教的大多經過精心挑選，還是比較優秀的學生，這么多優秀人才擠在一堆，僧多粥少，西政又劃轉地方，處在西部，平臺有限，東部地區需要法律人才和法學教師，年輕教師謀求發展，無可厚非，畢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雖然也很無奈，但無奈檔不住精彩以及對精彩的憧憬。再說，西政為什么生生不息？優秀人才象韭菜一樣，割一茬長一茬？說好聽點，是因為學校有比較深厚的學術積淀和學術傳統，這是帶不走的，再加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規范化的人才培養機制。說得不好聽點，還不是原來的學科帶頭人、教授走了后，騰了位置，促進排老二、老三的上臺階、上臺面，也上水平。他們原來沒有機會，現在可以去與國內外同行高手交流、對話，甚至過過招，見多了識廣，識廣了膽增，膽增了魄大，學術就會有新的氣象，不過幾年，他們就又嶄露頭角，脫穎而出。當然，也有接不上氣的學科，從此可能一蹶不振。至于學校如何拓展辦學空間，為人才發展提供更好平臺，以及如何以事業留人、政策留人、感情留人等等，是另一個層面上的話題，非“老研”這篇小小雜憶能勝任的。
已經扯遠了，還是回到學明兄的話頭上來。此后，“老研”與學明兄天各一方，難得一見。在重慶相聚的僅兩次。一次是1997年6月，盧云教授因病謝世，他趕來悼念，在追思會上作了很好的發言，情深意切。其時，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不及敘舊。另一次是2000年，學明兄回重慶老家辦事，專門尋我到社科院，令“老研”喜出望外，見面抱成一團，暢敘舊情，細說別后，品味人生。“老研”聽得出，學明兄當年棄其所愛，另辟蹊徑，亦無奈之舉，內心不勝其痛。雖然飽嘗創業艱辛，但畢竟大展才智，日子充實，言語間挺有成就感，“老研”著實為之高興。是金子到哪里都會發光！信哉！是言。
后排右1號，楊再明。再明仁兄是老西政1968屆畢業生，師從董鑫教授治刑法學，學位論文《論量刑的原則》。再明兄農家子弟，勤奮扎實，樸質無華，木納其表而明理于里，節禮自重而寬厚待人。
再明仁兄研究量刑問題，遍及古今中外，自覺對中國古代法律史料掌握不夠，不恥下問，跑來與“老研”討論。在同班同學中，就畢業論文所涉資料和學術問題互相切磋商討的，在“老研”經歷中，還只與再明兄之間有過。后來，“老研”也帶了研究生，每每提倡他們互相幫助、多做交流、切磋學術、啟發思路。獨立完成學位論文并不是要求研究生之間搞學術封鎖，即使是研究同一個學術方向，甚至同一個學術專題，由于思路有別、方法各異、運用資料切入點不一，寫出來的論文仍是各有千秋，可以相得益彰，不會相互遮蔽。這些體會，是從與再明仁兄的交流中得來的。
基于有這樣推心置腹的學術切磋，留校后我們倆家也走得近。再明兄夫人在財務處工作，每次見我去報賬，總是耐心指導，能快則快。再明夫婦是川西人，家有老人需要孝敬。權衡再三，最后去了四川政法干部管理學院。搬家時，我們去幫點小忙，道別時，還真有點依依不舍。
照片中的人物介紹，到此已完。但還有一位，“老大哥”周京東，不能不提。
京東仁兄是1962年進老西政讀書的，是與“老研”同年同科的高考生。那年共和國還處在“三年暫時困難”時期，全國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高校招生緊縮，大批高中生回鄉或下鄉務農。京東兄能在此年考入大學，而且進的是政審特嚴屬于保密專業的西政，真不簡單。西政是四年制本科，“老研”讀的是五年制本科，所以京東兄1966年畢業，“老研”晚一年才畢業。在他將畢業時，“文革”發生了，一直持續了10年。故爾，京東兄與我們一樣，都推遲分配，直到1968年才陸續離開學校。京東兄分到貴州省基層做公安工作，讀研前，好象已做到了科長一級。若繼續做下去，一定前途無量。1980年代初，中央有文件，在經過基層鍛煉的大學生中選拔二梯隊、三梯隊領導干部，前兩三年活躍于各省市，甚至中央部、委、辦、局的不少領導干部，都是在那個文件的大背景下選拔出來的。憑京東兄的德識才智，不是沒有這樣的機會。但他毅然決然選擇了讀書。在我校首屆研究生中，66屆畢業生就他獨一個。說明這個年齡段的老大學生很少選擇走這條路。
京東仁兄入學后，就做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這也是眾望所歸的事。他把大家團結得很好。譬如，一日三餐前，他會準時在走廊上招呼我們：“走得��！吃飯--”于是我們開門出來，一手提1、2個熱水瓶，一手拿著碗筷，反身鎖上門，跟著他下東山，去教師食堂。教師食堂原址就在現在教師住的高層樓那里。飯后，我們又一起去招待所的鍋爐房打開水。招待所在現在的老年活動中心往食街方向的途中左側，即網球場的場外大路旁，后來劃撥給川外，川外在招待所原址上建起幢大樓，并修了一道圍墻。打完開水，我們一隊人馬又沿著現在去嶺南廳旁的小路返回東山大樓。每天三趟，有規則地繞上一圈，齊進齊出，曾是西政的一道風景線。有時晚飯后，我們也會去爬歌樂山，不過不一定是全體出動，三三兩兩自由組合較多，不過，也是老周招呼的次數多。京東兄很注重建設團隊精神，是一位有親和力、協調力和統籌力的好大哥。當時，“老研”還不是黨員，京東兄在一起爬山散步時與談過幾次，大意是鼓勵“老研”積極爭取在讀研階段入黨。
