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清明朝我們走來，帶給我們的依舊是對逝者的無限懷念。與故人在一起的情景，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模糊，也不會因人間天堂的相隔而消逝。
我們的記憶隨著這節日的到來而變得更加清晰，是對親友的懷念，是對師長的追憶……
對此，本刊特推出《清明寄相思》專題，借《周振想文集》出版之際，邀請著名刑法學家高銘暄和陳興良教授與我們一同緬懷周振想教授。
周振想教授的《周振想文集》一書即將出版，本書的編輯將電子版發給我，邀我為之作序。這是我第二次為周振想教授的書作序，第一次是在振想教授去世不久，為他主編的《公務犯罪研究綜述》(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作序。在振想教授去世五周年之際，我又執筆為振想教授的書———也許是或者就是最后一本書作序，悲從中來，情難自禁。
英年早逝著作豐
振想教授雖然英年早逝，卻著作頗豐，留下一筆寶貴的學術遺產。其代表作是《自首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刑罰適用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刑法學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在上述三本著作中，前兩本是專著，是在振想教授的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增寫而成的；后一本是體系書，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教科書。專著反映一位學者在本學科某一專題上的精深研究，而體系書則體現一位學者對本學科知識的整體把握。換言之，專著代表深度，體系書代表廣度。振想教授對刑法學科的研究，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其著作證明了這一點。
除此之外，振想教授還在有關雜志上發表了大量的論文，這些論文或長或短、或深或淺，以一種編年史的方式，勾畫出振想教授學術成長之路，也許這是更值得我們看重的。
1999年振想教授自己編纂了第一本論文集，這就是《當代中國的罪與罰———周振想刑法學文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該書收錄了1997年以前的論文，因為該書的自序寫于1997年12月20日，從附在書后的周振想主要著述目錄中也可以看出來。
說到論文集，我發現振想教授的第一本論文集的書名也采用了“當代中國”四字。對此之所以敏感，是因為我到目前為止的四本論文集，也都以“當代中國”打頭，這就是《當代中國刑法新理念》、《當代中國刑法新視界》、《當代中國刑法新境域》、《當代中國刑法新徑路》。對于“當代中國”這一標記，我和振想教授具有共同的偏愛。距離第一本論文集出版，正好十周年過去了，振想教授的第二本論文集只能由其親人和學生來編輯了，并成為對振想教授最好的紀念。
文集雖雜見風采
本書作為文集，搜集了振想教授幾乎所有的文字，包括1997年以前未收入第一本文集的有關作品。因此，本書的內容相對來說較雜一些，并不限于正式的論文，還包括隨筆、報刊短文以及其他與刑法無關的文字。編輯頗為精心地將振想教授的各種文字分為以下七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刑事法理論，主要是振想教授在1998年以后發表的刑法論文。從內容來看，除單位犯罪與未成年人犯罪兩篇以外，其他論文均是關于刑法分則個罪的。在1997年以前，振想教授對刑法總論問題研究較多，尤其是對刑罰論造詣頗深。但在1998年以后，其研究方向明顯從刑法總論轉向刑法各論，其中又以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為重心。這一學術轉向，使振想教授對刑法學科知識的整體把握能力更強。
第二部分是刑法實務，主要是一些案例分析性質的短文，發表在《北京律師》、《北京司法》、《檢察時報》等報刊，大多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那時，振想教授和我都還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可以說是一些習作。這些文章內容雖然淺顯，但作為對司法實務中疑難案件的分析，還是反映了對現實法治問題的一種關注，因而具有其價值。
第三部分是青少年研究。這些文字與刑法關系不大，而與振想教授任職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性質有關。
第四部分是譯文。在發給我的電子版中，只有一篇譯文，這就是“社會模擬入門”。其實，在翻譯外國作品方面，振想教授不僅是一名譯者，而且是一位重大譯事的主持者。像曾經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我國法學界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譯作———《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振想教授就是組織者之一，嘔心瀝血，為之傾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我和振想教授一起翻譯過兩本專業著作。其中一本是美國理查德·昆尼、約翰·威爾德曼著的《新犯罪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振想教授作為編委之一的“現代社會與文化叢書”。本書是在振想教授的張羅下承擔的譯事，譯者有我、振想教授、張智輝(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所長)、趙秉志(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我們四人當時是同一屆的刑法專業碩士生。校者是鄧正來，現在著名的學人。該書薄薄十三萬余字，共計五章，振想教授除前言外，承擔了第一、第五章的翻譯。在此，我建議將這兩章，以章名即“對犯罪問題的批判性認識”和“犯罪與社會正義的前景”為題，收入本書的譯文部分，以充實其內容，且免遺珠之憾。
