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駐中國的美國律師伍德. 洛斯曼先生，可以講一口比較流利的漢語，也曾在美國著名的常春藤大學里獲得過中國歷史學士學位。這位在普通美國人眼里當之無愧“中國通”，其實對中國的知識一直是殘缺不全的。在一次會議上，他興奮地告訴我，他正在關注近代中國婚姻家庭變遷史和相關的法律問題。他很認真地問我，是否知道一個名叫陳紹禹的中國法學家。
我告訴他，其實，這個陳紹禹還有一個人們更耳熟的名字--- 王明。王明在中共建國前后，曾經一度擔任過新中國的“立法大臣”，官至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正部級）[i]并主持起草過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據中共黨史的記載，王明曾經是令毛澤東最傷腦筋的政治對手。
洛斯曼先生馬上按照西方人的思維邏輯提出了問題：“既然如此，為什么毛澤東會讓王明擔任法制委員會主任這樣一個重要的職位呢”？
我的回答是：其實，在毛澤東看來，這可能恰恰是一個不很重要的職位。
接下來，我把王明與中國法制有關的故事給洛斯曼先生娓娓道來……..
斯大林派來的“海歸”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蘇制飛機在延安機場緩緩降落。這是中國工農紅軍占領延安后在這里降落的第一架飛機。這架飛機不僅給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他們急需的大功率電報機和重型武器[ii]，而且還帶來了一個深得斯大林信任并在當時惟一能對毛澤東在黨內領袖地位造成直接挑戰的人。這個人就是王明[iii]。
王明這次回國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身份回國的。當天，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等以及延安各界群眾來到機場歡迎王明。當王明走下飛機時，他看到一片片灰蒙蒙的黃土高坡，看到那些身著粗布衣服、頭扎白頭巾和面帶菜色的歡迎人群。毛澤東在機場發表了題為“飲水思源”的歡迎詞。毛澤東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 喜從天降”[iv]。
王明不是從昆侖上下來的，用今天的話說，他是斯大林從莫斯科派回中國的“海歸”。
王明，原名陳紹禹，１９０４年生于安徽金寨縣（現屬安徽六安市）。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３０年從蘇聯中山大學回國后，曾擔任共產國際領導人米夫的翻譯。１９３１年１月，借反對立三路線的機會，在米夫的一手策劃和扶持下，王明在上海通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獲取了中央的實際領導權。1931年10月，經共產國際批準，王明同妻子孟慶樹等離開國內，前往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v]。臨行前，他提議并經共產國際批準，指定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這是一個在中共歷史上極為荒唐和特殊的時期：王明在莫斯科按照共產國際的指令坐鎮指揮，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國內貫徹執行。雖然來自莫斯科的指令并非完全荒唐，但這段歷史時期的特點已經為中共革命的歷史實踐所證實是一條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危害。史稱“第一次王明路線”[vi]。
王明身材甚矮。關于他的具體身高，至今沒有十分準確的說法，有人說他的身高只有1米5幾[vii]。但他的腦殼碩大，頗有演講才能，常常口若懸河、出口成章、富于雄辯。他的文筆流暢，善于引經據典。 特別是，他的俄文表達能力極強，對蘇聯共產的經典讀本“聯共（布爾什維克）黨史”可以信手拈來、倒背如流。
在中國共產黨人最艱難的歲月里，王明在蘇聯則盡享殊榮。他不僅在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研究和決策，而且一度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員之一。1935年7月，王明作為主席團委員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公布主席團名單時，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名字一樣，受到“暴風雨般掌聲”的歡迎[viii]。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斯大林很快意識到，莫斯科如果繼續因為意識形態而偏袒延安，那么，蘇聯將無法保證國民黨重慶政府對日本人的牽制，從而無法減輕蘇聯在遠東的壓力。王明回國前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顯然，王明對蘇聯的意圖非常了解。回國后，他就不遺余力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意圖，過分強調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把中國抗戰的希望寄托于國民黨政府。盡管王明在這個階段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中共的歷史詞典中，將其明確稱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第二次王明路線”。
事實上，王明坐鎮莫斯科的這幾年，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從慘烈的失敗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有資料表明，在王明1937年回國之前，他在莫斯科曾對毛澤東十分欣賞并極力推舉 [ix]。盡管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王明回國的目的就是為了與毛澤東爭奪中共的領導權，但他的確一度有把自己凌駕于其他中共領導人之上的表現。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很快意識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可以獨立自主地擔負起中國革命的重任。吃了很多洋面包的王明則由于其主張明顯不符國情而漸漸失寵。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明確表態[x]。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確立之日，同時也是王明的政治生涯高峰走上盡頭之時。
最近，有一個在延安親自聽過王明演講的人在北京日報撰文回憶說，王明的演講才能極為出色，而且有即興發揮的本領。1938年底，有一次王明回到延安，在一次演說中，有人問，為什么毛澤東從來不去重慶參加國民代表大會？王明幽默地回答說，你們下過中國象棋嗎？下棋的時候，雙方的老將和老帥是不能直接面對面的，否則棋就“將”死了。這個例子似乎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王明當時已經明確地承認，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共黨內的“第一把手” 。
中共七大之前，毛澤東發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王明派系的地位和影響一落千丈。不過，毛澤東讓王明這些人不僅要口服，而且要心服，更需要留下認輸的書面證據。 他一再要求王明寫出檢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有一個明確的決議，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有一個書面檢查，但王明對此極端抵觸。后來，七屆三中全會又作出了《關于王明同志的決定》，要求王明對自己的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澤東在一份指示中寫道，“王明的聲明書應在11月上旬七屆四中全會開會以前寫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一聽到要他作檢查，就推說自己有病。直到王明最后一次去蘇聯治病一去不復返，他始終沒有交出這份檢查。