“老研”估計，京東兄在干公安工作時已經積勞成疾，只是當時尚未明顯發作，后來又被超強度的工作、入學考試、入學后的緊張學習掩蔽住了。入學后，他顯得很瘦，臉面有點青黃。后來回想，這些不是正常身體的信息，可是我們都不懂，大意了。等到發病，已經晚了，而且是要命的肝癌晚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時日，已是骨瘦如柴，進食艱難。當時，其他同學都外出做論文調研去了，“老研”是治法史的，基本史料已經有了，就沒有再往外跑，受同學之托，去醫院多看了京東兄幾回。京東兄住在袁家崗的重慶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里，那時交通不便，來去一趟得大半天。他什么都不想吃，不舒服，疼痛。“老研”無措手足，一些安慰的詞匯已蒼白無力。“我給你推拿按摩一下吧！”他點點頭。“老研”在中醫學校呆過幾年，聽說過怎樣推拿按摩，但從未實踐過。于是，拾起殘存的記憶，認真地在京東兄那皮包骨的身上做起最蹩腳的推拿按摩。沒想到京東兄竟說好，我知道是為了感謝說的。這樣也好，探望他時，就給他拿捏拿捏。
周京東仁兄已走了28個年頭有多。記得遺體告別儀式時，他的4、5歲的兒子跪在那里哭喊著不肯起來。這一幕特別令人辛酸。他都已經堅持到撰寫論文階段，離獲得學位僅一步之遙。“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在紀念西政研究生招生30周年之時，“老研”特別忘不了這位好大哥！
說實在的，我們這屆研究生挺不容易的。其時，西政剛復辦，條件差，圖書資料不足，這些都還在其次。我們都經歷過十年“文革”的歲月蹉跎，重進大學殿堂，特別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讀書問學，真可謂夜以繼日，專心致志。30多歲的人了，畢竟比不得20左右讀大學那陣，可我們的讀書任務比讀大學那陣還重，時間安排得更緊湊。這是很容易出問題的。周京東實際上就是“過勞死”。還有“過勞病”的。記得雷震兄就病得不輕，虧得王洪俊教授與夫人張老師愛生如子，接到他家里細心調養，才康復如初。
當年，西政的管理很嚴，校風淳樸，有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師德高尚，愛生敬業。他們在平時關心學生無微不至，但在考場、答辯場上一絲不茍，決不放水。拿我們這屆研究生來說，畢業時還有9人，竟有2名未授予學位，占比達22％。第二屆研究生只有3人，有1人未授予學位，比例更是高達1/3。“老研”以為，西政真正的憂患，不在一時的人才流失，而在于這些優秀傳統的流失。
人們都仰慕名師，自古有“名師出高徒”之說。但師之名與不名，當世之時，恐難定論。固然，我們現在，有定期的“名師”推薦、評定、命名制度，學生知道誰是名師，可以景從。然即便如此，名師也只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現在，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學里，碩士研究生半萬，博士生上千，90％還得非名師帶，難道還能守著“名師出高徒”的陳說過日子？！“老研”以為，“名師”其實是“高徒”造的，徒的成就越高，師的名氣就越大。“老研”還以為，高徒是由嚴師造的，不是“名師出高徒”，而是“嚴師出高徒”。嚴師帶出了高徒，高徒造就了名師，于是嚴師成了名師。如此循環往復，生生不息。“老研”在這里說的“嚴師”之師，不僅僅指李師、張師、王師這些身為自然人之老師，而更指一學科之師德、師品、師格、師識、師風之師，還包括一校之校制、校紀、校風、學德、學統之師。也就是說，是嚴校、嚴學科、加上治教治學嚴格的老師培養高徒，高徒造就名校、名學科、名老師。
諸君以為善乎？！
2009-8-1
2、介紹一幀老照片
——1984年我校法律史教研室合影
1984年秋，西政建校三十周年，在圖書館舉辦校史展覽，法律史教研室的老師和在讀研究生合影留念。是時，學校復辦初期，條件艱苦，百廢待興，然校風純正，師生和諧，上下齊心，一派蒸蒸日上的氣象。那是一個出成果、出人才的時期，也是一種出成果、出人才的氛圍，令人懷念！記憶猶新！特將這幀老照片公諸博客，與諸君共享之。
現將照片中有關人士介紹如下：
前排：
右4：楊景凡先生，四川渠縣人，教授，碩士生導師，我校法律史學科創始人，復辦后首任教研室主任，時任�？蒲刑�(加掛研究生處牌子)處長、校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國法律史學會副會長、四川省法學學科高級職稱評審專家組成員等。
