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10月16日晚，“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系列講座第四講在明法樓602教室舉行，我院法理學教研室朱景文教授以“我看人大法學院三十年發展”為題，結合自己自30年來在法學院學習、工作的經歷，為同學們講述了改革開放以來一代代人大法律人團結奮斗，最終取得學院今日輝煌成就的歷程。我院副院長胡錦光教授作為特邀嘉賓出席活動并點評，活動由院黨委副書記鄭小敏主持。 鄭小敏副書記首先向同學們介紹朱景文教授于1979年考入人大法學院，親身經歷了30年法學院從平穩發展、快速發展到走向輝煌的歷程。朱景文教授所親歷的這30年是法學院60年發展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關鍵的時期，而朱景文老師作為這段歷程的見證者和推動者，一定會為大家呈現出一幅生動形象的人大法學院的發展畫卷。 在介紹法學院30年發展歷程之前，朱景文教授首先特別強調了學院老一輩法學家在改革開放前這段歷史時期所起的開創作用，指出法學院今天的輝煌成就離不開老一輩法學家所奠定的堅實基礎。接下來，朱景文教授結合自己的求學和工作經歷作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朱教授將這30年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70年代末到1990年，法學院依靠老一輩法學家50年代以來奠定的扎實基礎，各學科都得到了發展。第二階段從1990年到2005年，人大法學院抓住各種機遇，在中國法學教育界取得了非常突出、驕人的成就。第三個階段從2005年至今，人大法學院在國內法學院之間的競爭中狠抓隊伍建設，練內功，在新的時期做出了新的貢獻。 在講述第一個歷史階段的時候，朱景文教授首先介紹了自己作為復校后法律系第一屆研究生考入人大時，在十分艱苦的學習條件下，學生們珍惜時間，刻苦閱讀的場景，而自己現在的理論基礎就是在當時通過扎扎實實閱讀經典著作打下的。他還介紹到，在當時為法律系學生授課是孫國華教授、高銘暄教授、許崇德教授、王作富教授、張晉藩教授等非常著名的法學家，自己非常有幸在成長過程中直接接受這些中國法學界泰斗的教育。 談到人大法學院在當時全國法學界地位，朱景文教授為大家展示了他特地帶來的一套80年代初由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法學教材。在這套教材中，許多教材的主編、副主編都是人大法學院的教師或者畢業生。從當時這套統編教材就足以看出人大法學院80年代在中國法學界的地位。在提到人大法學院的學術地位時，朱景文教授講到博士點是現在衡量一個法學院的學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而在當時設立博士點完全依靠一個學院的學術實力。1984年法學院就設立了第一個博士點——刑法學博士點，由高銘暄老師作為帶頭人，而高銘暄老師也于1983年在法律系第一個被評為教授。到1986年時，法律系又擁有了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三個博士點，分別由孫國華教授、許崇德教授和佟柔教授領銜。朱景文教授強調，老一輩法學家作為法學院各個學科的奠基人，踏踏實實做學問，始終以書為生，勤勤懇懇，法學院今天的成就是與他們當年的開創性貢獻分不開的。 朱教授還提到，老一輩法學家對學生十分關心，非常重視對他們的提攜與培育，使得今天法學院的中青年法學家能夠迅速成長。此外，中青年法學家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有較多的機會出國進修，開拓了眼界，為學科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特別強調當時要求教授到一線為學生授課為這個時期法律系的教學質量起到了重要的保證作用。 談到第二個階段，朱景文教授指出這是人大法學院在已有基礎上向前跨越的關鍵15年。這個時期各個學校都在進行新老交替，而人大法學院采取以老帶新的策略，特別是在曾憲義教授的帶領下，人大法學院取得了一些關鍵的成就，搶占了一些制高點。此外，在這個各法學院校激烈競爭的時期，人大法學院還為其他學校輸送了大量的人才，對其他學校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朱景文教授還強調，人大法學院在這個階段形成了一種合力，大家之間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人大法學院的利益為依歸，形成了一種整體優勢。說到學科發展情況，他介紹到，這個時期法學院延續了80年代中青年力量迅速成長的勢頭，在刑法和民法兩個學科形成了相對明顯的學科優勢，而其他學科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使得人大法學院在國內法學院當中建立起齊全的學科體系和整齊的教師隊伍。朱教授還提到，在這個時期，法學院除了軍事法學之外擁有了所有的法學一級學科的博士點，并在04年教育部全國第一次學科評比中取得了全國第一的成績，這些都實實在在反映了人大法學院在各個學科領域中的地位。 并且，在這個階段，人大法學院在外事活動方面有非常突出的成就。我們先后舉行了中美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中歐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中日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特別是2000年，人大法學院舉行了21 世紀世界百所著名法學院院長論壇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同志出席。 隨后談到法學院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他說，為提升競爭力，法學院采取了許多措施。首先，法學院積極引進人才，許多學科都引進了在國內非常知名的教授，在原有基礎上加強了學科的實力。另一項措施是提高國際化的水平，法學院從國外一流大學博士中引進人才，打開了眼界，學科的梯隊結構也發生了有益的變化。此外，朱景文教授還介紹到法學院近幾年來打破了“近親繁殖”的狀況，在一個教研室中有來自不同學校、師從不同導師的教師。而教師之間由于研究的方向和理論的不同，相互溝通，觀念互相碰撞，這對學科發展是很有好處的。這個階段法學院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滿意的成果和成就。人大法學院在04年和09年兩次教育部評比中獲得第一，07年國家重點學科評審中刑法、民法、憲法行政法、法理學被評為國家二級重點學科，在此基礎上法學被評為國家一級重點學科。我們拿出了一些在國內相對認可的“拳頭產品”。他還提到，05年以來，70后的人大青年學者開始初露鋒芒，這是令人興奮的，他們是人大法學院未來的希望。 接下來，胡錦光教授進行點評。他回顧了朱景文教授的演講，并將朱景文教授對人大法學院3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原因總結為三點，即師生之間的良好的關系和傳幫帶傳統；積極思考學院發展，把“蛋糕做大”；學院內部相互團結，形成一種合力，大家積極向上。胡錦光教授還希望在座的同學給學院多提寶貴意見，使法學院能夠在未來真正成為“國內第一、世界一流”的法學院。 最后，胡錦光副院長代表韓大元院長和林嘉書記向朱景文教授贈送了紀念品，主持人鄭小敏副書記總結活動并希望在座同學從講座中吸取營養，獲得收獲，既做到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珍惜機會，努力成才，和人大法學院共同發展。 講座結束后，同學們紛紛表示受益匪淺，今后一定要繼續奮發努力，爭取為學院的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曹昊辰）
第四講朱景文：我看人大法學院三十年發展
主講人：朱景文教授
時間：2009年10月16日
地點：明德法學樓602模擬法庭
特邀嘉賓：法學院長副院長胡錦光教授
主持人：法學院黨委副書記鄭小敏
鄭小敏：各位同學晚上好，今天是我們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的第四講，我們榮幸的邀請到朱景文教授給大家講30年在人大的經歷，他是79年考入人大法理學研究生，到現在正好30年的時間，這30年是法學院60年里發展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關鍵的時間，法學院從平穩發展到快速發展，到走向輝煌的階段，朱老師是親歷者、見證者、推動者，朱老師的介紹我相信一定會為大家呈現出一幅生動形象的人大法學院發展的畫卷，現在大家用熱烈掌聲歡迎朱老師做報告。
朱景文：謝謝小敏書記，非常榮幸來到這個講臺上，談談人大法學院的發展。小敏和我講的時候，本來我想，我這個人何德何能在這里講人大法學院的歷程呢？老一輩的法學家多得很，講座的第一講孫國華教授是我的導師，高銘暄教授是人大法學院刑法學科的奠基人，對人大法學院的建設做出過突出貢獻，還有許多老教授。后來他說，我們需要找不同類型的人物。我想，我能代表的只能是改革開放后，或者說我們人民大學復校以后新一代的人。現在說新一代，實際也不新了，我在人大已經30年了，進校的時候30歲，現在已經過了60歲，馬上就到退休的年齡了。我也想借此機會把我在這30年當中，自己的經歷，我在人大學習以及工作期間自己的一些感受，特別是我自己在我這個學科法理，往大了說是整個法學院，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談一談。
確實，我們人大到現在有許多東西值得自豪的，羅列起來有很多，但是這是一個逐步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是50年代的時候，老一輩的法學家開創的。沒有這個起點和基礎，你談現在的輝煌，從何談起？一個法學院發展到現在，沒有過去根本不可能。所以過去有一句話：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一點都不假。我后面會談老一輩法學家怎么奠定了人大法學院各個學科的基礎的。
我想就這30年，是不是可以大體上分三個階段，從70年代末，我們人大復校，招第一屆本科生、第一屆研究生，到現在分成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是70年代末到1990年，這個階段由于有50年代的基礎在那里，各個學科的發展，依賴各個學科的奠基人，他們在50年代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第二個階段，1990年以后，到2005年，大家如果了解人大法學院歷史的話，是曾憲義老師做我們法學院院長，從90年到05年15年的時間，法學院在各個方面，由于各種機遇抓住了，在整個法學界、法學教育界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這不僅我們自己驕傲，其他法學院也承認正是這個時期人大發展起來；然后是05年以后，曾老師退下去了，做我們法學院的名譽院長，王利明院長上來了，09年韓大元院長上來了，這就是新的時期。新的時期有新的問題，我們過去的某些優勢有時候并不是那么顯眼了，所有的學校都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大家憑實力競爭。以前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成為過去，必須在新的時期做新的貢獻。我們不說什么國際領先，在國內，真正在各個法學院的競爭中能夠取得和保持領先的地位。
