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著名法學家，原建國時最高檢察署首屆黨組成員，原高檢院黨組成員、研究室主任王桂五前輩已逝世十五周年，也是老人家92 歲誕辰年。如今，為表彰、紀念他對中國檢察事業、檢察基礎理論的創立、發展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由曾在上世紀80年代得益于王桂五親身教誨、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長的孫謙同志主持落成典禮并親手揭幕的王桂五半身銅像，早已高高矗立在現代紅色中國檢察制度的發祥地---江西瑞金中國檢察博物館門前。直至現在，他的著述仍被視為檢察理論的奠基之作，無人能望其項背。要邁入檢察院大門、要學習檢察理論，不可不讀王桂五的書。上世紀80年代，他為最高檢察院培養出一批年輕的檢察理論人才，而今絕大多數已擔任院、廳兩級領導職務。
作為長者、良師，我每每憶起斯人音容笑貌，總覺其不曾遠行，好像仍在書案前、講臺上、病榻中辛勤培植檢察理論之苗、耕耘司法改革之土。捧讀帶有其親筆簽名的遺著，睹物思人，遂翻檢出1989年初我在《人民檢察》雜志社時的一篇采訪王老的舊作，以鞭策自我，激勵后生。
在法學理論界，他的名字廣為人知；在檢察系統中，他的理論建樹首屈一指。
他離而不休，筆耕不輟，古稀之年榮獲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
他珍重晚節，自強不息，始終保持共產黨員艱苦奮斗的本色。
不久前，最高人民檢察院機關黨委向他頒發了“優秀共產黨員”的證書和獎品。
他，就是著名法學家，最高人民檢察院原黨組成員、檢察委員會委員、研究室主任王桂五。
歷盡艱難苦追求
王桂五，又名香山，1918年9月出生于河南省鞏縣北侯。1938午3月，曾就讀于河南開封師范學校、洛陽高級師范學校，因面對破碎的祖國河山、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而被當局開除學籍的王桂五，面對鮮紅的黨旗宣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那時起，他便立下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志向。
1939年1月，王桂五尚不滿21歲就以其非凡才干擔任了鞏縣第一任縣委書記、鞏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等職務，并兼管偃師縣、登封縣黨的工作。解放戰爭期間，他又先后擔任中原軍區旅工作隊隊長，華東野戰軍師衛生部政委、晉冀魯豫第十三縱隊保衛部副部長。1948年，他擔任了第六十一軍保衛部副部長、部長。
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他曾戰斗在嵩山、伏牛山的崇山峻嶺；足跡到達延安寶塔山下，延水河畔；他曾參加過中原突圍，親歷過萊蕪、孟良崮戰役……長期戎馬倥傯和革命斗爭生涯的歷練，賦予了他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性格。
半個世紀以來，他始終不渝，兢兢業業地為黨工作，只講追求、奉獻，從不享受、索取。同志們評價他有執著的事業心，高度的責任感，堅韌的探索精神，嚴謹的治學風范。
1950年2月，與共和國同時誕生的人民檢察機關正急切地呼喚著人才。剛過而立之年的王桂五帶著滿身征塵，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十一軍保衛部長任上奉調到最高人民檢察署任研究室副主任。他牢記開國元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檢察署首任檢察長羅榮桓“坐下來，鉆進去”的教導，象海綿吸水一樣，以驚人的拼搏精神和堅靱毅力，從古今中外法律典籍中汲取營養，很快便由“門外漢”變為“行家里手”。
勿庸置言，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走過的前十年，是轟轟烈烈的十年，是彪炳史冊的十年，同時也是立國興邦的十年。也正是在這十年中，特別是后一段時期，黨在指導思想上產生了“左”的偏向。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的擴大化、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正是這種不幸的產物。反映在檢察工作上，在這十年中，圍繞著檢察機關的“存”與“廢”以及檢察制度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始終不斷地進行著爭論和探索。
身為高檢研究室主任的王桂五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今后大半生的命運，從他走進最高人民檢察署的大門那天起，就和檢察事業的榮辱興衰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1年冬，為實行中央的精減方針，各級人民檢察署曾一度面臨著“名存實亡”的危險。為此，共和國人民檢察事業的開拓者們憂心如焚．署黨組特此向中央寫出專題報告，李六如副檢察長給周總理寫了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同志也面見毛主席直接陳述了不能裁減檢察機關的理由。
