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60周年的日子里，我們不能忘記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審判日本戰犯做出巨大貢獻、為祖國爭得榮譽的中國配席檢察官向哲浚。
最早來到東京的中國檢察官
1945年10月18日上午，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向哲浚乘坐DC47型242號專機，從南京飛往日本。
參加東京灣受降典禮的中國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軍委辦公廳主任商震與蘇聯等國代表等，經過與企圖壟斷東京審判的美國方面多次交涉，迫使麥克阿瑟同意吸收中國、蘇聯、英國、法國等10國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同意中國、蘇聯等六國各派三名法律專家，參加審判日本戰犯國際法庭章程的制定。
徐永昌和商震回國向蔣介石匯報后，蔣介石任命商震作為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返回日本時，帶領被選中的中國法律專家向哲浚、方福樞和易明德到東京開始工作，給中國再派法官、檢察官赴日做準備。梅汝璈后來在所著《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一書中，對配席檢察官的派遣有如下說明：
“雖然憲章上規定的配席檢察官的地位并不高，權力并不大，但是由于檢舉日本法西斯的元兇巨魁是舉世矚目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亞洲人民所特別關切的一件大事，因此同盟各國對于派遣的人選還是很鄭重的，他們派遣的大都是富有檢察經驗和法律學識的人，平均年齡在50歲左右。”
向哲浚與同行的中國法律專家方福樞、易明德反復交談，都深感作為中國第一批派往東京準備參加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律工作者，跟隨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將軍一起赴日，責任重大。
到達日本后，向哲浚三人立即投入到起草審判日本戰犯章程的繁忙工作之中。
當向哲浚在參與起草法庭章程遇到重重困難深感勢孤力單的時候，終于盼來中國法律代表團團長、首席檢察官兼首席法官梅汝璈帶領15名法律專家和20多名工作人員，1946年1月14日到達東京。
當晚9時，向哲浚引導梅汝璈拜訪商震及參謀長喻哲行和代表團工作人員。
商震講起面臨的復雜形勢，只能與美日人員暗斗、巧斗加智斗，他指著最早到達東京法庭、最了解情況的向哲浚說：
“麥克阿瑟這個人過于居功自傲，也過于專橫。這一點，向哲浚先生一定深有體會了。”
向哲浚氣憤地說麥克阿瑟簡直是飛揚跋扈，好在有商震和喻哲行掌舵，現在梅汝璈先生又帶領主力軍參戰，定能不辜負中國人民的深切囑托。
喻哲行向梅汝璈介紹向哲浚的工作情況，稱贊向哲浚有在上海從事法律工作近20年的經驗，是國內著名的法律專家。在眾人的熱烈掌聲中，梅汝璈和向哲浚開始了緊張合作的東京法庭生涯。
竭盡全力定戰犯
向哲浚全力協助國際檢察處處長基南進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起草工作，在1946年1月19日予以公布，接著開始對戰犯的起訴工作。
第一項工作是參與偵訊犯人。審判日本戰犯牽涉的地域范圍極廣，犯罪時間長，罪行種類繁多，特別是在押的重要犯人達118個，他們每個人在日本近20年政治舞臺上的活動都錯綜復雜，這就決定偵訊工作決非輕而易舉。
第二項工作是搜尋罪證。向哲浚知難而進，下力氣摸熟日本近20年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的發展脈絡，搞清犯人擔任過什么重要職務，有過什么罪惡活動，然后在堆積如山、卷帙浩繁的日本政府公文檔案里，夜以繼日地尋找與被告有關的材料。他們伏案摘抄，分門別類歸納整理，沙里淘金決定取舍，終于搞到不少“過硬的炮彈”。接著運用自己的智慧，掌握偵訊技術和犯人心理，運用“過硬的炮彈”果斷出擊，提出關鍵性和能夠擊中要害的問題，步步進逼，毫不放松，跟蹤到底，取得了許多有利于檢方的有力證據。
第三項工作是到各地對戰犯們的罪跡進行現場采訪和調查。向哲浚陪同總檢察長基南和六名得力助手到南京、上海、北平做了兩個星期的取證工作，收集到南京大屠殺的一些數字和罪證，預約了英國證人皮特·羅倫斯、美國傳教士史密斯、美籍金陵大學教授貝司蒂和中國證人伍長德、徐傳音、溥儀、秦德純、王冷齋等屆時出庭作證。梅汝璈稱贊向哲浚等人對南京大屠殺和盧溝橋啟釁事件的提證工作有聲有色，是富有意義的工作。
到1946年開春，國際檢察處對戰犯們的罪行有了初步輪廓，基南便召開檢察局會議，講明選定被告的方針，宣布成立八個小組分頭行動，從2月6日開始研究被告名單。
美國最早提出30個戰犯名單，向哲浚代表中國廣大受害者，提出11人，其中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橋本欣五郎、畑俊六五人后來被定為甲級戰犯；谷壽夫、酒井隆、磯谷廉介、和知鷹二、喜多誠一被引渡到中國審判。英國檢察官考明提出增加珍珠港事件罪魁東鄉茂德、鈴木貞一，向哲浚代表中國表示贊成，后來形成25人的被告名單。
向哲浚看那天的會議主席、英國檢察官考明就要宣布散會，急忙站起身發言認為，還遺漏了三名大戰犯，必須補充。
這三大戰犯是：曾任關東軍司令官大肆屠殺我東北和華北同胞的南次郎；南京大屠殺的指揮者、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和制造偽滿洲國的關東軍副參謀長石原莞爾。
各國檢察官認為向哲浚的意見很有道理，一致同意把南次郎、松井石根列為被告，英美檢察官認為石原莞爾1941年轉入預備役后經常攻擊東條英機，以石原莞爾曾圖謀發動反對東條的政變為由持否定態度。
向哲浚據理力爭，向各國檢察官陳述了石原的罪行：石原莞爾以法西斯理論家自居，大肆鼓吹“世界戰爭最終論”，企圖以中國東北為據點，玩弄“五族共和”陰謀，建立“王道樂土”，再擴大為“東亞聯盟”以至“亞洲大同”，因此他被日本法西斯青年將校奉為經典，掀起“東亞聯盟運動”，影響極其惡劣。
各國檢察官聽了向哲浚的說明，都同意把石原莞爾作為被告送交法庭審判。
向哲浚與伙伴王師堯、李子賢、喻明德和張淑玲等人同各國檢察官日夜奮戰，暈倒在工作臺前，受到盟軍最高總司令部2月20日召開的戰犯罪證調查集體匯報會的表揚。盟軍總參謀長薩塞蘭稱贊向哲浚等人肩負著維護正義與和平的重任，為了掌握戰犯的確鑿證據，使審判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所付出的辛勞。四天之內，就有向哲浚等，因勞累過度而暈倒在地，而喻明德是第二次暈倒，王師堯已是第三次累倒了！
出席大會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要求基本康復的人員休息幾天，但他們馬上投入緊張的工作。