先生乃川東地下黨員，在西康一帶從事軍閥部隊的策反工作，極獲成功。西政建校時主動膺命，棄官從教。有獨立見解，又秉性剛直，從不違心說話做事，為此吃了不少苦頭，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對象，“文革”更是第一批打倒的“牛鬼蛇神”。“文革”中，西政被宣布撤銷，先生不顧個人安危組織上告上訪，開展護校斗爭。對教師的教學、科研和學生的學業要求報嚴，但對他們的生活無微不至，自已在家從不問柴米油鹽，但卻主動考慮教師、學生的生活細節。復辦之初，知張警先生將到校，年屆60的他親自帶楊和鈺老師去磁器口替張先生買煮飯的煤炭爐子并背回來。研究生顧培東、江必新結婚，原想在學生宿舍因陋就簡。他認為學生宿舍不能作新房，不能開這個頭，同時向后勤部門借了一套東山剛修好的教師宿舍給他們作臨時新房，并親自為他們操辦喜事。先生在師生中享有極高的威望，有很強的感召力、親和力和凝聚力，所領導的法史學教研室內得人心、外有形象，人才濟濟，碩果累累，一時稱盛于全國法史學界。在計劃經濟時代，政法專業屬絕秘專業，按黨校性質辦學，教師不評職稱。1979年，學校自建校以來第一次評了首批副教授4名，楊先生為其中之一。其余三人是黎國智、周應德、羅世英。這以后多次評高級職稱，先生均以自己不夠教授水平謝辭。1988年楊先生已退休，按政策可以評為教授，且不占學校的高級職稱指標，但他仍以水平不夠推托。后來是評委會“強加”給他一個教授頭銜。這事曾在學界傳為美談。
好讀書思考，治學嚴謹，德高望重，慎撰文，精招生。1979-1986年的8年中只帶了三名研究生：筆者、胡澤君、唐忠民。
有合著《論孔子》(內部印行)、《孔子的法律思想》傳世。先生鶴駕周年時，學生和家人將其部分論文、讀書筆記、日記等收錄于《景凡文存》。
2001年逝世，享年83歲。
右5：張警先生，浙江余杭人，教授，碩士生導師，司法部二級英模，我校法律史學科創始人，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中國法律史學會副會長、四川省法學學科高級職稱評審專家組成員等。
先生早年畢業于內遷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解放初即成為國內自己培養而非吃洋面包出身的政治學教授。1958年先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繼而在深挖漏網右派中未能逃脫厄運，被劃為右派分子，打入另冊，勞動改造之余，分配做一些政治法律史的資料工作。“文革”時學校強令解散，先生被迫退休回浙江老家賦閑。1977年，杭州大學創辦法律系，請先生出山執教，當此時，我校復辦請他回校的信函亦到，先生毅然放棄杭大優越的環境，立刻返回學校投入復辦工作，從頭備課并當年即為1978級開設“中國法制史”。先生治學嚴謹，熟讀中外經典，《尚書》、四書等倒背如流；版書一絲不茍，一手漂亮諧書，令人叫絕。先生惜墨如金，然宏論一出，無不嘆服。懷效鋒、江必新、葉峰、莫家齊、呂志興等均出張先生門下。退休后經反復修改才出版《<晉書刑法志>注釋》，乃傳世之佳典也。先生無子女，夫人因受政治運動刺激，神智失常，晚景不免凄然。
2004年逝世，享年86歲。
右3；孫守煌先生，四川人，教授，碩士生導師，我校法律史教研室第二任主任，曾兼任多種校內外職務。已退休。
右2：楊聯華先生，江蘇無錫人，教授，碩士生導師，我校法律史教研室第三任主任，曾兼任多種校內外職務。已退休。
右1：錢大經先生，重慶市合川人，副教授。已退休。
左4：胡星橋先生，重慶市渝中區人。2007年逝世，享年99歲。
左3：謝風釗先生，重慶市人，后調重慶市政府參事室任參事。
左2：郭惠芬先生，女，四川崇州市人，教授，后調四川省政法干部管理學院任教。
左1：楊和鈺先生，女，四川成都人，教授，碩士生導師。重慶市和司法部“三八”紅旗手。早年畢業于西南政法學院，品學兼優，留校任教，并送北京政法學院訴訟法研究生班深造�；匦：筅s上反右運動，其丈夫黃濤先生被劃為右派，她由于“不能劃清界限”，也一起打入右派行列。學校復辦，楊景凡先生組建法史教研室，誠邀她加盟。她以誠報誠，放棄訴訟法而改攻中國法制史，并不久就給七八級開課，一舉成功，深受學生愛戴。此后在法制史領域耕耘20余載，成績斐然。現已退休。
后排：
左1：曾代偉，教授，博導，畢業于四川大學歷史系，曾任法律史教研室主任，校教務處處長等，兼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理事等。
左2：王人博，教授，山東人，西南政法學院1979級，在西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碩士學位，曾任《現代法學》主編。現任中國政法大學博導、《政法論壇》主編等。留影時為法史教研室助教、外國法制史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師從林向榮教授。