下面我先從第一個階段，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談起，談談法學院的發展情況。這個時期，就法學院的領導來講，經歷了三屆。我剛進校的時候，李煥昌做法律系主任，之后就是高銘暄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再后是谷春德教授。我是79年作為法律系的第一屆研究生入校的。當時就學生來說，情況各式各樣。大家知道，文革開始到恢復高考，積累的畢業生有多少，77年、78年，中間停了十幾年，一下子積壓下來了許多學生。我過去是北京四中畢業的，文革當中恰恰是北京四中，這是北京市最好的學校，當時高三五班就是我們學校的周孝正所在的班，他比我大一屆，我是高二2班的。當時是高三五班和女一中的高三1班兩個班共同寫了廢除高考的倡議書。后來由66年開始一下到77年，十幾年的時間，積累下來的是多少人，一代一代，我們叫做“老三屆”，文革期間高中三年，初中又是三年，就是六屆的學生，然后加上老三屆之外的，69屆、70屆的，可以想像，一屆一屆。大家現在都知道高考競爭厲害，在當年77屆、78屆的情況就更可想而知了。
正是由于這個背景，當時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也好，還是研究生也好，他們的那種心情，獲得了一個上大學的機會是非常非常渴望的，對學生真可謂如饑似渴，因為機會非常難得。就我們研究生來講，當時研究生的情況更復雜了。報考研究生的是各式各樣的都有，有所謂老大學生，指的是文革以前上大學的那部分大學本科生，從66屆一直到70屆，還有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這是一批人，這些人考研究生時都是40多歲，最年輕的70屆的本科生考研究生時也都快35歲了。還有一部分就是文革期間上大學的所謂工兵大學生。再有一批當年考上大學的本科生，大學一年級，剛剛考上，當時有政策，剛錄取的大學生作為同等學力允許報考研究生；還有就是老三屆的高中生，當時也30歲左右了，作為同等學力報考。我們同一個班里，年齡差距很大，研究生的差別更大了，有20多歲的，有40多歲的，老婆孩子也都有了，什么樣的情況都有。在那種情況下，好容易得到一次學習深造的機會，非常非常珍惜。
我記得剛進校的時候，當時人大的校園環境和現在根本沒法相比。我們進校的時候，住在現在的灰樓里，我記得是217教室是我們法學院（當時叫法律系）的學生和農經系、國政系的學生，當時住了十幾個人，上下鋪，條件非常艱苦。從學習的情況來講，盡管條件很苦，但是大家如饑似渴地學習，非常珍惜時間。書絕對沒有現在這樣多，現在是知識爆炸，很多東西你從網上搜吧，研究一個問題，打上一個關鍵詞，文章都出來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大家最發愁和最欣喜的就是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在人大新華書店購買黑格爾的《小邏輯》時人頭攢動的情景，也還記得經過反復輾轉終于找到達維德的《當代世界法律體系》的英文本一書時的那種欣喜。現在回顧當年的情況，如果說還取得了一點成績的話，我現在的一些基本理論和經典著作的基礎就是在那個條件下一本書一本書的摳出來的，書不多但是很精，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一些馬列的東西我們也是在那個時候學習的。當時安排的課程，哲學原著，包括《反杜林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經濟學原著系統地學習了《資本論》三卷，老師一本一本地講。現在我們好像這類課不再上了。當時確實給自己打了一個很好的扎扎實實的讀書的基礎。我還特別記得，我們是法理的學生，第一屆一共就2個研究生，各個專業學生一共7個人，人很少，而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是我們學校乃至全國最著名的法學家，他們和我們一樣，也停了十年，十年間到干校去了，各種各樣的經歷，好不容易得到這樣一個機會，重新上講臺，那種心情和我們學生如饑似渴學習的心情是一樣的。當時給我們上課的都是現在被稱為法學界的泰斗的人，他們不但是人大法律系的臺柱子，而且是整個中國法學界的泰斗。給我們上法理的是孫國華教授，講刑法總則的是高銘暄教授，講刑法分則的是王作富教授，憲法是許崇德教授，民法是佟柔教授，法制史是張晉藩教授，人大的這些臺柱子全都在這里。非常有幸，在我們成長過程中，法學界最有權威的這些教授直接給我們上課。
當時人大的水平怎么樣？在全國法學界的地位怎么樣？我們今天的輝煌和過去的底子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我想在那個年代，怎么客觀地評價一個法學院？在80年代初期，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委員會曾經編輯了一套法學的統編教材，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之后，也是建國以來第一套法學的教科書。誰做主編、誰做副主編，是憑學問說話的，并不是現在和誰有什么關系就做主編，絕非如此。當時各個大學除了個別學校自己有教材之外，法學各個學科都沒有教材，要保證法學教育的質量，司法部決定集中全國各個高校的最好的師資，編寫第一套統編教材。從主編的情況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人大法律系的實力。這里我帶來了當時的一些統編教材。這是81年編的《民法原理》，我系佟柔教授主編，趙中孚教授是副主編，可見當時人大的民法在法學界的地位；《法學基礎理論》，就是現在的法理學，主編是我們的孫國華教授，副主編是沈宗靈教授，是北大的，非常有名的教授，沈宗靈教授的特長是現代西方法哲學，是比較法，孫老師的特長是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特別是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這是人大的優勢所在；《刑法》的主編是高銘暄教授，我國刑法的臺柱子，人大的一級榮譽教授，副主編是馬克昌，是50年代和孫老師一屆的研究生，現在是武漢大學的終身教授，王作富教授是撰稿人之一。現在所形成的刑法學科上的優勢地位，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形成的，雖然我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我知道有一種說法，“北高南馬”，所謂“北高”就是高老師，“南馬”和人大的淵源關系非常深。前幾年我們刑法學科發生了一些變動，似乎刑法基地放在哪兒都成了問題，陳興良講了一句公道話，高王在哪兒，刑法基地就在哪兒。這是憑實力，大家公認的。沒有公認的實力，單靠搞關系是不成的，不是那回事。《憲法》吳家麟是主編，同樣也是我們人大的畢業生，50年代最早的畢業生。許崇德老師是副主編。《中國法制史》的主編是張晉藩，當時還在人大，后來調到法大，做研究生院院長，副校長。
不僅僅是核心課程，刑法、民法、法理、憲法、法制史這樣的核心課程是人大的老師做主編、副主編，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課程，《勞動法學》主編是關懷老師，國內最早研究勞動法的就是他。《婚姻法》的主編楊大文老師，也是民法教研室老一代的教師。還有《繼承法》，主編仍然是佟柔老師。《繼承法》在80年代初期還沒有，是在86年編寫的，主編是佟柔，撰稿人佟柔、劉素平，還有當時年輕一代的龍翼飛老師。這是客觀的、實實在在地反映學科實力的材料。人大法學院，如果沒有底蘊的話，沒有原來的基礎，何來現在的輝煌？我想當時這套統編教材足以看出人大法學院在80年代那個時期的實力究竟怎么樣。我們現在說我們取得了國內領先的地位，但基礎的東西、根子的東西都是在那個時候奠定的。
人大法學院的學術地位還可以從博士點的情況來衡量。博士點是現在衡量一個法學院的學術水平高低的重要的指標。過去的博士點很少，鳳毛麟角。現在有的學校為了體現自己的學科實力，利用各種關系跑博士點，甚至省里的大員都出面幫忙，為此還打起了官司。當時絕非如此，如果不拿出真貨，絕對不可能。法律系的第一個博士點是刑法，是84年評的。當時人大法律系就這一個博士點，帶頭人是高銘暄老師和王作富老師。高老師也是我們系第一個評的教授，是83年評的教授，現在評一級榮譽教授的一個條件就是83年的教授，我們法學院就他一個人，所以我們第一個博士點就是刑法，人大刑法人特別驕傲，有這個本錢。到了86年，第二次評博士點，這個時候，法理，當時是孫國華教授，我們現在介紹法學院的各個學科情況，法理學科博士點的創始人，這是名副其實的；憲法是許崇德教授，民法的佟柔教授。第二批的時候，即86年，已經有了四個博士點：憲法、法理、民法、刑法。為什么現在人大是這四個重點學科，86年的時候就已經是博士點了。我好幾次和我們韓大元院長說，就是他們幾位人大的榮譽教授，確實對我們學校法學院的發展取得優勢地位，在學術上有奠基性的作用。今天我們取得這樣的一種成就，如果沒有他們當年的開創性的貢獻的話，根本不可能。
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是靠什么搞關系，而是扎扎實實做學問，這是我自己深切的感受，和他們接觸，和我們法學院各個學科的奠基人的接觸，共同性的東西就是這個。孫老師和我是師生關系，他是我的導師，我過去經常到他家去，他不會和你說別的話，拉家長里短，說兩句話，馬上就轉到學問上來，他的興奮中心始終是學術。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我雖然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有時候也和高銘暄教授有接觸。幾次接觸比較長的時期是去香港城市大學講課。城市大學的學員水平，理論水平、漢語水平都有問題，在一些人看來，這么大牌的教授，對付這樣的一些學生，講稿都不用看的，完全就可以把教學應付下來了。但是我們一起在城市大學講課的時候，我和他住在同一個屋子里，我發現老人家在香港這個購物天堂，到外面買東西什么的，根本不去，根本不關心，這些事他一點都不關心，整天就是看書、備課，認認真真去準備，一個一個案例，一個一個最新的知識在那里研究。這是一種人品上的榜樣，人格的魅力。
話又說回來，人大的這些老師們，包括老一代在內，我發現沒有幾個做官的。從老一代開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事實就是這樣，真是踏踏實實地做學問，始終以教學科研為生，教書育人。這一點，對我們這一代來講，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東西。過去講，身教勝于言教，你自己就是這么做的，學生自然會看到。不在于你說什么，而是看老師的興奮點在哪里。如果我們的學生說，朱老師一天這跑那跑，飛來飛去，心思不在教學科研上，你自己就這樣，你給你的學生、給你的下一代是什么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學風問題、院風問題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學風，自己就浮浮躁躁，自己就不看書，怎么培養出好的弟子？我覺得我們法學院老一代的教授給我們的就是“他們在做學問”，他們靠做學問而成大家。
還有一個我的體會，一個學校學科能夠發展起來，科研能夠發展起來，需要有一個比較合理的梯隊結構。而我們的梯隊結構，我們說老一代教授，剛才說的佟老師、孫老師、許老師、高老師、王老師等等，他們的學術地位已經擺在那里，怎么把這樣的一種優勢能夠傳承下來？這是一個問題。現在一些外校的老師也深有感觸，他們說，你們人大的老師，對自己學生的那樣一種提攜、培植是我們都羨慕的。比如佟老師對王利明、劉春田、史際春這樣一些人的提攜，高銘暄老師大家都知道，我們人大之所以強，第一屆、第二屆所謂的四大博士，趙秉志、陳興良、周振想、姜偉等，許崇德老師對韓大元、胡錦光的提攜。我在《法學研究》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和孫老師一起，他對自己的弟子是非常關心的。正是由于這樣一些原因，我們人大法學院中青年這一代，或者說80年代前后畢業的這樣一代，相對來講，這些老的教授給我們創造了比較好的條件，確實是手把手的一步一步帶著我們前進。前幾年，朱蘇力他們搞了引證率的調查，其中一個結論是，看來人大的這些中青年一代的學者出道比較早。為什么出道比較早？這和老一代教師的提攜有著直接的關系。現在大家也知道，孫老師那一代是20年代、30年代出生的，基本上都退休了，現在站在第一線的或者各個學科的帶頭人，大都是50年代、60年代的一批人，而這樣一批人正是在他們直接的提攜、教導下成長起來的。據說前些年有人還專門研究人大人才的培養計劃，人大的人才為什么能夠起來？王利明、趙秉志怎么起來的？除了他們自己的努力之外，從學校、法學院，尤其是從導師這一級上，確實是花了很大的心血。總之，人才的培養計劃，中青年這一代之所以能夠起來，和人大這樣的傳統有直接的關系。
