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靈，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法律系，1948年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獲碩士學位。先后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校執教。曾任北大法律系法學理論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比較法——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總干事，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總干事，國際法律哲學與社會哲學學學會中國分會第一任主席。
現任中國法學會名譽理事、教育部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特邀委員。1994年當選為國際比較法科學院聯系成員
年輕時的沈宗靈
在中國法學教育發展的歷史中，沈宗靈老師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人，雖然已經許久不見老師了，但是20年前受教燕園時的點點滴滴，仍然清晰地浮現在面前，現在老師已經退休了，50年的講壇生涯，20年前立雪程門，此情可待成追憶。
沈宗靈老師的個性是嚴格地循規蹈矩。自由、個性、規范，這些不同概念在沈老師的畢生學術追求中得到了一種富有特色的完美結合。凡了解沈老師的人都會同意，作為一個法學教育家，他堪稱嚴定學術規范與社會規范的楷模。沈老師能夠成為這樣的楷模當然有其自身性格、經歷與修養方面的特定背景和原因，而這些方面卻是作為學生所不應妄議的。對我而言，沈老師這種極有個性的言傳身教是使我受益良多的一個重要存在，它使我由之而切身體會到，僅就學者的個體實踐來說，學術自由是一個需要怎樣的途徑和努力方能實現的境界與追求。
春風解惑 月下回首
初識沈老師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記得是在剛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法律系開會，由兩位教授分別向教師和77、78兩級學生作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報告，一位是王鐵崖先生，另一位就是沈老師。沈老師介紹的是他代表中國法學界首次參加世界法哲學大會的情況，他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除了聽來濃重的浙江口音以外，是在看似嚴肅的外表下偶爾流露出平易的幽默感。
沈老師不習慣也不喜歡的是我過強的形而上的思辨氣質。在他的指導經驗中，像我這樣的學生想必不會后無來者，但確有可能是前無類例。這與極具分析氣質的沈老師顯然很不吻合，也曾經讓他頗覺苦惱，不止一次地說我“腦子里思辨哲學太多”。
在我看來，若要對沈老師為人治學的品性與風格作一簡練概括，最恰當者莫過“嚴謹”二字了，這突出地表現為他的敬業和守紀精神。人們都公認沈老師是一個敬業守紀的模范，有關的故事佚聞頗多，但作為學生我于此卻不能不再述及一二。回憶我入學后的第一印象，就是導師恭楷手擬的詳細培養計劃和各門課的教學大綱，英文書目也是他從圖書館一一查閱后自己用打字機打印給我們的(我現在手頭還保留著這樣一份)，面對著每次上課都全力以赴一絲不茍的導師，你若不曾認真準備的話一定會慚愧之極。
沈老師先后兩次出國訪問，每次回來都告訴我他基本上是在美加各法院圖書館度過的，抓緊一切時間翻閱各種法學期刊，追蹤國外學術動態。印象最清楚的是沈老師對后一次的觀感，說近些年批判法學在西方法律院校標領風騷大行其道，其學術觀點與馬克思主義多有相通或傳承，令他為之深思不已。
由于嚴謹，沈老師平生最見不得的就是對學問的狂妄態度。什么是狂妄？用沈老師的話說那就是言過其實。記憶所及，讀研究生期間的首尾兩端都有被導師棒喝的教訓。本科時我們對沈老師平實細致的講課方式印象頗佳，尤其欣賞他從不硬套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申明他相信高年級學生已具備必要的獨立分析能力。
然而接觸久了就會發現，沈老師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其實也并不是一張令人無所逃遁之網。他懂得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道理，因此這嚴格在他是有分寸也有寬容的，只是作為學生你未必事先把握得準。
另一方面，沈老師的嚴謹風格雖然不免予人以冷峻感，但他對待學生的態度卻是相當真誠而平等的。外人恐怕很難想象，外表木訥的沈老師內心里是個很愛爭論的人，尤其喜歡與學生們作激烈爭論。記得第一次與導師發生激辯是討論德國納粹時期的法律是否可以作為法律這個問題，我們正好都與導師持相反觀點，只見沈老師抖擻精神舌戰群儒，不，應該說是“儒戰群舌”，直爭得臉紅脖子粗。我曾擔心這種爭辯難免有沖撞師長之嫌，后來發現導師根本不以為忤，反倒習以為常。沈老師治學甚嚴且不善酬交，故極少當面嘉許后學，卻深喜學生有所創見，一旦發現即予特別肯定。
的確，作為治學嚴謹而又身居學術領導地位的前輩，沈老師對后學懷有嚴肅的責任感和期許，欣慰于我們的每一個學術進境。
抱樸守一 師道尊嚴
中國讀書人傳統上于師長有尊親之別。例如錢鐘書先生便自道對他的清華老師吳宓先生“尊而不親”。或許沈老師也難免使學生作如是觀，其實他內心中的人情味是相當厚重的，只是由于性格與經歷的緣故，他不愿也不善表達。最了解這一點的人自然莫過沈師母了。一次我去見導師，師母趁他未歸之際抓緊時間對我說，你們可千萬不要誤解他呀，他一輩子就是這樣的人，臉上嚴厲，可為你們是真操心，有時候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覺啊！誠哉斯言。
此外我還要說，盡管有著嚴肅的個性基調，作為一個善良而有智慧的長者，沈老師的幽默感是絕不缺乏的。切莫以為我們在導師家上課的氣氛始終如入學時那般凝重。在逐漸熟識后，隨著心理的放松，喜劇性場面也便迭而有之。須知沈老師有一大排解不開的季節性苦惱來自他的口音，每年秋冬給本科生授課時都會不招自來。有次我們去上課，正逢沈老師授課歸來，一見面就意態不平地要請我們作裁判，說他在講馬里旦的新托馬斯主義法學時，學生們因聽不懂口音反響強烈。我們問是哪些話聽不懂？沈老師舉例如“人權”與“神權”。于是我們請他用自認準確的發音再說一遍，然后不得不告訴他兩者正好說了個顛倒。望著沈老師氣餒之余又自我解嘲的樣子，我覺得個中人的神妙處真是難與君說。
拉雜寫了以上不少，但似乎還應就沈老師的學術思想方面談一點我的認識。我想說，當時的中國法學可能確不免于幼稚，但判斷這所謂幼稚的方法可能也未必成熟，如果它本身即未經分析思維的酸液洗滌。法學走向成熟需要一個過程，沈老師的畢生工作既是此一過程的見證，也是在過程中發生著“催熟”影響的要素之一。
星月往還，人事代謝。我受教燕園時的幾位北大師長，丁校長和羅老師已位列廟堂之高，張國華與張宏生兩位老師卻已蕭然作古，惟余我們的沈老師還在燕園老圃筆耕依然。沈老師執教北大已有50個年頭了，50年如一日，一個人如此恒久地專注于一項事業，何其不容易。桃李下成蹊，天公多抖擻，人格可獨行，文章能不朽。沈老師的風范，我將永遠銘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