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秀時：莫老師，你是王叔文先生的嫡傳弟子，你為什么會選擇做王叔文先生的學生呢？王先生身上有哪些東西吸引了你呢？
莫紀宏：記得最早熟悉先生的洪名是在北大法律系學習期間，當時在圖書館閱讀了先生在《法學研究》上發表的"論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一文，感覺到先生文章邏輯性強、語言樸實，說理很透，從內心產生一種崇拜感。到后來考研究生的時候，盡管當年我對刑事法律制度很感興趣，但一看到法學所招生簡章中刊登了先生招收3名碩士生的信息，就義無反顧地報考了法學所。其實當時作這樣的考慮多少是有點小算計的。一來先生一次招收3名憲法碩士生，考起來把握性大一點；二來法學所歷來門檻很高，考上了很是值得同學們羨慕。記得在上行政法課的時候，羅豪才先生還問起我準備考哪兒的研究生，我說想考法學所王叔文先生的碩士生，羅先生在惋惜之余表示了贊許，這著實讓我自負了一把。后來如愿以償地來到西八間房學習。
聶秀時：從你師從王叔文先生20年的學術經歷來看，你覺得王叔文先生為人和為學方面最大的特點是什么？
莫紀宏：我覺得王叔文先生為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光明磊落、待人真誠，嚴于律己、以身作則，在為學方面最大的特點就是認真執著、踏踏實實、實事求是、一絲不茍。這些都是我自己切身的體會。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師對我個人學風的關心，特別是在我撰寫碩士論文時，可以說，王老師的認真求實的治學態度讓我終身難忘。
我那時受到社會時尚的影響頗深，喜歡趕熱鬧，說大話，想什么問題都是空洞不切合實際，動輒就是要搞體系，從宏觀戰略、哲學高度出發，思想火花是層出不窮，但缺少實證精神。所以，剛開始選題的時候，我就想著要搞一個一鳴驚人的舉動，希望自己的碩士論文一炮打響。當時的氣氛是，誰都在談改革，以改革為時尚，所以，我就異想天開地想了一個很宏大的論文題目，"展望中國憲法未來的改革方向"。自己對這個題目很有幾分得意，憑著幾年中在研究生院耳濡目染得來的閑散知識，勾畫了一個龐大的寫作提綱，只等獲得先生的贊許了。沒想到提綱送上去半個月，先生也沒有回音。好像其他兩位同門師兄弟妹先生都找去談話了，我這時在屋里整天坐立不安，不知是福是禍。好不容易先生讓師兄弟傳話，讓到他辦公室里談話，也不說談論文提綱的事情，聽到消息后著實惶恐不安。果不其然，那天一進先生的辦公室就覺得氣氛不對。先生也沒有正眼看我，只顧低頭忙著自己的事情。等了好半天，他也不說話。我在沙發上是六神無主，心里跟小貓抓癢一樣。不過仍然在幻想著先生看了我的提綱后，是不是很高興地發現了一個人才。不過看那氣氛不對，先生臉上沒有笑容。憑著在研究生院練就的幾分小聰明，我私下在尋思自己的提綱好像沒有什么紕漏。而且即便有掛一漏萬的地方，憑著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一定會說服先生接收我的創意和觀點。一陣沉默的氣氛過后，先生若有若無地沖我說到："小莫，你這幾年沒有好好學習吧？""啊要，先生要是說點別的，也許我還能接受，說我沒有好好學習，這不是冤枉我嗎？我這幾年在研究生院好歹勤奮用功是有點小名氣的，而且我的各課成績都是數一數二的，先生怎么會得出這么個印象呢？完了，徹底完了！先生真是葫蘆里賣啥藥猜不透啊！"我自己內心本能地思忖著，極力排斥先生剛才的話語。"唉唉，老師，看了一點書，但看得不多！"我只能語無倫次地搪塞一下。先生表情顯得有點慍怒，若有所思地說到："你這個提綱好高騖遠，太不扎實，你應當向你師兄弟學習，找點前幾屆寫的論文看看，文章要有內容，不要空說，立論要扎實，要做你能做的事情。你這個論文不行，回去重新寫吧！"先生說完，又低頭處理自己的事務了，我自知無趣，本來想好的那些狡辯詞此時都已經忘記，腳上象注了鉛似的，滿臉通紅，嗓子略帶嘶啞的低聲跟先生打了個招呼，"先生，那我就回去了，我把提綱修改好了再給你"。說完，就慌不擇路地退出先生的辦公室。回來的路上，只覺得心里堵得慌，有點覺得委屈，自己好不容易傾其全力弄出的得意之作，沒有想到先生連說都沒有說就給退回來，自己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回到宿舍又將論文提綱琢磨了一下，還是覺得沒有什么紕漏，一時間陷入了彷徨和巨大的困惑之中。接下來的一個月，許多同學的論文提綱都已通過，而且有的已經完成。而自己的論文確實陷入了困境，因為先生連一句指導性的意見都沒有發表，真是讓人著急。無奈，我只能屈尊向已經畢業的師兄借來他們的畢業論文。一看他們的論文，心里簡直就是樂開了花。