當然，我們這一代人和老一代也是有差別的。我們這一代人由于機遇，碰到了改革開放這樣一些機會，有比較好的機會去出國進修，從而打開了思路。能夠跳出國門，把中國放到世界當中去研究，這可能是我們的優勢。現在大家想一想，各個學科的帶頭人，不僅僅是人大，包括其他學校，50歲、60歲左右這樣一批人，在各個領域中有所建樹的，基本上有這樣的經歷，比較長的時間在國外進修，了解世界在某一個學科領域中的發展。當然在80年代，我們的機會相對還不多，當時的機會主要是一個中美法學教育交流項目，這是福特基金會資助的中美比較好的大學法學院的交流，派中國的學生到美國去學習。我們法學院也有不少的老師參與了。與此同時，到歐洲和日本也都有類似的項目。這確實給我們打開了眼界，為學科的進一步發展，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就我個人來講，我82年畢業，一直在法理教研室工作，做過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我們剛畢業的時候，沒有資格在人大的講臺上去上課，和現在不一樣。當時那些講課的位子基本上是老教師的，要保證質量。而我們需要有一個過渡期，先到其他的學校去，我當時到石家莊的一個學校講，之后又到深圳大學講，說得通俗點，先把嘴皮子練溜了，再回到人大講課，保證人大一線教師的教學質量的問題。我記得畢業不久，還做過一段助教。而現在，這些環節都沒有了。所以，現在想起來，這也是一件憾事。現在一方面，要求教授第一線教學，一個教授不給本科生講課，按照教育部的某些文件規定不能做教授。但是另一方面你讓教授到本科的第一線講課，那些副教授怎么辦？講師怎么辦？他們的課上哪上？現在不一樣，學生成十倍的增長。當時我們研究生7個人，本科生50人，現在人大法學院各個層次的學生3000人，因此不可能完全拿舊的方法套到今天就合適。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整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保證教學質量，無論過去、現在都是如此。
70年代末到90年的情況大體就是這樣。我們現在說人大在法學各個領域當中的地位、基礎，基本上就是在80年代的時候建立起來的，確實是靠老一代的法學家多年辛勤的努力，在學術上的深厚的功底，奠定了我們的基礎。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人大法學院現在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再講講第二個階段，從90年到2005年。這十五年就是曾憲義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后來到了96年以后，做法學院院長的時期。這個時期在已有的基礎上，向前跨了一大步。這個班子延續了15年的時間，這15年可不是一個短的時間，無論是對個人來講，對法律系來講，都不是短的時間，這是人大法學院發展的關鍵時期。
這15年，尤其是90年代，各個學校基本上都處在一個新老交替的時期。但是由于各個學校采取的政策不同，有的老的下去了，到了年齡就退，然后新的上來了，北大差不多就是這樣，法大、其他學校都差不多，新老交替。而人大法學院采取的是一個相對新老交替，以老帶新的這么一種策略。
一些外校的朋友經常說，你們人大上來就是這個時期，其他的學校都是以老換新，你們是曾老師帶著一幫年輕人，而別人在不斷的換，而人大年輕的換一些，曾老師一直在這里。曾老師在，那些老的關系，比如說司法部、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學會經常和他接觸，所以就使人大有了在隊伍上，在管理機制上等等方面的優勢。在一些關鍵的崗位上，人大爭得了先機，或者搶得了一些制高點。90年代剛剛建立的法律碩士教學指導委員會，曾老師是指導委員會的主任，還有一個是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曾老師當時也是委員會的主任。再有就是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的主任，這樣一些非常關鍵的崗位。
人大不僅僅在這些方面，實質上，我們覺得人大對其他學校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他學科我不太熟悉，就我們法理而言，吉林大學現在很強了，是基地所在地，重點學科所在地，在當時起步的時候，現在的一些學科帶頭人，如法學院的院長姚建宗，基地的副主任黃文藝，當時都是我們的研究生，張文顯現在是NO1，他之前在人大法理學兼任博士生導師。南師大也是法理學專業的重陣，但是他的老師最好的基本都是來自人大，前任校長公丕祥，現在是江蘇高院院長，現任副校長夏錦文，校科研處長劉旺洪等都是人大的研究生；中央黨校副校長石泰豐是人大的兼職博導，政法室副主任張恒山是我們的博士。中山大學法律系主任黃建武是我們的博士。社科院法學所這些年不少人調到人大，但是我們的一些優秀畢業生也到那里工作，比如現在法理學研究室的室主任、研究員胡水君，副研究員冉井富、陳根發等都是我們的博士。在全國法理學發展中，我們還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然，兄弟院校對我們的發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是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的。
再有，這個時期，從90年到05年，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曾老師過去多次講的，人大恰恰是在這個時期，各個學科的發展當中，形成了一種合力。大家之間，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人大法學院的利益為依歸，把自己做大做強。無論是從一個學科而言，還是從整個法學的發展而言，都是如此。在一個學科領域當中的學科帶頭人可能強一點，但是不是所有研究方向他都強呢？未必，可能在某一個方面強，但是未必在所有的方向都強。就整個法學而言，更是這樣，從全國來講，人大可能在某一些學科領域比較好一些，但絕不是說在所有領域都是如此。比如說法理學，我們比較強的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法社會學、比較法等領域，是不是所有的方向都強？未必，人家服你嗎？不一定。你現在想找一種全能的Super Power式的領軍人物，時代不一樣了。曾老師講得非常好，強就是大家齊心合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消極因素克服下去。在這個時期，曾老師的班子也換了好幾屆，我在93年到96年做過法律系的副主任，兼任過黨總支的書記，也了解一些事情。曾老師這個人看重的事情、看好的事情，會非常用心去謀劃、狠下工夫、很下本錢去做，把法學院的榮譽問題、發展的問題看成自己的生命。我們都是作為他的副手幫助他工作，覺得有些地方不盡情理了，有時候半夜二三點給你打電話說事，早上5點多給你打電話，有時候盡管有怨氣，覺得不公平什么的。現在回頭來想，都是為法學院好，這是最終的目的。相比較而言，有些學校被內耗所拖累了。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你牽制我，我牽制你，沒有把學校的利益、法學院的利益看成是最大的利益，你自己都沒有擰成一股繩，說爭第一是不可能的事。
從90年到05年這個時期，我們延續了80年代的中青年的力量迅速成長的勢頭。在刑法和民法當中形成了一個相對來講比較明顯的學科優勢。其他學科，憲法、法理、訴訟法、經濟法、知識產權、國際法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學科特色。完全可以這么說，在這個時期，在國內法學院當中，我們相比是學科最齊全、隊伍最整齊的學校，尤其是在一些傳統的法學領域。我們說看一個學校隊伍是否有實力，往往要看老中青三代人。有的學校的發展完全是靠調人，這個學科不行我調一個大腕過來。實際上，絕不是這么簡單。現在你拿一個教研室作為麻雀來解剖，就會發現，任何一個教研室，尤其是傳統法學領域的教研室，三代的力量很明顯，沒有斷層。盡管，我們說我們法學院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過這樣或者那樣的風波，大的或者小的風波，但是我們各個學科領域的基本隊伍沒有斷檔，絕不是像有些學校人才大量的流失，一個人走了，這個學科一下垮了。在人大任何一個學科都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基本隊伍在那里，老中青三代人的基本隊伍在那里，這是人大法學院強盛的重要表現。
在這個時期，我們在學術上也取得了許多成果。一個是在原有的那幾個學科的基礎上，在80年代我們有4個博士點：法理、憲法、民法、刑法；到了90年代，所有的學科，首先是法史、訴訟法、經濟法取得了博士點，之后有了一級學科的博士點，在國際法和環境法上，也取得了博士點，除了軍事法學之外我們都有了博士點。后來教育部04年做了全國第一次學科的綜合評比，人大法學院取得了全國第一。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結果，實實在在地反映了人大法學院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人大法學院在外事活動方面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先后舉行了中美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中歐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中日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特別是到2000年，人大法學院建院50周年，舉行了世界百所大學法學院院長會議，李鵬委員會到會祝賀，并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一個法學院能夠把李鵬請來，簡直不可思議。所以完全可以這么說，當時人大是風光無限，好事基本上是我們拿了。
我93年到96年做法律系副主任，分管外事這一塊。有一次我陪哈佛大學法學院現在的副院長安守廉教授參加人大法學院的聚會。我們有這樣一個傳統節目，把從教幾十年的老教員請到臺上來，給他們獻花，做大蛋糕。結束之后，安守廉激動地對我說說，這實在讓我感動。你知道，退休在我們美國意味著什么？就是這些人慢慢的退出舞臺，沒人理了，而你們這里給他們很高的榮譽。我不是說人大的一切都是好的，人大官僚主義的東西，或者官氣的東西也是很厲害的，社會上的批評也很多，但是這一點，尊老愛幼，團隊精神，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人大的法律人，我們感到很驕傲。
我在96年、97年到美國去，做富布萊特的訪問教授，之后就不做行政工作了，專心理論研究。行政工作花費精力很大，不可能全身心地研究學術問題。從美國回來后02年寫了一本《比較法社會學的框架和方法》，獲得了北京市和司法部的兩個一等獎，以后也獲得了不少科研獎項。當時很感慨，如果我繼續做行政工作，我是不可能認真寫出這本書的。做行政工作，很多的東西都要投入，要真正認真做的話，對自己做學問肯定會有影響。
下面我們談第三個階段，2005年到現在。
這是我們王利明院長和韓大元院長主政的時期，就是當下。曾老師退據二線以后，說句實在話，所有的學校又回到同一個起跑線上，各個學校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為此，我們法學院采取了許多的措施。