左3：舒揚，教授，四川人，西南政法學院1978級，在西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碩士學位，曾任廣州大學副校長，現為廣州市社科院黨委書記。留影時為法史教研室助教、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師從孫守煌教授。
左4：陳金全，教授，博導，四川渠縣人，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曾任法律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等。
左5：蔣慶，教授，貴陽人，西南政法學院1978級，獲法學學士學位。當代儒學研究者，陽明學院創辦人、山長。留影時為法史教研室助教，后調深圳市行政學院。
左6：江必新，大法官，湖北人，西南政法學院1978級，在西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碩士學位，曾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副院長，現任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留影時為中國法制史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師從張警教授。
左7：本文作者。
右6：夏勇，教授，博導，湖北人，西南政法學院1978級，在西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碩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現任國家保密局局長。留影時為法史教研室助教、外國法制史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師從林向榮教授。
右5：李竹，研究員，云南人，西南政法學院1979級，在西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碩士學位，曾任國家安全部處長，現為國務院政策研究室高級研究員。留影時為法史教研室助教、外國法制史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師從林向榮教授。
右4：胡澤君，重慶人，西南政法學院1978級，在西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碩士學位，曾任西南政法學院黨委書記、司法部副部長等，現任中共十七屆中央侯補委員，廣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留影時為法史教研室助教、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師從楊景凡教授。
右3：羅鴻瑛，教授，碩士生導師。重慶人，1968年畢業于四川大學歷史系，致力于古代簡牘研究，成績頗豐�，F已退休。
右2：楊玲，副研究館員，現為行政法學院科研秘書。留影時為法史教研室資料員。
因事未能參加那次留影的還有幾位老師和研究生，特別是林向榮先生，是我校師生永不能忘懷的。
林向榮先生，教授，碩士生導師，河北昌黎人，我校法律史學科創始人，曾任法學研究所首任所長，校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員委員，司法部“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重慶市、司法部先進工作者等，兼中國法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法學學科高級職稱評審專家組成員等。
1947年考入臺灣大學，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大陸解放前回大陸轉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又入蘇聯專家任課的訴訟法研究生班。畢業后分配到西南政法學院任教。由于他在臺灣大學的這段歷史找不到證明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直被懷疑為臺灣特務而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更是橫遭批判。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天津國安局才找到他，證明他確是臺大地下黨組織成員，這樁使他背了近40年“臺特嫌”的黑鍋才真相大白。50多歲的他重新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林先生精通日、俄、英三門外語，學識淵博而精湛，治學嚴謹，淡泊名利，師德高厚，深受廣大學生愛戴，亦為國內外學界稱道，夏勇、王人博、李竹等皆出自其門下。80年代就應日本一橋大學邀請赴東京參加法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并作學術講演，是我校最早受邀去國外講學的學者。