論文選題都很窄，層次也不多，主要都是引經據典寫出來的，只要認真地查資料，很快就會完成的。根本不象我擬制的論文提綱，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杜撰出來的，自以為可以會產生驚天動地的影響，其實就是好高騖遠。發現了問題的癥結之后，我很快拋棄了原來的選題，盡管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但是，還是忍痛割愛了。選了一個資料比較豐富的"代表制度研究"的選題。我很快列出提綱，依照幾位師兄的論文模式，列出了非常簡明清晰的章節，并且詳細注明了相關的參考資料。然后送到法學所轉交先生。這次交上提綱后，心里不象上次那么激動了，也踏實了不少。估計先生肯定會表揚兩句。雖說論文選題太平淡，不可能產生轟動效應了，但至少通過論文沒問題。事實上正如我想象的那樣，先生第二天就打電話告訴系里的老師，讓我扎扎實實地把論文寫出來。當系里老師轉告先生的吩咐時，我那高興的勁兒就不用提了。先生這次連一句反對意見也沒有就讓我好好寫論文了，說明這次脈把得很對。后來，為了保險起見，我花二個星期的功夫泡在圖書館了，查閱了能查到的所有資料，花了一個星期時間就完成了三萬字論文的寫作。等到將論文交給先生后，先生什么話也沒有說，就讓參加答辯了。答辯時，我記得先生說了一句，"小莫的論文資料比較豐富，層次清楚，觀點鮮明，符合碩士學位論文的要求"。雖然沒有太多的表揚之詞，但是比起第一次到先生辦公室里匯報論文提綱時的尷尬之情，著實心里舒坦多了。從此事可以看出，先生對弟子的關愛是非常實在的，既不喜形于色，也不會恨鐵不成鋼，先生不希望弟子成為好高騖遠、夸夸其談的人，而是能夠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真正能干出點實事的人。所謂"大愛無痕"，也莫過于先生所具有的這種境界。記得跟隨先生二十年間，從來沒有看見先生有什么矯揉造作、無病呻吟的追思、回憶或感想什么的，先生的心境是那種特平和的，從來沒有想拔高或者是突出過自己。
聶秀時：我注意到你碩士畢業后去了政治學研究所工作，后來為什么又回到法學所跟隨王叔文老師念博士呢？
莫紀宏：碩士研究生畢業后，我跟著吳大英老師去了政治學所。吳老師也是一位使我終生受益、終生難忘的老師。可惜他去世以后好幾天我才知道消息，更不用說跟他告別了，我想吳先生在天之靈也會對我有意見的。1990年底我從陜西鍛煉回來后，面臨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當時發展勢頭正好，可是回想起自己學識太淺，還是堅定了回法學所念博士的信心。我把這個想法跟吳先生說了，他顯得很理解，支持我回法學所讀書。我找到先生談了自己的想法，先生顯得很高興，結果在回所半年后如愿地考上了博士生，又榮幸地投到先生門下。不過這次與以前不太一樣了，先生已經離開法學所去了中國法學會。看得出來先生對法學所是很有感情的。先生做什么事情都很投入，而且從來都是親自動手，從來沒有讓我們弟子替他寫過一篇文章，只是用自己的勤奮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在跟隨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先生對我在事業上的成長和進步是很關心的。從1991年開始，我就跟隨先生參加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的學術活動。先生對我們幾個弟子要求都很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記得只要一開學術研討會，就讓我們幾個負責整理會議材料，寫綜述，并且手把手地給我們改稿。這樣不知不覺地我和其他幾個師兄弟妹對憲法學的學術研究情況都有了很好地把握。在寫博士論文時，我接收了上次寫碩士論文的教訓，在對論文選題進行構思時，就選了一個比較穩妥的題目"論憲法解釋"。因為事先下了一些工夫去查詢資料，加上平時對這個問題也有些研究，所以，從提綱到論文，先生基本上沒有提出太多意見，只是聽到先生說應當進一步提高論文的質量，爭取對自己所研究的問題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成為這一領域的專家。由于有先生的把關，我的博士論文還獲得了研究生院當年頒發的"優秀論文"獎，自己的虛榮心獲得了不少滿足。
聶秀時：你在跟隨王叔文老師學習和研究憲法學期間，你對王叔文老師的治學態度和方法有什么看法？