王桂五作為首屆最高檢察署黨組成員，同黨組其他同志堅持申述檢察機關存在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正確意見，并在宣傳檢察工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把許多由檢察機關復查后予以平反的冤、假、錯案材料加以整理，發表在“內參”上，引起了黨中央和國家有關領導同志的重視。
1954年，由王桂五主筆起草新中國第一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為了更好地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他在頤和園內的諧趣園封閉式寫作，一住就是兩個月。期間他潛心研究了大量國外檢察機關的資料。為使組織法更切合司法和法律監督工作實際，更具有中國特色，他還結合各地檢察業務的試點，從實踐中吸取經驗。他寫了改，改了寫，先后達21稿，終于完成了這部至今仍倍受推崇的“五四”組織法。
受使命感、責任感驅使，他還對檢察理論與實踐作了大量深入的探索，如：是實行“雙重領導”還是“垂直領導”體制?“一般檢察監督”業務到底要不要……不幸的是，正常的討論和爭論甚至法律上的明文規定，都受到了錯誤的抵制，黨內生活也開始不正常了，堅持正確意見的同志受到了無情批判和打擊。
1959年，立志為人民檢察制度的健全與完善付出滿腔心血的王桂五被不公正地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當時即為副部級的他受到撤職降級處分，下放到大西北工作，先后擔任甘肅省、青海省公安廳黨委副書記、副廳長；中國科學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在新的崗位上為那里的社會治安，法制建設和自然科學研究工作默默地做出了新貢獻。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那時的王桂五剛滿四十一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他的精神并沒有被壓垮。他心里十分清楚“右傾機會主義”的“頭銜”意味著什么，但他堅信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堅信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沒有完善的人民檢察制度，自己的追求絕沒有錯!
為了驗證自己的意見，他身處逆境，鉆研不止。
為了研究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檢察制度并澄清爭論中的大是與大非問題，他認真學習了《列寧全集》中有關國家與法的全部著作和論述，并分門別類整理出300多個專題，其中有的裝訂成冊后就是完整的一本書，有的是有關章節和段落的手抄摘錄。他還在研究過程中寫下了大量的學習心得和筆記，并向高檢院和黨中央寫了《對檢察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詳細陳述自己的視點。
王桂五同志這種鍥而不舍的學習精神，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通報表揚。這些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而獲得的淵博知識，也為他今后進一步從事法學研究和檢察工作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基礎。
197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恢復重建的消息傳到甘肅。對檢察工作無限眷戀的王桂五不禁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已屆花甲之年，他仍不顧體弱多病，毅然放棄了中國科學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的職位以及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謝絕了北京大學邀請他擔任法律系主任的盛意，堅決地回到高檢院工作。
重建伊始，百廢待興。
人民檢察機關三落三起、命運多舛的歷史，使為了自己的執著追求而吃盡苦頭的王桂五深深感到：檢察工作的實踐呼喚著理論研究工作的構建和繁榮。為了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檢察制度，必須清除十年動亂蒙在檢察事業上的歷史污垢；必須加強對檢察實踐與理論的研究。舍此，則不能完成檢察系統的撥亂反正任務；舍此，則不能更好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我們法律監督的職能作用。
他殫精竭慮，一頭扎進恢復重建工作。
做為恢復重建后的院黨組成員、政策法律研究室主任，他認真地思考著：
怎樣才能打破“左”的思想禁錮和束縛，給檢察系統輸入一股研究、討論問題的清新空氣?
怎樣才能填補檢察理論研究的空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檢察理論體系?
怎樣使研究工作更好地為檢察業務實踐服務?