一個是王利明院長上來以后，采取了一個措施，即引進人才。我們不是像其他學校一樣完全沒有基礎，我們是錦上添花，把某一個學科搞得更大更強，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在許多學科都引進了在國內非常知名的教授。法理我們引進了張志銘教授，曾經是社科院法學所法理室的主任，后來調到檢察官學院做副院長，法史也是從社科院引進了馬曉紅教授。刑法前幾年發生了一個變故，原來刑法實力非常強，變故后我們引進了戴玉忠教授，國家的大檢察官，劉明祥教授，武漢大學馬克昌教授的嫡系弟子；民商法曾老師做院長的時候就把楊立新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引進來，還有張新寶，這是社科院的，是佟柔老師的學生；訴訟法引進了陳桂明，這是民訴法中的NO1，《中國法學》的主編。國際法我們引進了余勁松，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院長，在國際經濟法上數一數二的，國際公法的朱文奇教授、邵沙平教授。這些措施在許多的學科領域確實加強了學科的實力。
然后的一項措施是提高國際化的水平，這也是我們王利明院長、韓大元院長這些年反復強調的，也是落實學校提高人大的國際化水平的戰略。我們主要是從國外一流大學的博士中引進人才，從而使學科的梯隊結構發生了變化。其他學科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我以法理學科為例。我們引進了余履雪，北大博士，法國巴黎一大博士后；最近我們引進了張龑，德國吉爾大學博士，再加上范愉是日本名古屋大學的法學博士，葉傳興是美國天普大學碩士。我們教研室的許多教員都有在國外一年以上的研究經歷，所以我們說打開了眼界，你不走出去，走向世界，永遠在國內范圍內，在學術上很難做出更大的成就。
再有一個，我們覺得這些年的一個發展是打破了“近親繁殖”的狀況。剛才說我們好的地方，人大有一個好傳統就是老一代對新一代的傳幫帶，教研室的梯隊結構非常明顯，而且師生之間的關系，一看很清楚。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就是“近親繁殖”，教研室的結構大部分都是人大自己培養出來的，在許多教研室里都是這種情況。這個東西說起來好像沒有什么問題，不存在學術上不容易溝通的問題，都是一個師傅帶出來的。但是現在，隊伍結構發生了變化。我們法理學科現在12個人，4個是北大的，張志銘、余履雪、張龑和曹磊，8個人大的，這樣的一種結構，相互溝通，相互碰撞，觀念很可能不一致，研究的方向和理念可能不同，但是這種碰撞對我們學科今后的發展只有好處，尤其是從長期的發展來看。過去我們總有一個觀念，覺得我把我的東西傳給我的弟子，能夠保持我的這樣一種思想脈絡在這個教研室以后傳承下來。實際上，我真是想，這個東西究竟有多大的必要呢？更不必說弟子和你的觀點不一致、乃至反對你的情況多得很，何苦呢？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說，從學科本身的發展來看，你把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流派集中在一起，大家共同的努力創造新的更好的學術環境，有什么不好呢？利明院長、大元院長都強調這個。在教育部的評估指標中也有是否是“近親繁殖”。對法理我自己還是很有信心的，人大、北大都是很強的碰到一起，有什么不好？現在我們主要是引進的國外的一些人，洋博士回來，國內我們也想把符合條件的引進了，比如說搞中國法律思想史、新儒學的。
05年以后，我們法學院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滿意的成就。04年的時候教育部第一次評估，人大法學院獲得了第一。09年又進行了第二次評估，我們同樣名列第一，人大第一，法大第二，然后是武大和北大第三，大體上是這樣的格局。同樣，從我們法理學科來講，我們也出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在國內比較能夠站得住腳的。比如《比較法的社會學的框架和方法》、《全球化條件下的法治國家》、《對西方法律傳統的挑戰》、《中國訴訟分流的數據分析》、《中國法律發展報告——數據庫和指標體系》、《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研究》、《集團訴訟研究》、《糾紛解決的理論和實踐》、《立法學》等在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市各獎項中分別獲得了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我想，理論歷史的學科，更多的是需要你坐冷板凳，你坐得下來，不被外面的形勢和吸引人的東西所左右，要坐得住。我們看人的標準也主要是看這些方面。你坐不住，盡管你口若懸河，盡管你在短期內可能拿出一些東西，但也就是曇花一現。現在外邊吸引人的東西很多，從政從商，總比你整天“爬格子”的吸引力要大得多。我自己感觸很多。在抗戰的時候，有一句話，華北之大，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這個比喻可能不好，但是道理是一樣的，如果我們不能給學者，不能給我們的學生創造一個很好的讀書環境，盡管這不僅僅是老師的問題，是社會風氣，但也與老師相關。不唯書不是不看書，尤其是對一個學校，不看書怎么能行？人大要發展，人大法學院要發展，沒有一種踏踏實實的、扎扎實實的讀書、研究問題的氛圍和風氣，別的都扯淡。有的外地的學校，法學院整個的氛圍，包括一些很好的法學院，整個教師所關心的根本不是怎么做研究，吸引他的東西是怎么打官司，怎么到律師事務所掙錢。但是你做教員，為什么選擇這個職業？
我們在05年以后仍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重點學科80年第一次評比，02年第二次評比，07年人大被評為一級重點學科，現在全國有三個，北大、人大、法大。我們的二級重點學科的數量和北大一樣，法理、憲法、民法、刑法，北大是法理、經濟法、國際法和刑法。近年來人大青年學者開始初露鋒芒，這是我們很興奮的，是人大法學院未來的希望，當然路還很長，希望他們能夠把我們人大扎扎實實做學問的傳統繼承下去。
我拉拉雜雜的講了很多，很多都是個人的一些感受，一些材料不見得準確，希望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鄭小敏：今天晚上非常榮幸的邀請到副院長胡錦光教授，胡老師也是79級的本科生，二位教授肯定有很多共同的經歷和故事，也有很多話要說，請胡老師點評。
胡錦光：朱老師好，各位同學好，剛才朱老師很謙虛的說，他沒有資格講人大法學院的30年，我覺得朱老師是最有資格來講的，他是79年入學，當時已經而立之年了，在30歲之前是經風雨見世面，之后在人大念書之后到法學院，一度是我的領導，他是法律系的副主任、黨總支書記，相當于現在的黨委書記，比小敏要高一個級別，小敏是副書記，朱老師當過書記，以前是我的頂頭上司，他是最有資格對人大法學院30年來發展變化的過程進行概括的。
恰恰是我沒有資格對他今天所述的內容進行點評，我雖然也是79級，但是我讀的是本科，而且我在念書的時候年齡比較小，19歲，他是30歲，和他差了十幾歲，我當時見到他應該叫叔叔。朱力宇和我同班，也是30歲，他經常讓我叫他叔叔。他18歲當兵，那時候我還在念小學，一個小學生見到解放軍肯定叫叔叔，這么一看也是成立的。
今天朱老師講得很好，我不是點評，談點感想。今年也是我到人大法學院30年。人大法學院為什么強大，并保持到現在，原因在哪里？朱老師今天概括了其中一些原因。一個原因是人大法學院師生之間的關系，優良的傳播是傳幫帶。剛才朱老師也講到了“近親繁殖”的問題，因為在那個年代，你不“近親繁殖”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當時剛剛大學復校，中國大學剛開始恢復招生的時候，人大法律系教出來的學生，優秀人才不留在人大法學院，法學院從哪里要人才呢？中國沒有地方有人才了，都在人大法學院，他不可能不留自己的學生。我們今天的中國法學院已經有630所，特別是現在改革開放，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有大批的優秀人才遠渡重洋到其他國家去學習，我們到德國學、美國學、英國學，到法治比較發達的國家學習他們的經驗，當年并沒有這樣的條件。人大法學院的老教師在這一點上表現得非常優秀，傳幫帶。剛才朱老師講到，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的統編教材，我到人大念書的時候，基本上沒有教材，書店里買不到教材，人大法律系也沒有教材。所謂有教材，就是老師自己編的油印的教材，我們學的很多的課程都是油印的教材。民法當中，最有名的教材是佟柔教授編的《民法原理》，在中國學民法的人這本書是當做圣經一樣學的書。所以80年代初的時候，由司法部統一編的教材，在這上面有你的名字出現你就是權威了，更不要說是主編或者是副主編了，尤其是剛剛出道的年輕人，如果在這里有名字，將來肯定是大牌。我們法學院，王利明副書記是最早在這里出現名字的，我們都萬般羨慕，這是以后備干部接班人的姿態出現的。剛才朱老師講，主編有多少，副主編有多少，在這里當個作者、撰稿人就了不得了。我們法學院的老教師對自己看中的有培養潛質的學生提供機會，現在有學術成就的人都得到了老師大力的提攜，沒有老師的提攜沒有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對老師的態度，也能夠看出老師當年是怎么培養他們的。佟柔老師的塑像就在旁邊，這個塑像是王利明當院長的時候立的吧，也說明了王利明對導師的一份恩情的表達。韓大元當院長還沒有立他的導師，他的老師還在，身體還不錯。沒有立別人的，就是佟柔一個人的，校長也可以說是有點以權謀私，也是表達他內心里對老師的感恩之情。趙秉志走了，如果他在人大，對高銘暄的態度是什么樣的。他對高銘暄老師是全方位的照顧，高老師喜歡唱京劇，趙老師在北師大，高老師唱的時候，趙秉志請一個班子來給他伴奏。當時趙秉志老師在人大不是院長，說了不算，高老師只能在這里清唱。從這里可以反襯出來，老師對學生怎么培養，學生才有感恩之情。正是因為有傳幫帶，人大法學院的中堅力量在國內同代人當中保持著領先的地位，這是人大法學院保持強大的經驗。
第二個經驗，人大法學院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做強做大。把蛋糕做大，任何一個單位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矛盾，人大法學院也不例外。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有不同的幫派，也有矛盾。矛盾怎么化解？年輕人之間當然也是有矛盾的，評職稱早晚、得到的好處多少，但是這里如何化解矛盾，最主要的是做強做大，把蛋糕做大，大家分的份額就多起來了。如果蛋糕還是這么大，有很多人來分，肯定會打起來。所以朱老師講了，在曾憲義老師當院長的時代，人大法學院的蛋糕突然做大了，而且很大，不僅僅在中國法學界里大，因為曾老師的輩份、聲望和政治謀略，使得曾老師在法學界領域里取得了無人代替的地位，一個領軍的統帥的地位，不僅使得中國法學的蛋糕做大了，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中國法學的蛋糕做大了，法學院在中國法學的蛋糕里相應就大了。大了不僅是我們法學院在全國法學界里的蛋糕大了，我們也可以看出，人大法學院從我的經歷的過程來看，在人民大學的蛋糕里也大了。我念書的時候，人大法律系在人民大學里是不怎么樣的一個系，最牛的是當年的工經系，相當于現在的法學。現在的法學牛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一個人給我講一個事情。有個人勸另外一個人好好讀書，爭取考上人大法學院。什么好處呢？考上人大法學院的研究生之后，你在人民大學里就可以橫著走路，這就是好處。為什么今天這么牛？我問講笑話的人，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橫著走路，我是教橫著走路的人，我要怎么走？抬著走。
人大法學院的蛋糕做大了，在人大里絕對是王牌學院。在當年，做不到這一點，在曾憲義院長時代，人大法學院不僅在全國影響擴大，而且在人大的影響擴大了。這是第二個經驗，怎么能夠把蛋糕做大。
