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名字承載一段往事，一段往事銘記一頁歷史，而歷史的加法與減法，經歷了時間的祛魅之后，驀然回首，往往會感覺竟然不堪生命承受之輕。
行進在連綿百年的歷史三峽中，涵蓋法制在內的器物、制度與理念的變革，則是對“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的糾結與應對，其間，法政精英濃妝登場與人世浮沉，折射出大時代下知識分子與國家的血脈相連，觀乎法政學人依依往事，更多的記憶與糾葛，大風大浪沖刷剝離之下的價值與理想，人生與人心，每每令人低回嘆詠。本刊特辟法政往事專欄，向讀者展示那段不應塵封的往事，喚醒人心深處的記憶
臺灣地區學者曾建元曾這么評價一個法學家說“他是近代中國第一位世界級的法理學家，也是近代中國法制的重要擎劃者”。曾建元所說的這位學者，正是學貫中西的吳經熊先生。不獨曾建元先生如此，許章潤、王健乃至奧地利的田默迪諸先生都對吳經熊的學問及志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就民國時期的法學家而言，若論對于中國乃至世界法學發展的作為而言，恐怕沒有誰獲得比吳經熊更多的世界性聲譽了。尤其他和霍姆斯、施塔姆勒這些世界級法學泰斗之間的交往，足以讓后人們羨慕不已。
固然吳經熊本人在回憶錄《超越東西方》中評價自己是“最壞的浪子”，但其在20世紀上半葉的諸多作為已經足以讓我們今天的法律人艷羨不已了。那么，吳經熊是怎么樣才達致此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的？
吳經熊在后來給兒子的一封信中，曾這樣回憶其剛上學時期的感覺：“我剛上學時，哭了一整天。在我小小的心里，讀和寫太矯揉造作了，太不招人喜歡了。人們既然可以用嘴巴說話，還要用這樣笨的方法來交流，真是太可笑了。我想，‘我本來可以在田野里戲耍、放風箏的，現在可好，要把我綁在桿子上了，什么意思嘛！’每天我都像一只蝸牛那樣慢吞吞地極不情愿地上學，一有機會就逃學。”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小時候吊兒郎當的吳經熊肯定評不上“三好學生”。
事實上，吳經熊除了少年時期學習吊兒郎當之外，其天資并不是異常聰穎———豈至不聰穎，恐怕可以說是非常的不聰穎。盡管他上小學時在一次踢毽子比賽中獲得了冠軍，但同學們依然發現了他反應遲鈍這一點，送給他一個綽號“木雞”。在其回憶錄中，吳經熊寫道：“年輕時，人們常笑話我對玩笑的反應之慢。好多次了，我在與朋友聊天時，若有人講了某個好笑的故事，大家都會馬上笑起來，我卻總是不能馬上笑起來，故事最好笑時尤其如此。常常是在五六分鐘之后，當大家都將這個好笑的故事忘了的時候，我會突然大笑起來，會繼續品嘗這份幽默的故事。”金岳霖先生就曾開玩笑說：“我可以想象德生(吳經熊字德生)在除夕夜里為了他在正月初一那天聽到的一個笑話而突然發笑。”
那么，吳經熊是靠什么才摘取了法學學術殿堂的桂冠？盡管他本人沒有明說，但我們今天若要細細追究起來，恐怕有一點不能不給予重視，那就是吳經熊的勤奮。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東方》雜志向國內“名人”征求個人夢想，吳經熊在其文中就指出：“我一生最主要的興趣就在于學問，我的野心當然也是取這個方向的”，吳經熊告訴讀者，在他十二歲的時候，當先生講到“子曰，吾年十五而志于學”，他就連忙拿起筆來在書上加了一個眉批，“吾年十二而志于學”，“當時我那小小的一顆心中便滿載著一種虛榮；我自以為比較孔子已經是忝居三年之長了！這種細微之虱的夸大狂，誠然是很可笑的，可是這也可以證明我的趣向了。”這段“少年不識愁滋味”時的經歷，在其回憶錄中再一次提及，足以說明吳經熊本人對自己年少時就確定學術趣向的竊喜與自豪。
人們常說，勤能補拙是良訓，一份辛苦一份才。“年十二而志于學”的吳經熊，給我們如何把今天的諸多丑小鴨變成明天的白天鵝，提供了一個生動有趣的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