他日以繼夜地鉆研、比較、做筆記、摘資料，著書立說，不斷把自己的成果奉獻給社會。
1978年11月7日，他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政法戰線也要沖破禁區》一文，象一股強勁的東風，吹進了正在撥亂反正，清除“左”的影響的政法戰線，并立即引起強烈反響。
河南省一名曾在基層人民法院工作十年，審理過很多刑事、民事案件的干部來信說：“看后思想豁然開朗，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講出了長期以來，心里想說而不敢說，或想說又一時說不清楚的話。”
香港一家刊物也對此文發表專題評論。
聯邦德國出版的一本《中國法學論文集》也收入了該文。
這期間，他象一部開足馬力高速運轉的機器，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去補償那逝去的歲月。
他主筆起草了共和國第二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主編了檢察系統第一本業務理論教材《檢察業務教程》；撰寫出版了《人民檢察制度概論》一書，第一次填補了我國人民檢察制度理論研究的空白。此書做為一部闡述人民檢察制度的權威性著作，其基本觀點和論述至今仍被法學理論界的學者及政法工作者經常、反復地引用論證，他本人也被公認為檢察理論的首席專家。
此外，他還發表了40多篇具有獨到見解的理論性文章，在法學界獲得廣泛、普遍的好評。
最高人民法院一位資深的法學專家型副院長讀了他的文章和著作，情不自禁地贊嘆說：“檢察理論研究的權威，非王桂五莫屬！”
嘔心瀝血寫青史
1982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決定；王桂五同志離職休養。
一紙通知發到山東威海，在那里療養并治療多年陳舊性腿疾的王桂五頓時愣住了!
“這就休息?我并沒有喪失工作能力，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啊！”
“這叫什么‘奮斗終身’?”
至今尚能準確背誦四十五年前入黨誓詞的王桂五，記起了當年面對黨旗、舉手宣誓那熱血涌動的時刻……
他想不通，確切地講還有些抵觸情緒。
按說，他年高多病，患肝硬化，風濕性關節炎，白內障等多種疾病。萎縮成一張皮的膽囊已貼在肝上，完全喪失了功能。解脫繁重的領導和案牘寫作工作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工資改革前他就是行政九級，并且兒女都已成家，生活條件相當不錯。老伴劉英也已離休在家，老倆口兒本可頤養天年，過些舒適日子。不少人也講：“這老頭兒，勞累一輩子，真該好好休息一下啦!”
可他，壓根兒就沒想過“休息”二字。他對自己辛勤耕耘，播下希望種子的“檢察”這塊“熱土”實在是難舍難離！
明知不頂用，他仍奮筆疾書，向院黨組表明自己完全可以繼續工作的心跡。
回到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找楊易辰檢察長談工作問題。最后．他無可挽回地說：“既然有離休這個制度，我服從組織決定，可就是要離而不休！”
此后，研究室主任辦公桌前雖然再也見不到這位虛懷若谷的長者，但是，在從他住處開往高檢院的班車中，在法學理論界召開的研討會上，在機關辦公樓的扶梯上，在高等學府法律系的講壇前，人們經常可以聽到他那言懇詞切的濃重河南鄉音，看到他腳穿“家做”千層底布鞋，舉步蹣跚的矮胖身影。
——他，仍在不倦地用筆、用口、用心、用八十年代的工作節奏耕耘著、收獲著。
一些公司聞訊慕名登門，請他擔任法律顧問，工作輕松，酬金豐厚，他不干!
中央黨校欲聘他為法學教授，學習、工作條件都很好，他謝絕了！
可是，當中國社會科學院提議由他主持編寫《當代中國的檢察制度》一書時，他明知是個苦差事，卻毫不猶豫地慨然應允。
此書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編寫的《當代中國》大型叢書中的一卷。
1983年1月，在昆明召開的“六五”期間政治學、法學規劃會上，該書被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宣部指出，叢書著重“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科學地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并以無可辨駁的歷史材料，展示新中國建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可見寫作標準要求之高!
此書又是一部歷史著作，要求既要總結建國以來的成就和經驗，又不能寫成工作總結：既要起到教科書的作用，在體裁上又不同于教材。檢察系統又有誰寫過這種類型的書?