第三是因為蛋糕做大了，內部相互團結，形成一種合力，大家積極向上，整個學院的教職員工，大家共同能夠把法學院做好，這樣一個合力，這樣一種同心協力，是以前不具有的。正因為有同心協力的精神，剛才朱老師講，開的很多大型會議，我們知道搞一個會議是很費力的事情，那么一個大型的會議，所有的法學院的教師參與會議是一分錢報酬都不要的。有人出主意，有人拉關系。我們到人民大會堂開的50周年的院慶，我們從人大東門出發，到人民大會堂，沿線兩條道路是北京的警方全部開通。有的老師有這種關系，主動的去找，有的老師在中央通天，就找中央領導出席會議，有的老師沒有關系，賣苦力，做各種具體的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有主意的出主意，大家形成了合力，團結的氣氛，這是人大法學院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個原因。
從05年以后，曾老師當了名譽院長，我們法學院在人脈資源方面，依靠他個人得魅力去獲取資源，在這個角度上，可能得到的比以前少多了，現在曾老師還擔任委員會和一些機構的頭，當然和以前相比，完全依賴于他，應該說得到的資源沒有以前那么大，如果把精力都放在這個方面也是不正常的。人大法學院將來怎么發展？朱老師也擔心，將來人大法學院怎么越來越強，保持國內領先的地位。今年4月份領導班子換屆，韓大元教授擔任院長，這是一個非常有雄心、謀略和擔當的人，要做一番大事業。他上任以來，我感到很疲憊，每天開會。新官上任三把火，韓院長燒了不止三把了，三十把都有了，心意我非常理解，前幾任院長非常出色，到這里不能不行了。韓院長為了把法學院做好，一些理念和一些做法和思維是充分肯定的。在學校里無非兩個東西，一個是教學，一個是科研，把這兩個東西弄上去，法學院就強大了。科研主要是老師的研究能力，一個是有研究素質，一個是人才，人才哪里來，我們今天可以從海外引進。我們已經做出規定，本校的研究生不允許留下，你厲害也沒有關系，你先到外面去厲害去，實踐證明你很厲害，再調進來。我們有條件可以從外部引進，朱老師引進了一個，很優秀。我們今年也引進了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博士，我們引進了一個女性，他們引進了男性。我看他們那個比我們那個優秀一點。我們現在從海外引進人才，青年人里從海外名牌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大概占到一半左右，將來繼續還會引進。
韓院長還有一個基本的觀點，不折騰老師，減少老師日常瑣碎的工作，積極化緣，讓老師有研究經費。我們今年三節，去年一個人2000元，今年是4000元。老師這一部分采取了一些措施，讓老師到外國去進修，鼓勵大家到外國去交流，參加會議。總而言之，在教師這一塊，首先我們在留人上，給他成才的條件，院里創造條件。另外就是教學部分，怎么讓學生成才，給學生創造一些學術性的研究條件，由教授來給本科生上課，老師對學生的指導，怎么能夠保證鼓勵學生創作出更好的學術作品，特別是博士生怎么能寫出優秀的論文。韓院長就任以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法學院保持優勢，在此前提下強化內在的品質，靠實力去競爭，而不僅僅是靠個別教授經常上電視，或者經常講一些走鋼絲的話，而是完全靠實力。我相信，我們下次在教育部的評選當中仍然會獲得第一名。
這是我人大法學院之所以能夠強大，我聽了朱老師的話的一些感想。未來我們怎么保持優勢，朱老師提出了一些想法，以韓院長為核心的領導班子也有一些體系化的想法，已經有了成熟的想法，然后把這個想法實施下去，人大法學院將來會越辦越好。在座的各位過幾年畢業了，再回來的時候會越來越好。希望大家給院里多提寶貴意見，使法學院能夠在未來真正成為中國第一、世界一流的法學院，謝謝大家。
鄭小敏：謝謝，我們院里給每位口述歷史的老師準備了小禮品，請胡院長代表韓院長和林書記贈送禮品。
（贈送禮品）
剛才兩位老師和大家分享了在人大法學院求學工作的人和事，介紹了法學院這30年的發展，大家的心情和我的心情一樣，非常的激動和自豪。同時在兩位老師的報告中，也和各位分享了做人和治學的道理，發人深省，希望各位同學從中吸取營養，獲得收獲。希望你們既做到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和人大法學院共同發展。
第四次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活動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第四講朱景文：我看人大法學院三十年發展
主講人：朱景文教授
時間：2009年10月16日
地點：明德法學樓602模擬法庭
特邀嘉賓：法學院長副院長胡錦光教授
主持人：法學院黨委副書記鄭小敏
鄭小敏：各位同學晚上好，今天是我們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的第四講，我們榮幸的邀請到朱景文教授給大家講30年在人大的經歷，他是79年考入人大法理學研究生，到現在正好30年的時間，這30年是法學院60年里發展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關鍵的時間，法學院從平穩發展到快速發展，到走向輝煌的階段，朱老師是親歷者、見證者、推動者，朱老師的介紹我相信一定會為大家呈現出一幅生動形象的人大法學院發展的畫卷，現在大家用熱烈掌聲歡迎朱老師做報告。
朱景文：謝謝小敏書記，非常榮幸來到這個講臺上，談談人大法學院的發展。小敏和我講的時候，本來我想，我這個人何德何能在這里講人大法學院的歷程呢？老一輩的法學家多得很，講座的第一講孫國華教授是我的導師，高銘暄教授是人大法學院刑法學科的奠基人，對人大法學院的建設做出過突出貢獻，還有許多老教授。后來他說，我們需要找不同類型的人物。我想，我能代表的只能是改革開放后，或者說我們人民大學復校以后新一代的人。現在說新一代，實際也不新了，我在人大已經30年了，進校的時候30歲，現在已經過了60歲，馬上就到退休的年齡了。我也想借此機會把我在這30年當中，自己的經歷，我在人大學習以及工作期間自己的一些感受，特別是我自己在我這個學科法理，往大了說是整個法學院，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談一談。
確實，我們人大到現在有許多東西值得自豪的，羅列起來有很多，但是這是一個逐步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是50年代的時候，老一輩的法學家開創的。沒有這個起點和基礎，你談現在的輝煌，從何談起？一個法學院發展到現在，沒有過去根本不可能。所以過去有一句話：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一點都不假。我后面會談老一輩法學家怎么奠定了人大法學院各個學科的基礎的。
我想就這30年，是不是可以大體上分三個階段，從70年代末，我們人大復校，招第一屆本科生、第一屆研究生，到現在分成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是70年代末到1990年，這個階段由于有50年代的基礎在那里，各個學科的發展，依賴各個學科的奠基人，他們在50年代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第二個階段，1990年以后，到2005年，大家如果了解人大法學院歷史的話，是曾憲義老師做我們法學院院長，從90年到05年15年的時間，法學院在各個方面，由于各種機遇抓住了，在整個法學界、法學教育界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這不僅我們自己驕傲，其他法學院也承認正是這個時期人大發展起來；然后是05年以后，曾老師退下去了，做我們法學院的名譽院長，王利明院長上來了，09年韓大元院長上來了，這就是新的時期。新的時期有新的問題，我們過去的某些優勢有時候并不是那么顯眼了，所有的學校都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大家憑實力競爭。以前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成為過去，必須在新的時期做新的貢獻。我們不說什么國際領先，在國內，真正在各個法學院的競爭中能夠取得和保持領先的地位。
下面我先從第一個階段，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談起，談談法學院的發展情況。這個時期，就法學院的領導來講，經歷了三屆。我剛進校的時候，李煥昌做法律系主任，之后就是高銘暄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再后是谷春德教授。我是79年作為法律系的第一屆研究生入校的。當時就學生來說，情況各式各樣。大家知道，文革開始到恢復高考，積累的畢業生有多少，77年、78年，中間停了十幾年，一下子積壓下來了許多學生。我過去是北京四中畢業的，文革當中恰恰是北京四中，這是北京市最好的學校，當時高三五班就是我們學校的周孝正所在的班，他比我大一屆，我是高二2班的。當時是高三五班和女一中的高三1班兩個班共同寫了廢除高考的倡議書。后來由66年開始一下到77年，十幾年的時間，積累下來的是多少人，一代一代，我們叫做“老三屆”，文革期間高中三年，初中又是三年，就是六屆的學生，然后加上老三屆之外的，69屆、70屆的，可以想像，一屆一屆。大家現在都知道高考競爭厲害，在當年77屆、78屆的情況就更可想而知了。
正是由于這個背景，當時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也好，還是研究生也好，他們的那種心情，獲得了一個上大學的機會是非常非常渴望的，對學生真可謂如饑似渴，因為機會非常難得。就我們研究生來講，當時研究生的情況更復雜了。報考研究生的是各式各樣的都有，有所謂老大學生，指的是文革以前上大學的那部分大學本科生，從66屆一直到70屆，還有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這是一批人，這些人考研究生時都是40多歲，最年輕的70屆的本科生考研究生時也都快35歲了。還有一部分就是文革期間上大學的所謂工兵大學生。再有一批當年考上大學的本科生，大學一年級，剛剛考上，當時有政策，剛錄取的大學生作為同等學力允許報考研究生；還有就是老三屆的高中生，當時也30歲左右了，作為同等學力報考。我們同一個班里，年齡差距很大，研究生的差別更大了，有20多歲的，有40多歲的，老婆孩子也都有了，什么樣的情況都有。在那種情況下，好容易得到一次學習深造的機會，非常非常珍惜。
我記得剛進校的時候，當時人大的校園環境和現在根本沒法相比。我們進校的時候，住在現在的灰樓里，我記得是217教室是我們法學院（當時叫法律系）的學生和農經系、國政系的學生，當時住了十幾個人，上下鋪，條件非常艱苦。從學習的情況來講，盡管條件很苦，但是大家如饑似渴地學習，非常珍惜時間。書絕對沒有現在這樣多，現在是知識爆炸，很多東西你從網上搜吧，研究一個問題，打上一個關鍵詞，文章都出來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大家最發愁和最欣喜的就是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在人大新華書店購買黑格爾的《小邏輯》時人頭攢動的情景，也還記得經過反復輾轉終于找到達維德的《當代世界法律體系》的英文本一書時的那種欣喜。現在回顧當年的情況，如果說還取得了一點成績的話，我現在的一些基本理論和經典著作的基礎就是在那個條件下一本書一本書的摳出來的，書不多但是很精，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一些馬列的東西我們也是在那個時候學習的。當時安排的課程，哲學原著，包括《反杜林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經濟學原著系統地學習了《資本論》三卷，老師一本一本地講。現在我們好像這類課不再上了。當時確實給自己打了一個很好的扎扎實實的讀書的基礎。我還特別記得，我們是法理的學生，第一屆一共就2個研究生，各個專業學生一共7個人，人很少，而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是我們學校乃至全國最著名的法學家，他們和我們一樣，也停了十年，十年間到干校去了，各種各樣的經歷，好不容易得到這樣一個機會，重新上講臺，那種心情和我們學生如饑似渴學習的心情是一樣的。當時給我們上課的都是現在被稱為法學界的泰斗的人，他們不但是人大法律系的臺柱子，而且是整個中國法學界的泰斗。給我們上法理的是孫國華教授，講刑法總則的是高銘暄教授，講刑法分則的是王作富教授，憲法是許崇德教授，民法是佟柔教授，法制史是張晉藩教授，人大的這些臺柱子全都在這里。非常有幸，在我們成長過程中，法學界最有權威的這些教授直接給我們上課。
