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1985）的年秋天，在我國西南山城貴陽，誕生了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這是國家改革開放新時期到來不久，法學領域生氣復蘇的盛舉，經歷了建國后多次政治運動災難而幸存的憲法界學人代表濟濟一堂，互談衷曲，其歡悅之情，可想而知。記得在其剛開始的預備會議上，王叔文總干事講：“這次會是群雄畢至，少長咸集。”他要轉話鋒時，我當即插上了兩句：“你這是說的人文環境，還可加上地理條件：‘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這都是晉朝王羲之“蘭亭集序”名文中的名言，大家都異常興奮起來。
二
學術研討的年會，每年易地召開一次。我除了三次出國未能參加外，余皆應邀前往。來自東南西北的法學院校、科研機構和有關部門的學界同仁，一年一度的切磋琢磨，交流體會，其樂何似。記得頭幾次的討論內容，以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的主題居多。對于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與機構，一開始就明確提出來。當然在消極的怨聲之外，積極建議仍為主流。
三
在學會理事的名額分配問題上，最初幾期的爭論較多，主要是數額與人員各地有些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北京的理事太多，外地的少了，有的省級（如西藏）還沒有，不夠平衡，有的認為學校與研究所以及政權機構的比例要協調。至于對人員是推薦或指定，看法也不盡一致。于是有的省市（如江蘇與南京）就爭論不休，最后是各有其名額而告結束，也就相安無事，活動正常運轉。
還有就是開會的地點與經費問題，每年都是要大傷腦筋的。由于各種原因，變了又改，甚至告吹。記得某一年都已定下在某省開，因當時各級人大換屆改選，原來承諾的人已經下去，結果就無法兌現。而且中國法學會每年下撥的經費也十分有限，杯水車薪，無濟于事，以致無權無錢單位難以承受。
四
最近十多年，學會的一些頭面人物走了不少。據我所知，王向明、何華輝、吳杰、肖尉云、趙樹民等位先后駕鶴西歸，尤其是徐秀義英年早逝，這是我們學會的重大損失。
這次我借此機會，來著重回憶一下何華輝先生。我和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在人民大學法律系同學，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先后相隔一年來到江城，他去武漢大學，我在中南政法學院。在母校時知其名而未謀其面，由于同專業教學，到武漢就自然往來密切。可惜好景不常，命運多舛，五七年反右那一劫數他未能逃脫，戴著右冠去勞改，哪還有相見之緣分呢。1985年搞什么教育革命，把武大法律系合并于中南財經、政法兩院而成為湖北大學。凡在武大劃為右派的如韓德培、姚梅鎮、馬克昌、何華輝等等，均未合并過來。直到“文革”之后，又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之初，中南政法學院和武漢大學法學院分別恢復，而何先生又大難不死，落實政策，我們才得以重新見面聯系。從此我們就在業余方面與生活上來往頻繁。在中國憲法學會成立后不久，湖北省憲法研究會也誕生了。按照組織領導的協商安排，他在全國的學會任副總干事，我在省里研究會當會長。而且省的各個二級學會即研究會，武大和中南均有分工的，即某個學會由武大任會長，某個學會由中南任會長，這在省法學會歷屆均有口頭的君子協定。這且不論，我是很敬重何先生之道德文章的，如他的專著《比較憲法學》是其教學與科研的代表作，質量之高且好，為學人所公認。我看當前出版了不少的同類版本，上無有出其右者。茲不祥贅。以他之為人而言，正直無私，心直口快，這也許就是他當年被劃成了右派的重要原因。據說就是對于頂頭上司的教研室主任某些胡作非為無情地揭發與批評有以致之。當然，他有性情急躁和不夠冷靜以致事與愿違的缺點。我這里記起一件尚未忘卻的小事，那是當年周葉中同志的博士答辯會，在他家的客廳里開，我是答辯委員會主席。他作為導師給提出的某個問題中，葉中在回答時不合他意時，他就當場發了大脾氣，當葉中作出辯解后，他仍耿耿于懷。我只得當和事佬，說我們三個都是湖南人，辣椒性格和“炮筒子”。多少年后他還提及此事。我說這還夠不上尊重與否的問題，我是提倡并允許學生提出與我自己不同的論點并進行討論的。于今何兄早已作古，我重提并無貶義，只是覺得他急躁氣盛似乎損及了健康。要“制怒”以求心態平衡才好。
五
憶及往事的一鱗半爪，旨在從微觀尚總結點滴歷史經驗，以策勵未來。現在我們這個全國性的研究會具有一派生機蓬勃景象，新人輩出，碩果如云，學域前程正未可限量。我則“老夫耄矣”，但尚無“老氣橫秋”之概。退休十年來，仍在堅持給專業研究生講點課，有機會在國外跑跑，自覺腦還能用，腳還能動，去年在北美整整待了一年，今春夏又在國內東南溜達，先后在長沙、廣州、深圳和廈門的幾所高校法學院作旅游講學，聯系實際，就地取材講點國外民主憲政的現實，如美國總統大選和我國憲政憲法的歷史素材，尚獲專業之碩博研究生之肯定。我是教了半個多世紀憲法專業的，且業余尚愛好格律詩詞書法文藝。只要能想、能寫、能講，就生命不息，奉獻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