這本書，是新中國檢察制度的歷史長卷，年代跨度大，涉及面廣，內容浩繁。然而，沒有系統、現成的東西可資比對、參照和利用。
路，全靠自己走。其難度可想而知！
對此，做為肩負具體主持編寫任務的副主編王桂五心明如鏡，滿懷信心。從接受任務那天起，他就把全部心血傾注到工作中；籌建寫作班子，落實辦公地點，構思總體規劃，安排每項具體工作，以至親自編寫、校對，可謂苦心經營。
為研究寫作體裁，他披閱了《史記》、《從鴨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聯共黨史》、《世界史》、《中國史》等史書，苦苦地尋思理想的寫作形式。資料收集事關編書成敗，可現實情況卻使他憂心忡忡：十年浩劫中，檢察系統慘遭“徹底砸爛”的厄運，高檢院在建國后所積累的珍貴文件資料又大量遺失，其中又出現十多年的歷史空白，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呀！
“沒有現成資料，就要深入調查挖掘！”
王桂五橫下一條心：在全國檢察系統挖；在公安、司法、法院等部門找；向各省、市、自治區及基層檢察院發調查提綱，召開資料征集座談會……，他還不顧年高體弱，風塵仆仆地穿梭往來于少數民族地區和專門人民檢察院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
天道酬勤，心誠則靈。
不懈的努力終于初見成效，各地報來的文字資料似雪片般飛來。
使用資料需要反復斟酌、精心篩選。年近七十，又患白內障的王桂五面對上千萬字、以十六開紙計摞在一起足有一米高的資料文字稿，一份一份地仔細審閱。累了，揉揉眼，停一會兒，渴了，喝口水，繼續往下看；直至從中選出滿意的資料。
最忙最累的時侯莫過于寫作階段了。
既是直接組織者，又是寫作班子主筆的王桂五，滿腔深情注紙端，化筆為弦奏心曲。
在北京西山招待所寫作的半年多中，他天天“開夜車”，很少休息，干到凌晨四五點鐘是常有的事。往往是剛剛躺下一會兒，天就放亮了，于是又爬起來伏案寫作。他親自執筆寫了：“執行‘三少’（即少捕、少殺，管制也要比過去少)政策”、“檢察制度法律化、民主化”；“堅持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結束語”等篇章。對其他人撰寫的章節他也一遍遍地逐字逐句審閱，有些他全部推翻重寫，有些做了較大的修改。進入修改定鎬階段，大家白天一塊兒討論，晚上他挑燈夜戰，等稿子討論完時，他也基本改完。
暑來寒往，這部長達47．9萬字的鴻篇巨著，歷時二年半，三易其稿，終于交到叢書編輯部。本書對某些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本著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地總結了經驗教訓，基本上分清了是非界限。對過去很少或從未涉及到的問題；如“人民檢察制度的理論基礎”，“少數民族地區的檢察工作；“檢察機關在國家機關中的地位”；“檢察制度與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論述和探討，受到有關方面高度肯定和好評。書稿最終校定之后，為了能及時付印，他又不辭勞苦，四處奔波，為發行問題而操勞。
他以自己的行動實踐了“離而不休’的誓言，贏得了人們的贊譽。編寫組的同志說：“這本書，每段每句逐行逐頁都浸透了王主任的心血和汗水！”
化作春泥更護花
中國法冶的車輪，在被封建專制制度桎梏了兩千余年，并與人治傳統歷經艱難較量后，終于在古老的華夏大地加速前進了！雖然還不盡如人意，卻也使已至暮年的王桂五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他不惜將全部身心化做動力，推動車輪的加速運轉。
除去著書立說，他從未舍棄過心愛的研究工作。
