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法學界的許多人來說，今年的端午節小長假過得并不那么快樂。2009年5月29日，農歷五月初六，端午節小長假第二天的晚上九點，一代國際法大師、中國環境法學的奠基人韓德培教授安詳離世，享年99歲。他的離去灼傷了太多人的心。
6月12日，韓德培培養的新中國第一位國際私法專業博士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盡管韓老去世已經兩周，但談起恩師的種種，黃進仍然唏噓不已。
最年輕的教授
1931年的春天，20歲的韓德培在南京“中央大學”旁聽了一節法律課。站在講臺上的，是時任中央大學法律系主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秘書長(后任部長)的謝冠生先生。“謝先生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數十年后，已是九十高齡的韓德培還清晰地記得他人生中的第一堂法律課。
正是這一堂課，改變了韓德培的一生，也成就了一位幾乎與世紀同行的法學大家。
韓德培1911年2月出生于江蘇省如皋縣，1930年考入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后，他所在的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學。轉入中央大學，韓德培本應進歷史系或政治系，但就因為聽了謝冠生先生講的那一堂法律課，韓德培從此改學法律。
1939年，韓德培考取了中英庚款出國研究生。那是當時最難考的公費出國留學名額，全國共錄取24名，其中，國際私法專業僅一名。但韓德培還是以優異的成績毫無爭議地被錄取了。因二戰爆發，原本應赴英國劍橋的韓德培等人未能成行，一年之后，韓德培和錢偉長等24人才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
在多倫多學習兩年之后，韓德培將自己的碩士畢業論文《國際私法中的實質和程序問題》送到導師漢考克教授面前。漢考克讀完之后，沉默良久，給出了他一生中對學生論文的最高評語:“你的論文，我幾乎不用改一個字。”韓德培非常順利地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多倫多大學法學院能夠授予的最高學位。
隨后，韓德培又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在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法學院———哈佛大學法學院，做了3年的研究。在哈佛，韓德培決定不再讀學位，而是利用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書刊，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大學法學院，韓德培的眼界和學識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1946年，在哈佛學成之后，韓德培拒絕了聯合國和美國商務部的工作邀請，接受了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教授的邀請來校任教，并被破格提升為教授，成為當時武大法律系最年輕的教授。這一教，便是64年。
“晶核”再生的故事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后，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可惜好景不長。1957年，“反右”開始后，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大學最大的兩個右派之一。
第一次被劃成右派的時候，韓德培還曾辯解，結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師生作檢查，但他還在將自己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因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辦公室的許多謊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韓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項:態度極度惡劣。
在被整整批斗了一個星期之后，“反右”辦公室宣布了對他的處罰:撤銷一切職務，送沙洋農場勞動。韓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時，法律系已經被撤銷，并到了湖北大學。當時湖北大學只接受武漢大學法律系非右派教師，右派們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語。
“文革”開始后，韓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韓德培教英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是“在教英語時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勞動，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漢大學工作。
“文革”結束后，如何重鑄法律系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漢大學副校長劉道玉思考的首要問題。
但一個被一鍋端掉了的系，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劉道玉想到了韓德培。
“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經被打破了。所幸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多年后，劉道玉在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里如是評價韓德培在武大的影響力。
果然，在韓德培的號召下，武大恢復法律系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各地，在法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沒在各地各界的法學人才，紛紛主動來函應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畢業的校友，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個聲音:“重鑄昔日的輝煌!”
大師級的先生
在法學界和教育界，韓德培的眾多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學術活動范圍涉及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環境法、法理學以及法學教育等諸多領域。在國際私法方面，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大國際私法理論，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和立法體系;他更是中國環境法理論的開拓者，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韓德培的人都提到了兩個字:眼光。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韓老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法將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時，他于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
上世紀80年代，沒有多少人知道“環境法”，那時的“環境法”也不是獨立學科。1981年，韓德培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同時，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的韓德培奔走呼吁，終于得到教育部的批準，環境法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20多年后的今天，這兩個研究所都發展得很好，不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且其涵蓋的學科都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國內外已有廣泛的學術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由衷佩服韓老的非凡眼光。”從先生的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體會到了學術眼光對于學術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獨到的學術眼光，韓德培的寬廣胸懷也令后輩們佩服不已。
黃進回憶說:“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團結、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他的識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憲法學家何華輝教授1980年時還是講師，到1982年，他就成為了教授，創下那個年代高校職稱晉升的奇跡。”
“對于后輩，先生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臺上。而對于榮譽，先生總是唯恐避讓不及。這是后輩難以超越的地方。”在黃進看來，韓德培寬廣的胸懷為當時乃至現今有些浮躁的法學界帶來了一陣清風，“在先生的影響下，中國國際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諧。”
以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而論，韓德培完全稱得上是法學大師，但是韓德培不愿意別人稱他為大師，他最喜歡的還是別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奧本海、龐德和狄驥這樣的法學大師，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會有這樣的大師。”黃進告訴記者，“以先生在中國法學界的成就和影響，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幾位學者在本國的貢獻和影響相提并論的。”
“為什么我們后輩的學問難以超越像韓老這樣的法學精英?因為他們有大師的品格和胸懷。”黃進感慨地說。
用淚水表達關愛
從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韓德培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臺———直到去世前，他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論文答辯。
64年，彈指一揮間。韓德培從最年輕的教授變成了最年長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沒有正式退休。64年間，韓德培到底培養了多少學子，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是中國著名的刑法大家;85歲高齡的梁西教授是我國國際組織法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是第一屆、第二屆杰出中青年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和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是國際私法領域的知名學者……有學者統計，在國內著名法學院校中，幾乎都有“韓門”學子。
在政法系統和行政系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是韓德培的學生、外交部條法司約有三分之一的官員受過韓德培的教誨。在國際機構中，國際民航組織行政局局長柳芳是他的學生，她也是我國自1974年恢復國際民航組織合法席位以來，在該組織中擔任職務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
64年間，韓德培最關心的，是他的學生。對于學生的關愛，并不只是停留在學業上。
“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記得。”韓德培指導的2006級博士生、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王立武回憶說。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請假回家一趟，因為他兒子那年高考。一個月后，王立武回武漢，先生還特意問他孩子高考順不順利。
今年5月28日，也就是韓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還到醫院看過先生。“當時他已不能說話，當陪護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時，他睜開了眼睛，眼里只有淚水”。
王立武說:“在那種時刻，他只有用淚水來表達關愛。”
三年前，就在王立武這批博士入學時，韓德培發表了“演講”:“我不會退休，也不想退休，我還得帶博士生，我已經96歲了，縱然如此，我十分樂意背負這些責任，并對自己有三個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識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今年5月12日，韓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說話。他問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幾個博士生的論文準備得怎么樣了。第二個問題是今年的博士招生面試準備得怎么樣了。“既然招他們為學生，就要對他們負責。”韓德培對身邊的陪護人員說。
按計劃，5月30日，本應是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韓老將親自參加。但這一天，學生們等來的，卻是先生辭世的噩耗。
6月2日，韓德培的告別儀式上，遺像上的老先生依舊笑容可掬。盡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樂觀，愛笑不愛哭，但上至80歲的老教授，下至年輕一代的學子，許多人還是忍不住哭出了聲。這一刻，學生們也只能用淚水來回報先生的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