現已退休 。
這幀老照片留住了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科極盛時期歷史信息，極其寶貴�；貞涍^去，傳承精神，開拓未來，責任重大，責無旁貸。我國法學和法治發展已進入繁榮時期，因之而需要更多的理論支撐，而這理論決非抄搬外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業已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業已創建，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理論體系的創立還會遠嗎？！回采法的歷史，提煉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理論體系的固有元素勢在必然，勢在必行。這無疑將是法史學的新機遇和新挑戰。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科諸君準備好了嗎？！
寫于2007年11月
3、在我校更名慶典大會上的發言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
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集會，慶祝我校由學院更名為大學。從此以后，我們就將以“西南政法大學”屹立于大西南！屹立于政法戰線！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就將以“西南政法大學”的校名載入社會主義中國的教育史冊！就將以“西南政法大學”的身份步入國際間高等學校友好交往的行列。從此，我們“名正言順”了！作為一名西政人，我們理所當然地為自己有了新校名而驕傲！為自己有了新校名而歡呼！為自己有了新校名而鼓掌！
我校更名為大學，是黨和人民對我們四十二年辦學成績的一個檢閱！一個肯定！這一更名，凝結著我校幾代師生員工的辛勞和汗水！積聚著我校五萬多名校友和近萬名在校教職員工、各級各類學生的熱切企盼！反映了我校在黨和政府的親切關懷下，在司法部、各級教委的直接領導和指導下，改革開放，大力發展政法教育的豐碩成果。
在這大喜大慶的日子里，我們不能忘記，西政的老前輩們在五十年代初期，背負著黨和人民的期望，來到歌樂山下這塊被烈士的鮮血染紅的土地上，發揚延安抗大精神，披荊斬棘，白手起家，創辦了這所社會主義政法大學！我們也不能忘記，老一代西政人在那是非顛倒的“文化大革命”中，頂著“砸爛公檢法”、“停辦政法院校”的狂風黑浪，不怕被打成牛鬼蛇神，不怕坐牢，不怕挨批挨斗，團結奮斗，不屈不撓，保衛了這所社會主義的政法大學。從而使我校能在1977年領先于全國所有的政法院校而得到復辦，并成為國務院批準的第一批重點大學之一。我們更不能忘記，我們是怎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指引下，“東山再起”，艱苦辦學，發展了這所社會主義政法大學。光榮屬于我們偉大的黨！也屬于我們！屬于我們所有的把一生的光和熱獻給了這所大學的老領導！老前輩！老教師！老職工！老校友！屬于我們在座的廣大的辛勤的園丁和奮發向上的學子們！
我校更名為大學，不但給我們帶來了一份榮光，也同時給我們增添了一份責任。它意味著我們學校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它要求我們培養出更多更好的政法專門人才和其他各類人才；它要求我們在教學上更上一層樓，在科研上更上一層樓，在管理上更上一層樓。它標志著，一個以政法類專業為主體的綜合性的社會主義大學的藍圖已經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一定要抓住機遇，使我們學校穩穩地跨上這一個新臺階，再跨上一個更新的臺階。
作為一名政法教育戰線上的老兵，我將和全校所有教師、職工一起，把更改校名作為一種動力，為人師表，誨人不倦，一如既往地為政法教育事業添磚加瓦，為一代一代新人的成長甘當人梯，給他們送去道德人格，送去最新知識，送去溫暖，送去希望。
老師們！同學們！西南政法大學是我們的！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她！愛護她！培育她！發展她！使她早日建設成為一所第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愿我們的西南政法大學揚起風帆，乘風破浪，順利前進，駛向明天！
謝謝大家！
1995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