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秦的家世
祖父李瀚章，湖廣總督、四川總督、兩廣總督；
叔祖父李鴻章，大學士、太子太保、直隸總督、北洋通商事務大臣；
父親李經灃，李瀚章第七子；
母親吳靜宜，杭州城里有名的美人，富商 吳家的小姐；
丈夫張福運，庚款赴美留學的才子之一，曾在哈佛大學讀法律，與宋子文同學，回國后當過北洋政府交通部航政司司長、北京交通大學校長，后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關務署署長。
李國秦讀書在中西附小和中西女中，中年皈依佛門，是佛學界密宗大師屈映光的衣缽傳人，號意空法師，被尊為金剛上師。
李國秦的父親是李瀚章的第七子，名李經灃（1881－1941），是晚清時的國學生，曾在陜西當縣太爺，歷任陜西長安、長武、富平、岐山等縣的縣官，所以給兩個女兒取的名字都與陜西有關，大的叫國秦，小的叫國邠。民國后他沒有像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和李經邁一樣“不食周粟”，而是采取了務實的、靈活的處世態度，辦過稅務，還當過揚州揚子鹽棧的棧長，這些都是世人視為“肥缺”的差事，可知日子過得很悠哉。他前后有過兩位夫人，李國秦、李國邠的生母是杭州城里有名的美人，富商吳家的小姐吳靜宜；繼室諸詠琴是浙江諸暨人，生下一個兒子，就是現在香港國光船務有限公司的老板李國光。
李經灃一家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到了上海，可能跟李瀚章曾任浙江巡撫有關系。那時在上海的李家人主要集中住在兩個地方，一處是虹口，一處是跑馬廳以西（據說就在原先跑馬廳的馬棚附近）。李經灃雖說身處十里洋場，也一直都在官場上做事，但封建觀念還很重，對女兒的讀書并不很看重，而對女婿的要求則很高，所以盡管國秦、國邠姐妹都先后進入了中西附小和中西女中讀書，但是中學還未畢業就不讓讀了，要女兒們呆在家里，等著人家上門來說親。
嫁女兒李經灃是要看雙方的“八字”的，“八字”不合絕對不行。除了“八字”還另有標準——他并不要求女婿有多高的學歷，但要求女婿要有文采，要前來“應試”的女婿當面寫毛筆字，當面草就一篇命題作文。那時李家的門風還是有不小影響的，被他開涮的女婿人選不知幾何。終于，一個合適的人選被挑中了。他就是李家的安徽同鄉、家境原先貧寒的桐城人馬兆昌。
馬兆昌的父親是個精明能干的工匠，在桐城很有名望，但他不滿足于鄉間的小打小鬧，受時代潮流的鼓動，懷揣著僅有的一塊銀洋闖了天津。他舉目無親，也沒有熟人，就住在天津安徽會館里，四處打零工。后來人家看他手藝好，就推薦他到大實業家、兩江總督周馥的兒子周學熙的門下干活兒，這下他的才干才算有地方發揮了。他不僅手藝活兒干得好，算盤也打得極好，能用原始的計算方法，準確地算出建筑所需的各種用工用料。周學熙大喜，后來在創辦啟新洋灰公司和北京自來水公司搞基建時，他成了主要功臣之
一，從此在天津扎下了根。馬兆昌承繼了父親的數學細胞，聰明過人，在銀行里工作，而且一手蠅頭小楷寫得簡直就象是刻印出來的似的。李經灃看了非常高興，決定敲定這門婚事。
可是事不湊巧，人好了“八字”卻不行了，推算下來跟李國秦的“八字”“相克”！可是李經灃又舍不得放棄這樣一個人才，于是大女兒不行就“出臺”二女兒，結果李國邠就先姐姐嫁人，1923年，成了馬家的媳婦。
李家的女兒是不愁嫁的，大女婿很快又有了最佳人選，他就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后來當了宋子文的助手、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關務署署長的張福運。
張福運是山東福山人，運氣的確不錯，考取了清華大學預備班，與胡適、趙元任等一樣，成為庚款赴美留學的才子之一。他在哈佛大學讀法律，與宋子文是同學，回國后先是被北洋政府交通部看中了，當過交通部航政司司長、北京交通大學校長。在北京交大當校長時，被李家的一個親戚“抓住”了，他就是跟李家有多重姻親關系的安徽壽州孫家的孫多鈺（夫人李國籌）。孫多鈺也是美國留學生，原先在上海，任滬寧、滬杭鐵路管理局總辦，后來到了北京和天津，當過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開灤煤礦總經理、通惠實業公司總裁，是孫氏家族集團的后期主持人。他認為張福運是個人才，于是向李家老太爺推薦。李經灃與之見了一面，印象不錯，竟一次性通過。1924年，已經35歲了的張福運，娶了22歲的李國秦為妻，兩人相差13歲。
1927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宋子文當上了財政部長，組織班底時，張福運喜得高升。那時財政部下屬三大署：稅務署（管稅收）、關務署（管海關）、鹽務署（管鹽務），張福運當上了關務署署長，主管全國海關，頓時成了灼手可熱的大人物。那時全國最大的海關就是上海的江海關，所以盡管財政部設在南京，而關務署卻設在上海；第二大的是天津的津海關，所以天津他也經常要去。