離休后的短時間內，他先后在《人民日報》、《法制日報》、《中國法學》等十幾家報刊上發表理論性文章二十余篇。1985年，發表在《法學季刊》第二期上的《必須充分重視和認真執行刑事訴訟法》一文中所提出的關于我國刑事訴訟法是一個具有自我修正、自我完善功能的法律調整系統的觀點，引起了國外法學界的重視。美國《外國法學期刊索引》摘發了該文。
他先后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兼職教授，北京市訴訟法學研究會理事長、及中國檢察學會、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國訴訟法學會顧問等十多個社團職銜。看材料、開會、發言、撰寫論文占去他很多的時間。
1983年，他患膽管結石住院洽療，體重一下減了五十多斤，瘦得形銷骨立。國慶節前，經他一再要求提前出院時，他的右下腹刀口處還裹著紗布。為趕寫十一月份中國法學理事會止的論文，身體十分虛弱的王桂五寫十來分鐘就得躺下，喘口氣．爬起來又寫。就這樣，他完成了一萬多字的《試論刑事犯罪與階級斗爭》論文，并堅持在會上親自宣讀。
作為知名學者，他誨人不倦，有求必應，熱情扶持寫作新人。
他犧牲了很多休息時間，幫助各地的作者審書稿，撰書評，作序言。江西省宜豐縣人民檢察院劉建去年9月在給王桂五同志的信中說：“我的那本初稿，根據您的意見，又用了一年時間作了較大的修改，定名為《刑事法律檢察監督》，共9章，22萬宇。中國檢察學會已發了書訊。這本劣作，沒有您老人家的支持、關心，幫助、指正，是難以成功的，可以說您是我寫作上的引路人．”
“您倆很熟?”筆者禁不住問他。
他笑著搖了搖頭．他對劉建的寫作提綱和16萬多字的初稿逐字逐句地仔細閱讀過，并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可倆人至今還沒見過面。
1987年盛夏，酷暑難當。他把椅子搬到室外，冒著攝氏三十六、七度的高溫，應某作者之邀，為長達13萬多字的《檢察機關偵查案件的審訊》書稿認真進行審閱，提出修改意見。可直到現在，他只知這個姓馬的作者是天津鐵路運輸檢察院的一名干部。
此外，他為中央勞改勞教管理干部學院副教授張維純編寫的《勞改機關執行刑罰的法律常識)、西南政法學院教授王洪俊編著的《檢察學》、高檢院辦公廳劉佑生所著的《趣味司法邏輯學》，高檢院辦公廳孫謙、監所檢察廳張永恩等人主編的《檢察理論與實踐》等書寫過序言。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謝邦宇主編的《大眾法學》寫過書評……這些書稿，僅僅通讀一遍，粗略算就有165萬余言之多。至于全國各地請他斧正的單篇文章那就更多了。
法學書籍論文，讀來大多枯燥乏味，甭說提意見、寫序言和書評，就是逐字逐句讀完對于一個年屆古稀、體弱多病的老人而言，要具有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啊？！人們為此對他由衷地表示敬佩，他卻為自己的工作忙，未能給來信人一一作復而常常深感歉意和不安。
在一些大專院校的課堂上，師生們為他卓有見地的講授報以熱烈掌聲。1988年下半年，中央勞改勞教管理干部學院的張副教授特意從保定趕來，邀請王桂五同志前去講課。本來，他很忙，著實顧不上。
“您要不去，我就讓院長、書記采接您!”只這么一句話，王桂五點頭了。
凡答應過別人的事，他從來都是一招一式，決不“灑湯露水’。
他說：“要講的課題，很多書里都寫過。但一定要講出新內容、新觀點。吃人家嚼過的饃沒意思。”
這里盡管“夾縫”很窄，可他為講出新東西，閱覽了五本專著和一些刊物，一一進行比較研究，寫出1.6000余字的《執行刑罰和執行刑罰的法律監督》的講稿，受到師生們的一致好評。
清心寡欲治學忙
王桂五常說：“我年紀大了，剩下的日子越來越少了，得抓緊時間做些事!”