當時人大的水平怎么樣？在全國法學界的地位怎么樣？我們今天的輝煌和過去的底子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我想在那個年代，怎么客觀地評價一個法學院？在80年代初期，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委員會曾經編輯了一套法學的統編教材，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之后，也是建國以來第一套法學的教科書。誰做主編、誰做副主編，是憑學問說話的，并不是現在和誰有什么關系就做主編，絕非如此。當時各個大學除了個別學校自己有教材之外，法學各個學科都沒有教材，要保證法學教育的質量，司法部決定集中全國各個高校的最好的師資，編寫第一套統編教材。從主編的情況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人大法律系的實力。這里我帶來了當時的一些統編教材。這是81年編的《民法原理》，我系佟柔教授主編，趙中孚教授是副主編，可見當時人大的民法在法學界的地位；《法學基礎理論》，就是現在的法理學，主編是我們的孫國華教授，副主編是沈宗靈教授，是北大的，非常有名的教授，沈宗靈教授的特長是現代西方法哲學，是比較法，孫老師的特長是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特別是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這是人大的優勢所在；《刑法》的主編是高銘暄教授，我國刑法的臺柱子，人大的一級榮譽教授，副主編是馬克昌，是50年代和孫老師一屆的研究生，現在是武漢大學的終身教授，王作富教授是撰稿人之一。現在所形成的刑法學科上的優勢地位，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形成的，雖然我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我知道有一種說法，“北高南馬”，所謂“北高”就是高老師，“南馬”和人大的淵源關系非常深。前幾年我們刑法學科發生了一些變動，似乎刑法基地放在哪兒都成了問題，陳興良講了一句公道話，高王在哪兒，刑法基地就在哪兒。這是憑實力，大家公認的。沒有公認的實力，單靠搞關系是不成的，不是那回事。《憲法》吳家麟是主編，同樣也是我們人大的畢業生，50年代最早的畢業生。許崇德老師是副主編。《中國法制史》的主編是張晉藩，當時還在人大，后來調到法大，做研究生院院長，副校長。
不僅僅是核心課程，刑法、民法、法理、憲法、法制史這樣的核心課程是人大的老師做主編、副主編，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課程，《勞動法學》主編是關懷老師，國內最早研究勞動法的就是他。《婚姻法》的主編楊大文老師，也是民法教研室老一代的教師。還有《繼承法》，主編仍然是佟柔老師。《繼承法》在80年代初期還沒有，是在86年編寫的，主編是佟柔，撰稿人佟柔、劉素平，還有當時年輕一代的龍翼飛老師。這是客觀的、實實在在地反映學科實力的材料。人大法學院，如果沒有底蘊的話，沒有原來的基礎，何來現在的輝煌？我想當時這套統編教材足以看出人大法學院在80年代那個時期的實力究竟怎么樣。我們現在說我們取得了國內領先的地位，但基礎的東西、根子的東西都是在那個時候奠定的。
人大法學院的學術地位還可以從博士點的情況來衡量。博士點是現在衡量一個法學院的學術水平高低的重要的指標。過去的博士點很少，鳳毛麟角。現在有的學校為了體現自己的學科實力，利用各種關系跑博士點，甚至省里的大員都出面幫忙，為此還打起了官司。當時絕非如此，如果不拿出真貨，絕對不可能。法律系的第一個博士點是刑法，是84年評的。當時人大法律系就這一個博士點，帶頭人是高銘暄老師和王作富老師。高老師也是我們系第一個評的教授，是83年評的教授，現在評一級榮譽教授的一個條件就是83年的教授，我們法學院就他一個人，所以我們第一個博士點就是刑法，人大刑法人特別驕傲，有這個本錢。到了86年，第二次評博士點，這個時候，法理，當時是孫國華教授，我們現在介紹法學院的各個學科情況，法理學科博士點的創始人，這是名副其實的；憲法是許崇德教授，民法的佟柔教授。第二批的時候，即86年，已經有了四個博士點：憲法、法理、民法、刑法。為什么現在人大是這四個重點學科，86年的時候就已經是博士點了。我好幾次和我們韓大元院長說，就是他們幾位人大的榮譽教授，確實對我們學校法學院的發展取得優勢地位，在學術上有奠基性的作用。今天我們取得這樣的一種成就，如果沒有他們當年的開創性的貢獻的話，根本不可能。
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是靠什么搞關系，而是扎扎實實做學問，這是我自己深切的感受，和他們接觸，和我們法學院各個學科的奠基人的接觸，共同性的東西就是這個。孫老師和我是師生關系，他是我的導師，我過去經常到他家去，他不會和你說別的話，拉家長里短，說兩句話，馬上就轉到學問上來，他的興奮中心始終是學術。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我雖然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有時候也和高銘暄教授有接觸。幾次接觸比較長的時期是去香港城市大學講課。城市大學的學員水平，理論水平、漢語水平都有問題，在一些人看來，這么大牌的教授，對付這樣的一些學生，講稿都不用看的，完全就可以把教學應付下來了。但是我們一起在城市大學講課的時候，我和他住在同一個屋子里，我發現老人家在香港這個購物天堂，到外面買東西什么的，根本不去，根本不關心，這些事他一點都不關心，整天就是看書、備課，認認真真去準備，一個一個案例，一個一個最新的知識在那里研究。這是一種人品上的榜樣，人格的魅力。
話又說回來，人大的這些老師們，包括老一代在內，我發現沒有幾個做官的。從老一代開始，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事實就是這樣，真是踏踏實實地做學問，始終以教學科研為生，教書育人。這一點，對我們這一代來講，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東西。過去講，身教勝于言教，你自己就是這么做的，學生自然會看到。不在于你說什么，而是看老師的興奮點在哪里。如果我們的學生說，朱老師一天這跑那跑，飛來飛去，心思不在教學科研上，你自己就這樣，你給你的學生、給你的下一代是什么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學風問題、院風問題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學風，自己就浮浮躁躁，自己就不看書，怎么培養出好的弟子？我覺得我們法學院老一代的教授給我們的就是“他們在做學問”，他們靠做學問而成大家。
還有一個我的體會，一個學校學科能夠發展起來，科研能夠發展起來，需要有一個比較合理的梯隊結構。而我們的梯隊結構，我們說老一代教授，剛才說的佟老師、孫老師、許老師、高老師、王老師等等，他們的學術地位已經擺在那里，怎么把這樣的一種優勢能夠傳承下來？這是一個問題。現在一些外校的老師也深有感觸，他們說，你們人大的老師，對自己學生的那樣一種提攜、培植是我們都羨慕的。比如佟老師對王利明、劉春田、史際春這樣一些人的提攜，高銘暄老師大家都知道，我們人大之所以強，第一屆、第二屆所謂的四大博士，趙秉志、陳興良、周振想、姜偉等，許崇德老師對韓大元、胡錦光的提攜。我在《法學研究》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和孫老師一起，他對自己的弟子是非常關心的。正是由于這樣一些原因，我們人大法學院中青年這一代，或者說80年代前后畢業的這樣一代，相對來講，這些老的教授給我們創造了比較好的條件，確實是手把手的一步一步帶著我們前進。前幾年，朱蘇力他們搞了引證率的調查，其中一個結論是，看來人大的這些中青年一代的學者出道比較早。為什么出道比較早？這和老一代教師的提攜有著直接的關系。現在大家也知道，孫老師那一代是20年代、30年代出生的，基本上都退休了，現在站在第一線的或者各個學科的帶頭人，大都是50年代、60年代的一批人，而這樣一批人正是在他們直接的提攜、教導下成長起來的。據說前些年有人還專門研究人大人才的培養計劃，人大的人才為什么能夠起來？王利明、趙秉志怎么起來的？除了他們自己的努力之外，從學校、法學院，尤其是從導師這一級上，確實是花了很大的心血。總之，人才的培養計劃，中青年這一代之所以能夠起來，和人大這樣的傳統有直接的關系。
當然，我們這一代人和老一代也是有差別的。我們這一代人由于機遇，碰到了改革開放這樣一些機會，有比較好的機會去出國進修，從而打開了思路。能夠跳出國門，把中國放到世界當中去研究，這可能是我們的優勢。現在大家想一想，各個學科的帶頭人，不僅僅是人大，包括其他學校，50歲、60歲左右這樣一批人，在各個領域中有所建樹的，基本上有這樣的經歷，比較長的時間在國外進修，了解世界在某一個學科領域中的發展。當然在80年代，我們的機會相對還不多，當時的機會主要是一個中美法學教育交流項目，這是福特基金會資助的中美比較好的大學法學院的交流，派中國的學生到美國去學習。我們法學院也有不少的老師參與了。與此同時，到歐洲和日本也都有類似的項目。這確實給我們打開了眼界，為學科的進一步發展，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就我個人來講，我82年畢業，一直在法理教研室工作，做過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我們剛畢業的時候，沒有資格在人大的講臺上去上課，和現在不一樣。當時那些講課的位子基本上是老教師的，要保證質量。而我們需要有一個過渡期，先到其他的學校去，我當時到石家莊的一個學校講，之后又到深圳大學講，說得通俗點，先把嘴皮子練溜了，再回到人大講課，保證人大一線教師的教學質量的問題。我記得畢業不久，還做過一段助教。而現在，這些環節都沒有了。所以，現在想起來，這也是一件憾事。現在一方面，要求教授第一線教學，一個教授不給本科生講課，按照教育部的某些文件規定不能做教授。但是另一方面你讓教授到本科的第一線講課，那些副教授怎么辦？講師怎么辦？他們的課上哪上？現在不一樣，學生成十倍的增長。當時我們研究生7個人，本科生50人，現在人大法學院各個層次的學生3000人，因此不可能完全拿舊的方法套到今天就合適。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整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保證教學質量，無論過去、現在都是如此。
70年代末到90年的情況大體就是這樣。我們現在說人大在法學各個領域當中的地位、基礎，基本上就是在80年代的時候建立起來的，確實是靠老一代的法學家多年辛勤的努力，在學術上的深厚的功底，奠定了我們的基礎。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人大法學院現在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再講講第二個階段，從90年到2005年。這十五年就是曾憲義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后來到了96年以后，做法學院院長的時期。這個時期在已有的基礎上，向前跨了一大步。這個班子延續了15年的時間，這15年可不是一個短的時間，無論是對個人來講，對法律系來講，都不是短的時間，這是人大法學院發展的關鍵時期。
這15年，尤其是90年代，各個學校基本上都處在一個新老交替的時期。但是由于各個學校采取的政策不同，有的老的下去了，到了年齡就退，然后新的上來了，北大差不多就是這樣，法大、其他學校都差不多，新老交替。而人大法學院采取的是一個相對新老交替，以老帶新的這么一種策略。
一些外校的朋友經常說，你們人大上來就是這個時期，其他的學校都是以老換新，你們是曾老師帶著一幫年輕人，而別人在不斷的換，而人大年輕的換一些，曾老師一直在這里。曾老師在，那些老的關系，比如說司法部、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學會經常和他接觸，所以就使人大有了在隊伍上，在管理機制上等等方面的優勢。在一些關鍵的崗位上，人大爭得了先機，或者搶得了一些制高點。90年代剛剛建立的法律碩士教學指導委員會，曾老師是指導委員會的主任，還有一個是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曾老師當時也是委員會的主任。再有就是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的主任，這樣一些非常關鍵的崗位。
