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者和官員之間架設一座橋梁，讓做學問的學者能走過去實現一下自己的從政抱負；讓從政的官員也能走過來享受一下學者更多的言行自由，去滿足治學的理想
趙旭東，1982年西南政法學院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1995年獲民商法學博士學位。
自1985年以來，一直致力于民商法，尤其是法人制度、公司法、證券法、合同法方面的教學和研究。1999年被評為“北京市優秀青年法學家”，2002年被評為“全國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學家”，2008年當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趙旭東
2006年7月，我和另外兩位高校教授被最高人民檢察院任命為掛職的副廳長。任命高校學者擔任高檢院副廳級的領導職務，是高檢院歷史上的第一次，是開創之舉。
“文怕翰林武怕轄”
學者掛職，通俗地說就是學者從政或當官。我們三位此次被任命副廳級的領導職務，職級又比較高，由此自然引起了人們關于做學問還是當官價值選擇的思考和議論。
古往今來，做學問、當學者通常都是十分清苦的，但現時的中國，作為大學教師的學者生活條件已經徹底改善。更為重要的是，學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人格的獨立，不必無條件地接受上下級規則的約束，有比官員更多的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可以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的學術見解，甚至可以口無遮攔地對時政品頭論足，可以周游講學，自定行程。學者還可以佳作傳世，青史留名，獲得廣泛的社會聲譽。如此，學者確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然而，必須承認，在中國，當官一定是更多人的追求。從歷史到現在，中國都是一個典型的官本位的國家。金榜題名、“學而優則仕”早在兩千年前就成為讀書人奮斗的軌跡。記得在我考上大學以后，我的伯父雖讀書不多，小學都沒畢業，但卻對我說過一句至今都記憶猶新的話：“文怕翰林武怕轄”，雖然此話文意與伯父話意并不完全切合，但其話意是無論文武，都要有實權，不可做教師。
其實，官本位在中國處處可見，大學要展示自己培養學生的成就首先端出的就是那些高級官員，在各種各樣的會議、宴會、儀式、合影等位次安排中，官員總是位居尊要，有時甚至德高望重、享譽中外的泰斗級學者的位次安排還不及一位學生輩的年輕官員，只因其省部級或司局級的身份。在高等學府這塊學術的園地，也同樣充溢著官本位的濃烈氣息，學校的行政化現象已是十分突出，學術資源的爭取常常要借助一定的行政地位，一定的行政地位又會形成或強化學者的學術聲望，具有一定學術聲望的學者通常就被委任或爭任相應的行政職務。
而在近些年出現的國家公務員熱中，亦可看到當代大學生從其前輩和社會承繼過來的官本位意識。在大多數文科學生的就業選擇中，國家機關通常是首選的目標。為幾個國家公務員的職位，動輒有數百上千的學子赤膊競爭，足見官員職位對他們的強大吸引力。
官本位的深厚背景必然左右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和職業選擇。古往今來，雖不乏對官場不屑一顧的清高雅士，但多數人還是不能免俗，當官還是人們趨之若鶩的追求，雖終能任官者寥寥，但卻不能掩住多少人對官場的那份心底的向往和從政的抱負。
因此，這些年間，不少學者通過不同的渠道離開學術崗位，走向政壇。有的是通過干部調配被任命，還有的是參加領導干部公開選拔而當選。學者掛職其實還不算是正式的從政當官，只是短期性的任職。但也確有一些學者經由短期的掛職而轉為長期的留任，人事關系完全轉移。而無論通過何種途徑，學者們對來自機關任職的機會和邀約多表現出很高的熱情。在對我們三人掛職高檢院的一篇媒體評論中，也曾有以下的評述：“時代雖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知識分子們的心態始終沒有改變。賀衛方先生曾感慨，現代的知識分子還可以在校園里面以教書育人為職業，守住自己的一點尊嚴。然而，再怎樣自命清高、安貧樂道的學者，一旦接到中樞伸過來的橄欖枝，也是引以為榮，欣然接受的。”其實，對學者從政是不應見怪和不必貶責的，撇開我本人屬當局者的利害關系外，作為中立的旁觀者，我也會認為官本位既為中國社會之基本現實，除對高校行政化這種惡性發展的現象等應給予必要遏制和改革外，一般學者順勢而為，在與人、與己、與社會都有益無害時改行從政就是完全正常合理的，雖然不一定要鼓勵大家群起仿效，但完全可以投以贊許和支持。