第五部分是法學教育，是關于法學、法學學習與教學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其中收入了振想教授、趙秉志、我、張智輝合著的“研究生要把學習與研究結合起來”一文，載《高教戰線》1985年第6期。本文是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專業八四屆畢業碩士生學習的經驗總結，其經驗就是：研究生期間要把學習與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本文發表距今近二十五年過去了，我也早把它忘記了。現在從振想教授文集中讀到本文，頓時回想起我們共同度過的單純而快樂的求學生涯———那些“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揮斥方遒”的青春歲月，不禁感慨萬千。
第六部分是法學隨筆。這部分的文字輕松一些，反映了振想教授的文字功夫。其中發表在《法學家茶座》第4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上的“有時，我很同情貪官”一文，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本文的題目抓人，我在《法學家茶座》初讀本文時就有這種感覺。
第七部分是法治感言。其中引起我興趣的是發表在《光明日報》1979年2月6日的“政策與法律的關系問題”一文。本文以往我只是從振想教授的書中見過標題，未讀其文。現在我終于有機會讀到三十年前寫的這篇只有寥寥數百字的短文，感到十分親切。因為文章一開頭就是：“最近，北京大學法律系七七級就政策與法律的關系問題召開了討論會。會上，同學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就政策與法律問題提出了三種不同的看法。”本文綜述了這三種不同的看法。我正是這“北京大學法律系七七級”的一員，我想不起細節，但我肯定也參加了這場“討論會”。我們是1978年2月底入學的，1979年2月正好入學一周年。這場討論會一定發生在1978年下半年“國家與法的理論”這門課程的學習期間。當時，我和振想教授都才二十出頭，思想活躍，喜歡爭辯。
科研積極分子
30年后我班同學何勤華教授(現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在《法制日報》記者蔣安杰的大型訪談錄：“法學研究30年：從小溪到河流———傾聽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教授細數那些難忘的經歷”(《法制資訊》2009年第1期，第51-66頁)中，有這么一段話，可以作為振想教授這篇文章的背景：何勤華在回答蔣安杰“現在的大學生搞科研的積極性不如那時的大學生，到底是什么原因”的問話時說：“主要是時代變化了，學生的情況變化了。當時，法學研究領域幾乎是一片空白，所以讀法律的學生都希望在這一領域有所作為。
但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從社會上考來的，經受過各種生活的磨練，甚至是受到嚴重傷害的生活磨難，所以，當他們一旦進入了大學這一知識的殿堂，又擁有一種可以比較自由地表達自己思想和感受的環境，那么，他們就很自然地試圖把自己的成長經歷，接觸到的人和事，以及對人生，對社會以及對知識體驗表達出來，這就催動了他們寫作搞科研的熱情和激情。我們那時搞科研的情景就是這樣的。
我們法律專業的學生寫出來的文章，當然不如小說里那么吸引人，但某位同學寫了一篇文章，在同學之間傳閱，讓大家提意見，最后再讓老師修改等等，當時就是我們大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班上的何山、郭明瑞、姜明安、武樹臣、李克強、陶景洲、陳興良、周振想等，在當時都是這樣的科研積極分子。”
我和振想教授都被何勤華教授稱為“科研積極分子”，振想教授的這篇文章正是一個絕佳的注腳。但我在本科學習期間則沒有發表過作品，記得也寫過洋洋萬言的關于民主問題的論文以及數萬言的關于異化理論的論文，其中前者就曾經向《北京日報》投稿，但都石沉大海，這些作品現在都塵煙般地消失了。而振想教授的這篇短文則奇跡般地保留下來，彌足珍貴。
本書還附錄了訪談與追憶的文章，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也是對振想教授的紀念文集。其中，振想遺孀趙玲玲女士對先生真摯的感情令人動容。文中憶及振想教授一家在人大筒子樓的生活情形，對于我來說也是歷歷在目的。
我家和振想教授住在同一棟樓，當時叫紅二樓，我住一層的120室，振想教授住二層，具體房號我忘了。振想教授的兒子周思比我的兒子陳博大兩歲，小時是一起的玩伴。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和振想教授先后搬離紅二樓，小孩接觸也就少了。沒過幾年，我兒子還在上小學，剛上初中的周思已經長成一米八的大小伙子，嘴角留著一撮小胡子。一次，我們兩家見面，正好小孩也帶去了。我兒子猛然見到了周思，猶豫了半天對著周思靦腆地叫了一聲“叔叔”，把我們逗得大笑。陳博已經完全不認得周思，習慣性地把大人稱為叔叔。現在，又這么多年過去了，周思已從英國學成歸國，陳博也大學畢業以后去美國讀LLM，以后相見不知還是否會叫錯？至今，我和夫人想起這一幕，還笑得捧腹，這也就成為我們逗陳博的一個段子。從紅二樓的家居生活，更凸顯振想教授為人誠懇的一面。
振想教授的骨灰安放在萬安公墓的東北角，一塊靜謐的土地上。當年，我參加了他的葬禮，墓碑呈現一本打開的書本形狀，墓碑上的銘文是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七七級同學的名義寫的。那天到場的七七級同學代表有我和叢培國律師。轉眼之間，五年過去了，墓碑上的字跡也該依稀了，墓地旁的樹木該茂盛了。每每我去香山，從萬安公墓門口那條幽靜的路上經過，我忍不住要向振想教授墓地所在的方位多看幾眼，耳邊是微風掠過樹葉發出的沙沙聲。趙玲玲女士在懷念文章中說：“每年的清明日，我都站在你高貴的墓前，把酒祭灑你的陵碑，任冷冷的季風吹拂，帶走我對你無盡的思念。”
我想，今年的清明日，我也會站在振想教授的墓前，掬一把思念之淚，抒一聲緬懷之情……
本書作為文集，搜集了振想教授幾乎所有的文字，包括1997年以前未收入第一本文集的有關作品。因此，本書的內容相對來說較雜一些，并不限于正式的論文，還包括隨筆、報刊短文以及其他與刑法無關的文字。
周振想，河北饒陽人氏。生于1957年5月17日。因病于2004年3月2日在北京逝世。生前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北大法學院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