人大不僅僅在這些方面，實質上，我們覺得人大對其他學校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他學科我不太熟悉，就我們法理而言，吉林大學現在很強了，是基地所在地，重點學科所在地，在當時起步的時候，現在的一些學科帶頭人，如法學院的院長姚建宗，基地的副主任黃文藝，當時都是我們的研究生，張文顯現在是NO1，他之前在人大法理學兼任博士生導師。南師大也是法理學專業的重陣，但是他的老師最好的基本都是來自人大，前任校長公丕祥，現在是江蘇高院院長，現任副校長夏錦文，校科研處長劉旺洪等都是人大的研究生；中央黨校副校長石泰豐是人大的兼職博導，政法室副主任張恒山是我們的博士。中山大學法律系主任黃建武是我們的博士。社科院法學所這些年不少人調到人大，但是我們的一些優秀畢業生也到那里工作，比如現在法理學研究室的室主任、研究員胡水君，副研究員冉井富、陳根發等都是我們的博士。在全國法理學發展中，我們還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然，兄弟院校對我們的發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是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的。
再有，這個時期，從90年到05年，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曾老師過去多次講的，人大恰恰是在這個時期，各個學科的發展當中，形成了一種合力。大家之間，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人大法學院的利益為依歸，把自己做大做強。無論是從一個學科而言，還是從整個法學的發展而言，都是如此。在一個學科領域當中的學科帶頭人可能強一點，但是不是所有研究方向他都強呢？未必，可能在某一個方面強，但是未必在所有的方向都強。就整個法學而言，更是這樣，從全國來講，人大可能在某一些學科領域比較好一些，但絕不是說在所有領域都是如此。比如說法理學，我們比較強的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法社會學、比較法等領域，是不是所有的方向都強？未必，人家服你嗎？不一定。你現在想找一種全能的Super Power式的領軍人物，時代不一樣了。曾老師講得非常好，強就是大家齊心合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消極因素克服下去。在這個時期，曾老師的班子也換了好幾屆，我在93年到96年做過法律系的副主任，兼任過黨總支的書記，也了解一些事情。曾老師這個人看重的事情、看好的事情，會非常用心去謀劃、狠下工夫、很下本錢去做，把法學院的榮譽問題、發展的問題看成自己的生命。我們都是作為他的副手幫助他工作，覺得有些地方不盡情理了，有時候半夜二三點給你打電話說事，早上5點多給你打電話，有時候盡管有怨氣，覺得不公平什么的。現在回頭來想，都是為法學院好，這是最終的目的。相比較而言，有些學校被內耗所拖累了。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你牽制我，我牽制你，沒有把學校的利益、法學院的利益看成是最大的利益，你自己都沒有擰成一股繩，說爭第一是不可能的事。
從90年到05年這個時期，我們延續了80年代的中青年的力量迅速成長的勢頭。在刑法和民法當中形成了一個相對來講比較明顯的學科優勢。其他學科，憲法、法理、訴訟法、經濟法、知識產權、國際法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學科特色。完全可以這么說，在這個時期，在國內法學院當中，我們相比是學科最齊全、隊伍最整齊的學校，尤其是在一些傳統的法學領域。我們說看一個學校隊伍是否有實力，往往要看老中青三代人。有的學校的發展完全是靠調人，這個學科不行我調一個大腕過來。實際上，絕不是這么簡單。現在你拿一個教研室作為麻雀來解剖，就會發現，任何一個教研室，尤其是傳統法學領域的教研室，三代的力量很明顯，沒有斷層。盡管，我們說我們法學院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過這樣或者那樣的風波，大的或者小的風波，但是我們各個學科領域的基本隊伍沒有斷檔，絕不是像有些學校人才大量的流失，一個人走了，這個學科一下垮了。在人大任何一個學科都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基本隊伍在那里，老中青三代人的基本隊伍在那里，這是人大法學院強盛的重要表現。
在這個時期，我們在學術上也取得了許多成果。一個是在原有的那幾個學科的基礎上，在80年代我們有4個博士點：法理、憲法、民法、刑法；到了90年代，所有的學科，首先是法史、訴訟法、經濟法取得了博士點，之后有了一級學科的博士點，在國際法和環境法上，也取得了博士點，除了軍事法學之外我們都有了博士點。后來教育部04年做了全國第一次學科的綜合評比，人大法學院取得了全國第一。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結果，實實在在地反映了人大法學院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人大法學院在外事活動方面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先后舉行了中美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中歐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中日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特別是到2000年，人大法學院建院50周年，舉行了世界百所大學法學院院長會議，李鵬委員會到會祝賀，并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一個法學院能夠把李鵬請來，簡直不可思議。所以完全可以這么說，當時人大是風光無限，好事基本上是我們拿了。
我93年到96年做法律系副主任，分管外事這一塊。有一次我陪哈佛大學法學院現在的副院長安守廉教授參加人大法學院的聚會。我們有這樣一個傳統節目，把從教幾十年的老教員請到臺上來，給他們獻花，做大蛋糕。結束之后，安守廉激動地對我說說，這實在讓我感動。你知道，退休在我們美國意味著什么？就是這些人慢慢的退出舞臺，沒人理了，而你們這里給他們很高的榮譽。我不是說人大的一切都是好的，人大官僚主義的東西，或者官氣的東西也是很厲害的，社會上的批評也很多，但是這一點，尊老愛幼，團隊精神，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人大的法律人，我們感到很驕傲。
我在96年、97年到美國去，做富布萊特的訪問教授，之后就不做行政工作了，專心理論研究。行政工作花費精力很大，不可能全身心地研究學術問題。從美國回來后02年寫了一本《比較法社會學的框架和方法》，獲得了北京市和司法部的兩個一等獎，以后也獲得了不少科研獎項。當時很感慨，如果我繼續做行政工作，我是不可能認真寫出這本書的。做行政工作，很多的東西都要投入，要真正認真做的話，對自己做學問肯定會有影響。
下面我們談第三個階段，2005年到現在。
這是我們王利明院長和韓大元院長主政的時期，就是當下。曾老師退據二線以后，說句實在話，所有的學校又回到同一個起跑線上，各個學校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為此，我們法學院采取了許多的措施。
一個是王利明院長上來以后，采取了一個措施，即引進人才。我們不是像其他學校一樣完全沒有基礎，我們是錦上添花，把某一個學科搞得更大更強，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在許多學科都引進了在國內非常知名的教授。法理我們引進了張志銘教授，曾經是社科院法學所法理室的主任，后來調到檢察官學院做副院長，法史也是從社科院引進了馬曉紅教授。刑法前幾年發生了一個變故，原來刑法實力非常強，變故后我們引進了戴玉忠教授，國家的大檢察官，劉明祥教授，武漢大學馬克昌教授的嫡系弟子；民商法曾老師做院長的時候就把楊立新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引進來，還有張新寶，這是社科院的，是佟柔老師的學生；訴訟法引進了陳桂明，這是民訴法中的NO1，《中國法學》的主編。國際法我們引進了余勁松，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院長，在國際經濟法上數一數二的，國際公法的朱文奇教授、邵沙平教授。這些措施在許多的學科領域確實加強了學科的實力。
然后的一項措施是提高國際化的水平，這也是我們王利明院長、韓大元院長這些年反復強調的，也是落實學校提高人大的國際化水平的戰略。我們主要是從國外一流大學的博士中引進人才，從而使學科的梯隊結構發生了變化。其他學科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我以法理學科為例。我們引進了余履雪，北大博士，法國巴黎一大博士后；最近我們引進了張龑，德國吉爾大學博士，再加上范愉是日本名古屋大學的法學博士，葉傳興是美國天普大學碩士。我們教研室的許多教員都有在國外一年以上的研究經歷，所以我們說打開了眼界，你不走出去，走向世界，永遠在國內范圍內，在學術上很難做出更大的成就。
再有一個，我們覺得這些年的一個發展是打破了“近親繁殖”的狀況。剛才說我們好的地方，人大有一個好傳統就是老一代對新一代的傳幫帶，教研室的梯隊結構非常明顯，而且師生之間的關系，一看很清楚。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就是“近親繁殖”，教研室的結構大部分都是人大自己培養出來的，在許多教研室里都是這種情況。這個東西說起來好像沒有什么問題，不存在學術上不容易溝通的問題，都是一個師傅帶出來的。但是現在，隊伍結構發生了變化。我們法理學科現在12個人，4個是北大的，張志銘、余履雪、張龑和曹磊，8個人大的，這樣的一種結構，相互溝通，相互碰撞，觀念很可能不一致，研究的方向和理念可能不同，但是這種碰撞對我們學科今后的發展只有好處，尤其是從長期的發展來看。過去我們總有一個觀念，覺得我把我的東西傳給我的弟子，能夠保持我的這樣一種思想脈絡在這個教研室以后傳承下來。實際上，我真是想，這個東西究竟有多大的必要呢？更不必說弟子和你的觀點不一致、乃至反對你的情況多得很，何苦呢？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說，從學科本身的發展來看，你把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流派集中在一起，大家共同的努力創造新的更好的學術環境，有什么不好呢？利明院長、大元院長都強調這個。在教育部的評估指標中也有是否是“近親繁殖”。對法理我自己還是很有信心的，人大、北大都是很強的碰到一起，有什么不好？現在我們主要是引進的國外的一些人，洋博士回來，國內我們也想把符合條件的引進了，比如說搞中國法律思想史、新儒學的。
