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迎來了建院60周年。繼北大77級校友何勤華、何山在本報連續刊載“北大77級的回憶”、“老照片的回憶”，西政校友張衛平連續刊載“西政———印象79”之后，本報推出“口述歷史”欄目，由人大法學院的一批法學界老前輩、中青年法學家、青年學者為讀者獻上精品文章，敬請關注
周惠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心理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自1954年起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物證技術學、偵查學、犯罪心理學等教學研究工作，是新中國最早從事偵查學研究的學者
□周惠博
1927年，我出生在遼寧省海城市。我最初的理想是成為一名醫生，但在苦難的舊中國，時局的動蕩使我不能實現自己治病救人的夢想。由于戰爭的原因，我被迫放棄了在東方醫學院的學習，徒步回到沈陽，后來又輾轉來到北平。新中國成立之前，我來到北平，在著名的朝陽大學學習法律。1949年朝陽大學改建為中國政法大學。
實踐是真正的良師
1950年3月，我來到人大，從此與人大結下了不解之緣。解放初期中蘇關系密切，很多前蘇聯專家到中國來傳授知識，法律系的教學計劃也是按照前蘇聯的教學大綱進行的。為彌補師資力量的不足，法律系有很多學生被抽調出來，一邊向前蘇聯專家學習，一邊給中國學生講課，也教也學，教學相長。
1953年2月，就在我畢業的時候，法律系新開設了“犯罪對策學”這門全新的課程，但是缺少這方面的教師。那時，因為我的成績還算不錯，系領導就找我談話，讓我來承擔創建這門課程的任務。
面對新設立的課程，沒有教材、沒有參考書、沒有實踐經驗，我感到一片茫然。在這樣的困難局面下，我向系領導提出了申請，到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去實習，向偵查實務部門的同志學習。在那段實習的時間里，我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工作，一邊學習一邊備課，再將實踐中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刑警大隊的正副大隊長都曾經從事過地下工作，有豐富的偵查經驗，在他們的指導下，我在公安局里學到了指紋、刑事攝影、痕跡、文檢以及破案、訊問等技能和知識，也深刻地認識到實踐才是真正的老師。有一年暑假，我用兩個月的時間到上海市公安局刑偵處學習。局里同志安排我住在賓館，但我還是堅持和偵查一線的同志們吃住在一起，因為我想只有能和公安局的同志們一道在第一時間趕到案發現場，我才能體驗真實的偵查環境。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還不穩定，刑事案件頻發。案發現場有的距離市區遙遠，我們接到任務后要連夜趕往現場進行勘查。有時案件已經發生很久，尸體已經腐爛，我就得在惡臭中觀察偵查人員如何進行尸檢。從案發現場回來后已經是深夜，偵查人員經常吃夜宵，可是剛剛接觸過高度腐爛的尸體，我根本吃不下。當時的困難確實是超出預料的，但是我從沒有放棄自己的初衷。時間久了，我逐步適應了偵查員的生活。
在公安局學習的這段時間里，我不僅僅學到了偵查方法和策略，還學到了刑事技術。當時的偵查設備十分有限，我所能學到的也只是傳統的偵查方法，比如痕跡檢驗、指紋檢驗、槍彈檢驗等，但是當時這在國內也算是較先進的技術了。每一次學習都先由偵查人員親自向我示范，然后我再自己操作，最后進行總結。通過充分地實踐，我終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知識，為后來的教學工作打下了基礎。
在困境中頑強發展
1954年上半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實習一年后，我回到了人民大學，走上了一直向往的教學崗位。在當時，我是全國高等法律院校犯罪偵查學的第一任教師。
當時，由于還是學生，和其他很多青年老師一樣，我一邊講課，一邊學習自己尚未修完的課程。新的課程沒有教材，課程開始并不順利。幸虧在前蘇聯專家到來之前，著名的翻譯家王之相將《犯罪對策學》的俄文本翻譯成中文，我們才勉強渡過了難關。一學期之后，前蘇聯著名的刑事法律專家柯爾金到人民大學授課，并且帶來了課程的教學大綱和教材，教學僵局才終于被打破。我的第一屆學生是曾經和自己一起上過課的本班同學，說是教授課程，實際上我和他們是亦師亦友，在教學過程中相互學習。
犯罪對策學課程的實踐性很強，很多內容都是在不斷更新的，所以我只能用一個學期上課，下學期就得外出調研。我曾到過全國2/3以上省市自治區，每到一個地方都聽取當地公安機關偵破案件的經驗，并收集典型案例。如果有條件的話，我還會到一些偏遠地區考察。
偵查學實驗室的建設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上半年，法律系的偵查學實驗室終于建成，這是我國高等法律院系中最早建立的實驗室。在前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實驗室最初的起步是很快的。但在當時，雖然人民大學的教學經費非常充足，經驗和設備卻都很缺乏。為給實驗室添置設備，我們要先向前蘇聯專家咨詢，在他們列出清單之后，由我們自己去購買，有些化學藥劑還要我們自己調配。前蘇聯專家撤走以后，人民大學法律系開始了艱苦的探索歷程，偵查學也不例外。在那段時間里，我常常背起書包，到王府井文化用品服務部，買照相機、放大鏡、顯微鏡等設備。為了保證實驗效果，我們買的設備都是最好的，放大鏡是東德的，第一臺顯微鏡是日本產的，洗照片所需要的暗室也是在公安部的指導下一手建造起來的。
1966年開始的“文革”給中國人民大學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各級黨政組織陷于癱瘓，教學、科研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停辦，偵查學實驗室也被迫停止了工作。
令人欣慰的今天和未來
1985年，經原國家教委批準，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開始招收物證技術學碩士研究生。為適應物證技術學教學和科研的需要，1986年經校長批準，將實驗室更名為物證技術實驗室。歷經十多年的建設，特別是1990年在原國家教委的支持下，物證技術實驗室得到世界銀行貸款的幫助，補充和更新了部分儀器設備，而且為物證技術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提供了科學實驗基地。
1989年，經司法部批準，法學院建立了中國人民大學物證技術服務中心(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物證鑒定中心)，依托物證技術實驗室的設備、技術力量，鑒定中心面向全國開展司法鑒定和咨詢服務，為學生的實踐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我這一生與“三”字有著奇妙的關系。教書育人六十載，我站在三尺講臺，手握三寸粉筆，憑著三寸不爛之舌來向學生們傳授知識。面對六十載的教學生涯，我的感悟就像朱自清先生的一句名言那樣“一切都平平常常地過去了，要說是福，這就是福�！眲⒂礤a的詩說道：“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弊鳛橐幻镒C技術學教師，我從內心能為從事這么偉大的事業而感到無比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