歷史好像和王明開了個玩笑。十五年前，王明曾在六屆四中全會后連續兩次以中央會議決議的方式強迫在正生病中的瞿秋白寫聲明書，公開承認自己在負責中共代表團期間犯下的種種罪名。瞿秋白曾于1931年1月7日和1月28日，兩次違心地寫了檢查[xi]。
或許，很多年后，人們可以提出的疑問是：當黨內有了分歧和斗爭，即便一方的確犯有錯誤，無論此人是否心悅誠服，是否一定要以黨的代表大會決議的方式強迫犯錯誤的一方寫出檢查？是不是寫了書面檢查就算載入歷史板上釘釘永世不得翻身？悔過這類行為，究竟是出于主觀自愿還是需要外力強迫？過去，這是個不容爭辯的黨內政治原則；今天看來，這大致可以是一個道德法律命題，似乎值得重新認識和研究。黨的歷史經驗表明，檢查是不能隨便寫的。1959年彭德懷寫過檢查；1966年劉少奇也寫過檢查；1971年林彪也差點兒要寫檢查。估計林彪在這個問題上顯得有點精神緊張過度，他大概預感到，寫了檢查就要放進檔案作為鐵證，放進檔案就要下臺，下了臺還可能進班房。所以他干脆攜妻帶子來了個“倉惶出逃”。不只一個專門研究林彪事件的作者揣測，葉群在動員林彪外逃時，都在用王明作例子：與其在國內坐以待斃，不如象王明那樣去蘇聯當寓公。
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會上，毛澤東出于全局考慮，主張選舉王明當中央委員；在七大會后，又安排王明擔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負責法律研究和起草工作。這樣做大概既可以不激怒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又避免王明將來有機會東山再起。這個安排基本反映毛澤東的用心和王明的處境。顯然，在毛澤東看來，法律工作既不屬緊要又不緊急，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職務大致屬于一個可有可無的“冷板凳”。
注釋:
[i] 1949年開國大典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討論通過了政務院及其所屬各委員會，各部、院、署、行的負責人，同時通過任命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等機構的負責人。會議任命董必武、陳云、郭沫若、黃炎培為政務院副總理，李維漢為秘書長；任命董必武為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陳云為財經委員會主任，郭沫若為文教委員會主任，譚平山為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任命謝覺哉為內務部部長，羅瑞卿為公安部部長，薄一波為財政部部長，陳郁為燃料工業部部長，楊立三為食品工業部部長，黃炎培為輕工業部部長，滕代遠為鐵道部部長，朱學范為郵電部部長，章伯鈞為交通部部長，李書城為農業部部長，梁希為林墾部部長，傅作義為水利部部長，李立三為勞動部部長，史良為司法部部長，陳紹禹（王明）為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維漢為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何香凝為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郭沫若為科學院院長，鄒大鵬為情報總署署長，孔原為海關總署署長，胡喬木為新聞總署署長，胡愈之為出版總署署長，南漢宸為人民銀行行長；任命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徐向前為總參謀長。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負責人選，都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充分協商，集中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及知名人士和專家學者。資料來源：http://www.history.com.cn/。
[ii] 《Maozedong》(毛澤東傳) (英) Dick Wilson，P198
[iii] 這架飛機是從蘇聯飛抵蘭州后秘密飛到延安的。同機抵達延安的還有陳云和康生。《陳云之路》 葉永烈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65頁。
[iv] 《王明傳》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86頁。
[v] 《王明傳》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37頁。
[vi] 新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對王明的評價有了新的變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王明的錯誤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過去在涉及王明錯誤時，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錯誤稱為“左”傾冒險主義，把他在抗戰初期的錯誤稱為“右傾投降主義”，現在則分別表述為“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錯誤。二是把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與臨時中央的錯誤作了區分。雖然指出了王明教條主義對全黨的統治和影響，但在闡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時明確指出了臨時中央的責任，而沒有沿用傳統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的稱謂，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王明直接聯系起來。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績。如他在共產國際期間，主持起草的中國工農紅軍準備與任何武裝部隊定立共同對日作戰協定的宣言；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團會議上的《為爭取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的報告等，并對它們的作用給予了肯定。來源：《北京日報》 2003年2月13日。
[vii] 《王明傳》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85頁。
[viii] 《王明傳》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72頁。
[ix] 1934年8月，王明從莫斯科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并說他已經將毛澤東的幾篇文稿編輯成書，同時用中、俄、英、法、日、韓、西班牙、蒙古、印度和波蘭等文字出版。而且在9月一封信中特別說到：“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中文已經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此外，由于莫斯科和中央蘇區之間聯絡的不便，曾發生過多次溝通“失調”的事情。比如，當博古在瑞金這邊正在解除和排擠毛澤東的時候，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那邊卻在提升毛澤東的職務。當博古試圖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擔任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時，王明在莫斯科明確發出警告：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見《中共風雨80年》一書第25頁。
[x] 《王明傳》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319頁。
[xi] 《王明傳》 曹仲彬 戴茂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