05年以后，我們法學院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滿意的成就。04年的時候教育部第一次評估，人大法學院獲得了第一。09年又進行了第二次評估，我們同樣名列第一，人大第一，法大第二，然后是武大和北大第三，大體上是這樣的格局。同樣，從我們法理學科來講，我們也出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在國內比較能夠站得住腳的。比如《比較法的社會學的框架和方法》、《全球化條件下的法治國家》、《對西方法律傳統的挑戰》、《中國訴訟分流的數據分析》、《中國法律發展報告——數據庫和指標體系》、《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研究》、《集團訴訟研究》、《糾紛解決的理論和實踐》、《立法學》等在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市各獎項中分別獲得了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我想，理論歷史的學科，更多的是需要你坐冷板凳，你坐得下來，不被外面的形勢和吸引人的東西所左右，要坐得住。我們看人的標準也主要是看這些方面。你坐不住，盡管你口若懸河，盡管你在短期內可能拿出一些東西，但也就是曇花一現。現在外邊吸引人的東西很多，從政從商，總比你整天“爬格子”的吸引力要大得多。我自己感觸很多。在抗戰的時候，有一句話，華北之大，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這個比喻可能不好，但是道理是一樣的，如果我們不能給學者，不能給我們的學生創造一個很好的讀書環境，盡管這不僅僅是老師的問題，是社會風氣，但也與老師相關。不唯書不是不看書，尤其是對一個學校，不看書怎么能行？人大要發展，人大法學院要發展，沒有一種踏踏實實的、扎扎實實的讀書、研究問題的氛圍和風氣，別的都扯淡。有的外地的學校，法學院整個的氛圍，包括一些很好的法學院，整個教師所關心的根本不是怎么做研究，吸引他的東西是怎么打官司，怎么到律師事務所掙錢。但是你做教員，為什么選擇這個職業？
我們在05年以后仍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重點學科80年第一次評比，02年第二次評比，07年人大被評為一級重點學科，現在全國有三個，北大、人大、法大。我們的二級重點學科的數量和北大一樣，法理、憲法、民法、刑法，北大是法理、經濟法、國際法和刑法。近年來人大青年學者開始初露鋒芒，這是我們很興奮的，是人大法學院未來的希望，當然路還很長，希望他們能夠把我們人大扎扎實實做學問的傳統繼承下去。
我拉拉雜雜的講了很多，很多都是個人的一些感受，一些材料不見得準確，希望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鄭小敏：今天晚上非常榮幸的邀請到副院長胡錦光教授，胡老師也是79級的本科生，二位教授肯定有很多共同的經歷和故事，也有很多話要說，請胡老師點評。
胡錦光：朱老師好，各位同學好，剛才朱老師很謙虛的說，他沒有資格講人大法學院的30年，我覺得朱老師是最有資格來講的，他是79年入學，當時已經而立之年了，在30歲之前是經風雨見世面，之后在人大念書之后到法學院，一度是我的領導，他是法律系的副主任、黨總支書記，相當于現在的黨委書記，比小敏要高一個級別，小敏是副書記，朱老師當過書記，以前是我的頂頭上司，他是最有資格對人大法學院30年來發展變化的過程進行概括的。
恰恰是我沒有資格對他今天所述的內容進行點評，我雖然也是79級，但是我讀的是本科，而且我在念書的時候年齡比較小，19歲，他是30歲，和他差了十幾歲，我當時見到他應該叫叔叔。朱力宇和我同班，也是30歲，他經常讓我叫他叔叔。他18歲當兵，那時候我還在念小學，一個小學生見到解放軍肯定叫叔叔，這么一看也是成立的。
今天朱老師講得很好，我不是點評，談點感想。今年也是我到人大法學院30年。人大法學院為什么強大，并保持到現在，原因在哪里？朱老師今天概括了其中一些原因。一個原因是人大法學院師生之間的關系，優良的傳播是傳幫帶。剛才朱老師也講到了“近親繁殖”的問題，因為在那個年代，你不“近親繁殖”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當時剛剛大學復校，中國大學剛開始恢復招生的時候，人大法律系教出來的學生，優秀人才不留在人大法學院，法學院從哪里要人才呢？中國沒有地方有人才了，都在人大法學院，他不可能不留自己的學生。我們今天的中國法學院已經有630所，特別是現在改革開放，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有大批的優秀人才遠渡重洋到其他國家去學習，我們到德國學、美國學、英國學，到法治比較發達的國家學習他們的經驗，當年并沒有這樣的條件。人大法學院的老教師在這一點上表現得非常優秀，傳幫帶。剛才朱老師講到，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的統編教材，我到人大念書的時候，基本上沒有教材，書店里買不到教材，人大法律系也沒有教材。所謂有教材，就是老師自己編的油印的教材，我們學的很多的課程都是油印的教材。民法當中，最有名的教材是佟柔教授編的《民法原理》，在中國學民法的人這本書是當做圣經一樣學的書。所以80年代初的時候，由司法部統一編的教材，在這上面有你的名字出現你就是權威了，更不要說是主編或者是副主編了，尤其是剛剛出道的年輕人，如果在這里有名字，將來肯定是大牌。我們法學院，王利明副書記是最早在這里出現名字的，我們都萬般羨慕，這是以后備干部接班人的姿態出現的。剛才朱老師講，主編有多少，副主編有多少，在這里當個作者、撰稿人就了不得了。我們法學院的老教師對自己看中的有培養潛質的學生提供機會，現在有學術成就的人都得到了老師大力的提攜，沒有老師的提攜沒有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對老師的態度，也能夠看出老師當年是怎么培養他們的。佟柔老師的塑像就在旁邊，這個塑像是王利明當院長的時候立的吧，也說明了王利明對導師的一份恩情的表達。韓大元當院長還沒有立他的導師，他的老師還在，身體還不錯。沒有立別人的，就是佟柔一個人的，校長也可以說是有點以權謀私，也是表達他內心里對老師的感恩之情。趙秉志走了，如果他在人大，對高銘暄的態度是什么樣的。他對高銘暄老師是全方位的照顧，高老師喜歡唱京劇，趙老師在北師大，高老師唱的時候，趙秉志請一個班子來給他伴奏。當時趙秉志老師在人大不是院長，說了不算，高老師只能在這里清唱。從這里可以反襯出來，老師對學生怎么培養，學生才有感恩之情。正是因為有傳幫帶，人大法學院的中堅力量在國內同代人當中保持著領先的地位，這是人大法學院保持強大的經驗。
第二個經驗，人大法學院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做強做大。把蛋糕做大，任何一個單位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矛盾，人大法學院也不例外。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有不同的幫派，也有矛盾。矛盾怎么化解？年輕人之間當然也是有矛盾的，評職稱早晚、得到的好處多少，但是這里如何化解矛盾，最主要的是做強做大，把蛋糕做大，大家分的份額就多起來了。如果蛋糕還是這么大，有很多人來分，肯定會打起來。所以朱老師講了，在曾憲義老師當院長的時代，人大法學院的蛋糕突然做大了，而且很大，不僅僅在中國法學界里大，因為曾老師的輩份、聲望和政治謀略，使得曾老師在法學界領域里取得了無人代替的地位，一個領軍的統帥的地位，不僅使得中國法學的蛋糕做大了，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中國法學的蛋糕做大了，法學院在中國法學的蛋糕里相應就大了。大了不僅是我們法學院在全國法學界里的蛋糕大了，我們也可以看出，人大法學院從我的經歷的過程來看，在人民大學的蛋糕里也大了。我念書的時候，人大法律系在人民大學里是不怎么樣的一個系，最牛的是當年的工經系，相當于現在的法學。現在的法學牛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一個人給我講一個事情。有個人勸另外一個人好好讀書，爭取考上人大法學院。什么好處呢？考上人大法學院的研究生之后，你在人民大學里就可以橫著走路，這就是好處。為什么今天這么牛？我問講笑話的人，考上研究生就可以橫著走路，我是教橫著走路的人，我要怎么走？抬著走。
人大法學院的蛋糕做大了，在人大里絕對是王牌學院。在當年，做不到這一點，在曾憲義院長時代，人大法學院不僅在全國影響擴大，而且在人大的影響擴大了。這是第二個經驗，怎么能夠把蛋糕做大。
第三是因為蛋糕做大了，內部相互團結，形成一種合力，大家積極向上，整個學院的教職員工，大家共同能夠把法學院做好，這樣一個合力，這樣一種同心協力，是以前不具有的。正因為有同心協力的精神，剛才朱老師講，開的很多大型會議，我們知道搞一個會議是很費力的事情，那么一個大型的會議，所有的法學院的教師參與會議是一分錢報酬都不要的。有人出主意，有人拉關系。我們到人民大會堂開的50周年的院慶，我們從人大東門出發，到人民大會堂，沿線兩條道路是北京的警方全部開通。有的老師有這種關系，主動的去找，有的老師在中央通天，就找中央領導出席會議，有的老師沒有關系，賣苦力，做各種具體的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有主意的出主意，大家形成了合力，團結的氣氛，這是人大法學院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個原因。
從05年以后，曾老師當了名譽院長，我們法學院在人脈資源方面，依靠他個人得魅力去獲取資源，在這個角度上，可能得到的比以前少多了，現在曾老師還擔任委員會和一些機構的頭，當然和以前相比，完全依賴于他，應該說得到的資源沒有以前那么大，如果把精力都放在這個方面也是不正常的。人大法學院將來怎么發展？朱老師也擔心，將來人大法學院怎么越來越強，保持國內領先的地位。今年4月份領導班子換屆，韓大元教授擔任院長，這是一個非常有雄心、謀略和擔當的人，要做一番大事業。他上任以來，我感到很疲憊，每天開會。新官上任三把火，韓院長燒了不止三把了，三十把都有了，心意我非常理解，前幾任院長非常出色，到這里不能不行了。韓院長為了把法學院做好，一些理念和一些做法和思維是充分肯定的。在學校里無非兩個東西，一個是教學，一個是科研，把這兩個東西弄上去，法學院就強大了。科研主要是老師的研究能力，一個是有研究素質，一個是人才，人才哪里來，我們今天可以從海外引進。我們已經做出規定，本校的研究生不允許留下，你厲害也沒有關系，你先到外面去厲害去，實踐證明你很厲害，再調進來。我們有條件可以從外部引進，朱老師引進了一個，很優秀。我們今年也引進了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博士，我們引進了一個女性，他們引進了男性。我看他們那個比我們那個優秀一點。我們現在從海外引進人才，青年人里從海外名牌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大概占到一半左右，將來繼續還會引進。
韓院長還有一個基本的觀點，不折騰老師，減少老師日常瑣碎的工作，積極化緣，讓老師有研究經費。我們今年三節，去年一個人2000元，今年是4000元。老師這一部分采取了一些措施，讓老師到外國去進修，鼓勵大家到外國去交流，參加會議。總而言之，在教師這一塊，首先我們在留人上，給他成才的條件，院里創造條件。另外就是教學部分，怎么讓學生成才，給學生創造一些學術性的研究條件，由教授來給本科生上課，老師對學生的指導，怎么能夠保證鼓勵學生創作出更好的學術作品，特別是博士生怎么能寫出優秀的論文。韓院長就任以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法學院保持優勢，在此前提下強化內在的品質，靠實力去競爭，而不僅僅是靠個別教授經常上電視，或者經常講一些走鋼絲的話，而是完全靠實力。我相信，我們下次在教育部的評選當中仍然會獲得第一名。
這是我人大法學院之所以能夠強大，我聽了朱老師的話的一些感想。未來我們怎么保持優勢，朱老師提出了一些想法，以韓院長為核心的領導班子也有一些體系化的想法，已經有了成熟的想法，然后把這個想法實施下去，人大法學院將來會越辦越好。在座的各位過幾年畢業了，再回來的時候會越來越好。希望大家給院里多提寶貴意見，使法學院能夠在未來真正成為中國第一、世界一流的法學院，謝謝大家。
鄭小敏：謝謝，我們院里給每位口述歷史的老師準備了小禮品，請胡院長代表韓院長和林書記贈送禮品。
（贈送禮品）
剛才兩位老師和大家分享了在人大法學院求學工作的人和事，介紹了法學院這30年的發展，大家的心情和我的心情一樣，非常的激動和自豪。同時在兩位老師的報告中，也和各位分享了做人和治學的道理，發人深省，希望各位同學從中吸取營養，獲得收獲。希望你們既做到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和人大法學院共同發展。
第四次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活動到此結束，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