其實，立功、立言應無所謂先后順序和位階上下。站在更高的境界觀察，學者、官員都是高層次的社會職業，都要求很高的知識素養和專業能力，也都各有其特定的社會價值和人生價值，無所謂高下，也不應分優劣，但如前所述，作為不同的職業和角色，學者和官員又確有其各自的職業要求和規則，人們的選擇應該充分考慮其自身的特點和專長，出色的學者不一定能成為稱職的官員，而優秀的官員不一定能做出學問。
從功利的角度考量，學者與官員也是各有其長短得失、酸甜苦辣，擁有官員的地位和榮耀就要約束自己的個性和自由，要彰顯個性和強調自由，就不能企望官員的地位和榮耀(不同于學者的地位和榮耀)，有所得必有所失，正所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多少學者因此生與官場無緣而抱恨，也有多少官員眼見學者的自由和瀟灑而羨慕，“這山望著那山高”可以勾畫出學者與官員相互向往的無奈心態，此事自古以來都難兩全。
在學者和官員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由此心生一希冀，為何不在學者和官員之間架設一座橋梁，讓做學問的學者能走過去體驗一下為官的感受，去施展一下政務管理的能力，去實現一下自己的從政抱負。讓從政的官員也能走過來享受一下學者更多的言行自由，去滿足治學的理想。中國人太過追求單一事業的成就，太過看重終極的價值和目標，而往往忽略了多元價值和目標的追求，輕視了對人生經歷本身的過程體驗和享受，既往的傳統都是一定終身，或者從政，或者為學，一經確定，往往終身不變，一條路走到底，生怕錯走彎路，政界與學界、官員與學者之間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為何我們社會的許多角色都已解脫終身制的枷鎖，都實現了較為自由的流動，而學者與官員事實上的終身制卻難以打破，學界與政界之間的藩籬卻不能拆除。學者與官員間的角色互換，其實在西方國家早成慣例，習以為常。君不見卸任不久的美國國務卿賴斯，原來就是斯坦福大學的老師，跟隨小布什進了內閣從政8年，任期屆滿又回到斯坦福去當她的教授，學者和官員的感受讓她體驗了個淋漓盡致。
當然這些年我們國家也有不少學者改行從政，甚至官至國家領導人的也有多位，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這種流動是從一端到另一端的單向流動，而非可以再反向回流的雙向流動。學者一旦從政，除非異常情況，否則就很難回頭再做學者，雖然實踐證明其完全不適合或不喜歡官員的角色。而官員改行當學者的更是稀少，不是其不想，而是一旦離開職位，就幾乎斷絕了再回返官場的路徑。因此，一個學者或一個官員的改行就成為非同小可的前途選擇，一次選擇幾乎就是終生的抉擇，讓學者改行從政也許不難，而讓官員棄官治學，那多是走投無路的無奈選擇。
改革干部制度的有益嘗試和貢獻
就此而言，學者掛職確是建立學者與官員之間身份互換、合理流動的一個積極嘗試和探索。當然這種探索并不是從我們掛職才開始的，早在幾年前，陳興良、黃京平、阮齊林等教授就開始了掛職的嘗試，只不過當時都是在基層檢察院，而此次是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層次上實行學者掛職。在我掛職過程中，也常有同事朋友問過是否有棄學從政的打算，不能說從沒有這樣的念頭，但從各方面考慮，我都不認為這是適合于我的選擇。對于掛職，我欣然應聘，但從未有過就此終止學者生涯的計劃和安排。我想，這種身份的回轉也許正是掛職最獨特的價值。
我們三人的掛職任期初定一年，后又延長一年，任期屆滿各自都返回學校，繼續做自己的教授，也不保留或享受什么副廳級的待遇。這的確是建立學者、官員身份轉換機制的實質突破，開啟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又一扇大門。在繼續嘗試和保持這種形式的同時，如果把它往前再推進一步，加以完備，將掛職期限與一般機關干部任期同步確定，并且實行全職而非兼職工作，任職期間和任職后給予合理待遇等，這種掛職完全可以演變成一種新式的領導干部任用制度和機制。它與一般的改行從政不同，它不再只是學者向官員的單向流動，也不是只能上不能下，職級確定就終身享受，更不是一定終身的永久性改變。
當然，這種身份轉換和合理流動并不只是為個人發展進行的制度設計，就干部制度改革的制度價值而言，這種機制至少可以發揮兩種主要的功效和作用：其一，建立學界和實務部門的密切聯系，建立學者參政議政的多種渠道，實質性地推動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其二，選擇具備政務能力和優良專業素質的專家學者進入國家機關，可以有效地改善國家機關的人員素質和管理水平；其三，讓長于理論思考、熱愛教學科研的官員來到高校，給他們一個自由的學術平臺和充足的研究時間，將其從政中的所思、所行及所得進行法理上的整理和提煉，彌補高校實務研究的不足并形成與其他學者互補性的交流，對己是另一種人生價值的實現，于國家、社會何嘗不是一種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