尚未康復的王師堯、新西蘭首席檢察官奎西安等人提前出院來到會場，麥克阿瑟親自把他們扶上座位，稱贊他們是正直的、堅定的、有良知的法律專家。向哲浚深受鼓舞，挑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一部副部長的重擔，又投入緊張的戰斗之中。
反對美國包庇細菌戰犯石井四郎
向哲浚依據中國軍政部防毒處提供的記載日本在中國使用毒氣彈殺死2086人證據的材料，以及中國駐國聯代表顧維鈞在國聯的控訴，同美國企圖包庇日本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向哲浚聯合蘇聯、美國、荷蘭檢察官格倫斯基、莫羅、雷寧克掌握了日本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部分罪行，四個人于1946年3月16日去找總檢察長基南，提出要求預審石井四郎。
向哲浚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們已經商量好了，決定今天下午就開始預審罪大惡極的石井四郎，請你批準。獲得基南批準后，當日下午便把石井四郎提來，在向哲浚主持下進行預審。
向哲浚警告石井四郎必須抱老實態度，如實交代在日軍731部隊犯下的罪行。石井四郎向向哲浚深鞠一躬，口稱已經做了如實交代、以死謝罪的打算，說著掏出一頁紙遞了上來。 ......
向哲浚簡介
向哲浚（1892年—1987年），別號明思，曾用名向哲文，湖南寧鄉人。1911年考入清華學校，6年后被選送赴美留學，先后在耶魯大學文學院、法學院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深造，獲文學士和法學士學位。1925年回國，同時在北京大學、北京交通大學、河北大學任教，后參加“調查法權籌備委員會”，并任王寵惠的文牘秘書隨王出席國際會議，1928年隨王到南京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秘書。1932年任吳縣地方法院院長，1933年任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1941年底和法院同事倪征燠離開淪陷區輾轉到重慶，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1943年出任高等法院湘粵分庭檢察處檢察長。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向哲浚出任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不久即受命組團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的審判，任中國檢察官，并推薦梅汝璈為中國法官。
在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律專家中，向哲浚最早到東京，承擔了壓力最重、最艱難的取證工作。1946年2月7日，由向哲浚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11名日本侵華戰犯名單。當時軍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訴訟程序，定罪要看證據是否有力、還要不被對方的辯護駁倒。由于戰爭期間中方沒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證據，日方借口嚴守軍事秘密，投降后銷毀了大量罪證，為此向哲浚排除萬難，頻繁帶領工作人員前往中國過去的敵占區尋找人證和物證，還前往查閱被查封的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存，從字里行間發掘日本侵華罪行的證據。
1946年春，國際檢察局開始起草起訴書。經向哲浚據理力爭，終將1928年“皇姑屯事件”發生日正式確定為中國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將起訴起始日從抗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提前了9年。
在法庭上，向哲浚多次舉證發言。審理“南京大屠殺”案時，戰犯松井石根在辯護中把自己的罪責推得一干二凈。向哲浚當庭展示了一疊資料，包括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親筆簽名的進攻南京的命令，最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無以辯駁的事實宣告松井石根率日本軍隊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
審判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時，向哲浚提出：“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國犯罪最多，應由中國檢察官負責對此二人的控訴。”還從南京搬來援兵倪征燠出任其首席顧問。板垣提出書面證詞想證明“滿州國”是根據“民意”成立的，中國檢察官出示日本御前會議文件和內閣會議文件、密電、動員令等材料進行有力的盤問反駁。
1948年11月12日，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判絞刑，另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1948年12月23日絞刑執行，向哲浚和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應邀參加見證。
向哲浚回國后，國民黨政府先后委任他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職，但都被婉拒。1949年2月，留在上海的向哲浚接受大夏大學和東吳大學的聘請，講授《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審判》等課程，接著參加了思想改造運動和院系調整，轉到復旦大學法律系任教，以后又調到社會科學院和上海財經學院(即今日的上海財經大學)工作，任財經學院基礎部外語教研組主任多年，直至1965年退休。
“文革”結束后，向哲浚不顧年邁，多次接待司法和新聞界朋友，解答與國際法有關問題。1980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向多次在不同場合發表義正辭嚴的談話，痛斥日本右翼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的可恥行徑，還積極配合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籌建工作，介紹東京審判的許多情況，其影像至今仍保留在紀念館向觀眾放映的記錄片中。1987年向哲浚病逝于上海，享年96歲。
一次，有位知道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