因此張福運夫婦就在上海和天津兩地都買了地，造了房子。在天津的房子是在常德道2號，占地六畝（解放后成為天津市委第二招待所）；在上海的房子建在復興西路140號，一棟小樓，三畝多地，有網球場和游泳池（解放后由政府代管，成為上海警備區部隊首長宿舍），李國秦就成了這兩棟豪宅的女主人。
李國秦與她妹妹李國邠的性格絕然不同。妹妹性情溫和，遇事總是謙讓，謀求大家一團和氣，是典型的賢妻良母；而李國秦性格豪爽，快人快語，辦事麻利，說一不二，遇事很有主見，除了婚姻必須由父親作主外，其他一切事情均自己說了算。當上關務署署長太太的李國秦，并沒有像一般的闊太太那樣整天打麻將，擺弄首飾，泡咖啡館。她很好學，上進心很強，深以沒能獲得中學學歷為憾，于是利用上海的有利條件，多讀書，勤補課，還跟人學寫字、學畫國畫，每周有好幾次請老師來家授課。日子久了，她的一手毛筆字已經很漂亮了，惹得不少朋友都來向她求字。到她1949年離開上海時，她認為比較好的字畫已經積至好幾大箱，存在妹妹家，可惜在“文革”中全部化成灰燼。
當年張福運因海關工作需要，常攜夫人出席一些有洋人參加的聚會，李國秦總是打扮入時，顧盼有儀，落落大方地用英語跟那些洋太太周旋，與丈夫的風度相輔相成。有時他們還要去香港辦交涉，港督總是把他們請進當時最叫絕的半島酒店，李國秦毫不怯場，進退有據，不幾年就把香港世面上的人頭也弄熟了。這對于那些沒能娶上大家閨秀為妻的國民黨高官來說，是個不小的刺激。
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張福運官做得大了，風頭出得足了，前來巴結的人家自然也多起來了，跟海關業務有關系的、沒關系的，瞅準機會都喜歡往張家跑，靠不上張福運的，能把夫人“粘住”也是好的。那些年頭，復興西路140號那三畝多地，顯得并不是太寬敞。
在來來往往的朋友當中，有一家人住在離張家不遠的范園（華山路江蘇路路口，現為解放軍八五醫院），主人是一家外國銀行的買辦，這家的女兒正在大學讀書，長得聰明伶俐，也喜歡畫畫，畫畫得挺好，很能討李國秦的歡心。兩家相距不過兩條馬路，走動十分方便，小姑娘有時在張家玩得晚了，李國秦就留她住在家里。時間長了，李國秦就認她作干女兒，反正李國秦自己沒有孩子，有個干女兒比沒有女兒要強，出門總愛帶著她。為她買吃的、穿的、用的，更是不在話下。
意想不到的事情漸漸發生了，認了干女兒并不見得比沒有女兒強。問題出在張福運身上。張福運雖說是美國留學生，但傳統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念還很重，總覺得自己沒有孩子，在人前臉上無光。日子久了，竟和妻子的干女兒粘乎上了。當干女兒懷上孩子后，他就安排她到老家山東福山去生養，他大概想，等孩子生下來既成事實，妻子也會承認這個事實的。
可是他想錯了，他的妻子不是小家碧玉，不是可以隨意擺弄的，平時日子過得很體面，夫妻相敬如賓，但是事情一旦超過了心理“警戒線”，那就成了怒目金剛。李國秦非但不承認這個事實，反而直截了當，宣布離婚！
那些日子不知有多少親戚朋友前來勸說，勸李國秦要謹慎從事，主要理由是：“你若離開了張福運，吃飯靠誰去？你又從來沒有工作過！”
而李國秦認為人活著不是光為著吃飯的，還有別的，還有精神生活。夫妻關系也是如此，精神死了，這樁婚姻也就走到頭了，于是堅持離婚，誰說也不聽。
張福運不想離婚，他不過是想孩子想得發瘋而已。他沒有想到事情會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對國秦說：“我離了婚生活沒有問題，而你怎么辦？你今后靠什么生活？”他知道按國秦的性格脾氣，不會再嫁人。而國秦說：“我離開了你，照樣能活下去。”
有趣的是，事實正如她所說。張福運后來活到95歲，無疾而終，已算高壽，據說是坐在一個沙發椅子上，永久地睡過去了。而李國秦，如今已經105歲了，還健在！
當然人們無法預料半個世紀以后的事情。在李國秦的一再堅持下，在幾個朋友的主持下，他們還是協議離婚了。按照協議，他們在天津的房子歸張福運，在上海的房子歸李國秦。可是事后張福運還是放心不下她，把天津的房子也劃在她的名下了，時間在1947年。但是李國秦連上海復興西路的房子也無興趣再住，寧肯搬到愚園路久安村，跟妹妹一家住在一起。
后來張福運的日子也不好過。1949年1月李宗仁上臺當總統后，宋子文辭職，張福運也隨之辭職了。后來宋子文要他一起去美國，他不去，那時中共地下黨組織也在爭取他，海關里有很多地下工作者，聯系張福運的是原先在中央銀行經濟研究所的中共地下黨員驥朝鼎。驥朝鼎把他介紹到新中國的中國銀行經濟研究所工作，在北京。他去工作了一段時間，覺得自己無法適應，出于種種考慮，最后還是去美國了。
出國時要辦手續，填表格，在填“配偶”一欄的時候，張福運又為難了，畢竟二十多年的夫妻舊情難舍。猶豫來猶豫去，他再次找到李國秦，對她說：“只要你認下這個孩子，我的配偶仍舊是你。”但是李國秦冷冷地說：“現在你有配偶，而我沒有配偶了！”
其實張福運的那個孩子很不錯，長大后在美國爆得大名，成了美籍華人中著名的外交官。
——節選自《上海灘名門閨秀》，作者宋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