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對記者說，30年前他沒有想過自己的未來。
1977年，曾經在農村插隊兩年的王利明，躋身全國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大學生之列，考入湖北財經學院(現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那時候懵懵懂懂，考大學報名很偶然，學的是政法專業，我那一屆就50個人，同學之間的年齡相差最大的能差20多歲，依年齡排序，我在班上倒數第二。當時根本沒教材，我們學的是民事政策，記得是在進校兩年后才學了幾部法律。”
上大學時，王利明的興趣在文學上，寫散文寫話劇，懷著羨慕的眼光崇敬作家，也想當個作家。局限于當時的社會背景條件，大學那些年他的確沒從法學上學到多少東西。
臨近大學畢業，準備報考研究生的王利明在一位老師手中看到了一本油印的《民法概論》，這位老師曾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佟柔的學生，剛剛收到寄自北京的這本小冊子就是佟教授主撰并寄給這位老師的。
“我用一個晚上就看完了這本小薄本，看完后決定考佟老師的研究生”，王利明希望多借幾天仔細拜讀，老師說他上課也要用，只給了三天的期限。結果王利明如獲至寶地捧回小冊子后奮筆抄寫，從早到晚，不顧寢食。僅僅用三天三夜，將整整一本小冊子約十萬字從頭至尾抄下。
“小薄本引導我進入民法領域，當時讀完我就對民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王利明1981年如愿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1984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于中國人民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在整整9年時光里，王利明與佟柔教授促膝求學，共同探索，直至佟柔教授去世。
“佟柔教授對我的影響很大。”
王利明記得，到人大上學后，佟教授當時只帶了兩三個學生，佟教授對他比較器重。盡管當時生活條件很簡陋，但師生關系很密切。那時沒有普及電話，佟教授經常去宿舍找王利明，或托人帶話要王利明去他家，他們幾乎一兩天就要見面談論法律。佟教授指導他寫論文，指導他縝密地思考法學理論的前沿問題。
佟柔教授參與了《民法通則》的起草工作，他曾就其間遇到的許多問題交與王利明共同探討，要他琢磨怎么提出意見，布置了不少任務，使王利明對起草過程有所了解。不久之后，王利明在佟柔教授的指導下與其他幾個老師撰寫了《民法新論》。
1987年，在佟柔教授指導下，王利明開始攻讀民法博士。國內出現政治風波那年，王利明正在美國學習，“佟教授催我趕緊回國，一是讓我盡快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再一個他感覺自己的身體不行，他住院了，打了幾次電話。”
1990年，身患肺癌的佟柔教授，支撐著日益病重的身體，聽完了王利明的博士答辯，在這個傾注了巨大精力和情感的學生論文答辯上鄭重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使他成為中國第一個民法學博士。
臨終前的那天晚上，他與守在病榻前的王利明又聊了很長時間，他堅信法治是中國的必由之路，而民法的健全又是法制建設最重要的內容。他勉勵我不論今后遇到多大困難，也要堅定地在民法學的研究道路上走下去。他叮囑我好好把事業干下來，不要去當官，堅持走學術這條路……
回想恩師教誨，王利明對恩師的承諾也付出了艱苦的代價：“當時學校條件很艱苦，住了六年筒子樓，我不會生爐子，經常會在半夜凍醒，那時沒有煤氣做飯，苦不堪言。我實際上有很多機會，很多人讓我出去做生意，好幾個部門讓我去當官，他堅決不準我離開，他一輩子最熱愛的民法事業希望我能繼承，也是他臨終的愿望。先生的教誨和人格力量，使我得以克服各種困難，在充滿崎嶇的學術之路上咬緊牙關，走到今天。”
時至今日，王利明帶出的碩士、博士生已逾百名。
學生們記得王利明教授在鼓勵學術交流和砥礪時常常說起的話：“水嘗無華，相蕩乃生漣漪；石本無火，相激乃發靈光”。
王利明對學生的真誠關愛里滲透著佟柔教授曾經對自己的真誠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