時間，對于手不釋卷、學而不厭的王桂五的確是再寶貴不過了。
在顛簸的列車上，在外地的招待所，惜時如金的王桂五總要閱讀一本書，絕不會讓時間白白溜走。
1988年元月，重病的他住院8天，讀完了一本厚厚的《心理學》，寫出一篇論文。
在日常生活中，他從來不講究吃喝穿住用，不圖安逸享樂。
在這個有著五十一年黨齡的老同志家里，全部家當遠不如一些普通工人家庭，唯一能夠炫耀的是被他視作無價之寶、塞滿書櫥的一本本書籍。在他的臥室里，一張極為簡陋的舊木床靠墻擺放，緊挨著床是張陳舊的寫字臺，上面放著電話、老花鏡和磚頭厚的兩本書稿，就是圖個工作、聯系作者和讀書寫作方便。
女主人劉英是個爽快的山東人，說話直截了當：“誰都跟他住不到一塊兒！人家睡覺他寫東西、看書。等躺在床上他也不睡，想起點什么又爬起來寫，一宿也不知開多少次燈！”
晚飯時分，是每個家庭人最齊的當口兒。可他家常常是全家守著一桌飯菜久久等待他一個人。
有時，孩于們一邊吃飯，一邊興高采烈地講述著道聽途說的奇聞逸事，當別人哈哈大笑了半天，他才抬起頭，問：“你們笑啥？”
成年累月，他總是那么幾套早已過時的衣服倒替著穿，可那又肥又大的衣服又沒處買。劉英總想同他一塊到街上做幾套。他老是說“沒空兒”。沒法兒，相濡以沫的老伴兒只好買了布拿著舊衣服到街上讓人比著裁。
這些年，高檢院常組織老干部健康療養，去過不少名山大川、旅游勝地。多年來劉英多么希望和老頭兒一起到外地去轉轉，也好讓他休息一下。就這么個愿望，也回回落空。
他的一個親戚被公安局錯誤關押，出來后兩口子風塵仆仆從老家趕來，想讓他跟熟人講一下，澄清事實。這本不為過，他對素昧平生的人還常常熱心相助呢。使他們想不到的是正在昌平開會的王桂五打電話讓他們依靠當地政法機關解決，連面兒也沒見。
為了讓老頭兒調劑一下生活內容，劉英也想過不少“點子”，但一到他這兒，全不靈了：
叫他打麻將，他說沒有空兒；
拽他打門球，他講腿不行；
拉他看戰友，他說至交不看也有情。
劉英后腿沒拖住，反倒成了跑腿兒的，幾乎天天去郵局給他取各地專家、作者、學生寄來的掛號信。
聊起這些，劉英感慨萬分：“唉！我真拿他沒辦法!”
此話是心疼，是埋怨，是自豪，還是兼而有之？誰又說得清？
一曲歌罷又一曲
《當代中國的檢察制度》剛剛完稿不久，又有一副重擔加到王桂五肩上——組織編寫《中國檢察制度研究》一書。
這是國家“七五”期間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項目，是經過許多法學專家無計名投票而確定由王桂五牽頭編寫的。
此書系理論性專著，難度很大。他畢竟年歲大了，眼力、腿腳一天不如一天。加之，這些年干得很苦、很累、很乏，他本不想再承擔國家頂級研究項目，只搞些單項研究。可是，當副檢察長梁國慶找到他，檢察長劉復之表示支持時，他又“舊病復發”，欣然同意擔任本課題研究組的高級顧問，義不容辭地接下這一重任。
現在，他已寫出了1.5000字的提綱。《關于檢察制度改革的初步研究》一文也已刊載在1989年《中國法學》第一期上。
看來，他又要苦熬幾年。年逾古稀，來日幾多?
劉英急了：“你干了一輩子，苦了一輩于，挨整挨批一輩子，可就是一輩子不長記性！這樣到什么時候算個頭兒啊？”
王桂五微微一笑：“實在不行了就是顆頭唄！”
當記者問他為啥又接新任務時，他滿懷深情地說：“無淪做什么工作，付出的勞動多了，用過思想，花過心血，也就有了感情。我們國家需要健全法制，需要法律監督！我雖然沒有過多少好光景，可這是個事業，我就要搞到底！”
這就是他，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追求，一個政法戰線老戰士的心聲！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