莫紀宏：王叔文先生對我們弟子的學習和研究工作一直抓得很緊。記得研究生剛入學得時候。那時先生還在擔任法學所所長，整天公務繁忙，我們做學生的誠惶誠恐的，也不敢隨意去找先生。好歹之前我見過先生一面，是在復試的時候，先生對我多少有點印象，所以，仗著這點膽量，其他師兄弟妹們就鼓動我去找先生，問問何時給我們上課。我也就當然不讓，去法學所蹬了幾天，終于找到先生。那天見到先生，盡管他一邊低頭忙著處理公務，還是很有耐心地聽我在語無倫次地匯報學習情況。臨走時，先生關照一句，"小莫，搞憲法，應當認真地看一看馬克思主義的原著"。我也不知道當時是否聽明白了，只是一個經兒地點頭稱是。
后來，先生讓我們每周五去上憲法課。先生上憲法課確實讓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后生開了眼界。記得在大學的時候，大多數老師都是照本宣科，而先生上課連講義也沒有，而是滔滔不絕地給我們從歷史到現實，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兩個小時的課常常是不知不覺就過去了。我們幾個師兄弟妹聽得都很投入。在回宿舍的路上交流學習心得時，大家心里都暖洋洋，對先生的幾分莫名崇拜和崇敬使得我們幾個都覺得有一些滿足和得意。不過，那時，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師兄弟們，盡管在心里對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要說面對面地去跟先生交流，心理還是打鼓的，主要是害怕學識粗淺，沒有好好看書，一旦被先生識破，可能就會處于尷尬和不利的境地。事實上，我們這種感覺是非常正確的。
先生晚年患了比較重的疾病，許多事情都交給我來辦理。隨著我與先生交往的深入，我越發覺得他性格中純真的一面。他是一個愛憎分明的好人，跟他相處，你不需要任何設防，只需要敞開心扉，真誠相待就行了。先生早年留學蘇聯，養成了非常獨立自主的性格，所以，但凡自己能做的事情，從來不去麻煩別人，這也就讓我們這些做弟子的輕松多了，少了有些同學那種代刀捉筆的煩惱。先生做事很認真，一旦認定了一件事情，非要把事情做好才松口氣。那種對事業執著的精神常常令我們做弟子的汗顏。先生是一個很公道的人，從來不去做損人利己的事情。公私界限分明，凡事能從大局著想，正因為先生所具有的這種正直的品格，所以，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就更容易遭受挫折和干擾。先生在世的時候，從來沒有用職務和工作便利為弟子們謀求過特殊利益，他總是鼓勵我們要憑真才實學獲得自己應有的社會地位和實現自己的人格價值。先生在關鍵的時候總是能為弟子們助力，不是那種明哲保身的人，這一點同門兄弟陳端洪最有體會了。其他幾位師兄弟受到先生的鼎力相助的事情也是很令人感動的。
聶秀時：聽說王叔文先生臨去世前，你在幫助他整理一生的文稿，準備出版《王叔文法學文集》，當前是出于什么考慮呢？先生對此事態度如何？
莫紀宏：今年是王叔文先生誕辰80周年。王叔文先生一生從事憲法學研究，是新中國憲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的學術思想反映了新中國憲法學理論的發展和演變線索，所以，全面和系統地將王叔文先生的憲法學著作整理出版，對于推動我國憲法學理論研究事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是基于上述考慮，我在征得了王叔文先生的同意后，從去年5月份就開始著手準備。王叔文先生也非常投入，自己親自審定了全部文稿。可惜，他在世時沒有看到自己的著作的出版。因為去年底著手為先生準備文集的事情，經常與先生見面。原本與出版社的兩位年輕人約好在11月24日上午去先生家正式簽合同的，因為無名的緣故沒有去成，而是去了天津。但人還未到天津，周漢華兄就發來短信，告知王老師已經謝世。這一噩耗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因為僅僅一周前，我與先生還在彼此交杯暢飲，先生在得意之余還一個勁兒地說"知我者，弟子也"，想不到那一次歡聚竟成永訣。沒有任何事前征兆，這樣的事情怎能不讓人心酸呢？因為事發突然，先生追悼會沒有趕上，只能在異國他鄉為先生默默祈禱了，吳新平、周漢華和陳端洪三位同門兄弟在法學所網站上都撰寫了紀念小文，其情切切，令局外人都受感動。
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動。為了編好自己的法學文集，王叔文先生堅持自己要再寫一篇關于"一國兩制與和諧社會"的論文收進文集，臨去世前的頭一天晚上，他還在伏案疾書，可惜，沒有完成此稿，成了先生生前的最大遺憾了。
先生已經離去4個多月。在過去的4個多月中，每當翻閱先生的文稿，心里總是難以平靜。作為一個學者，他是成功的。作為一個教育家，他也是成功的。他是一面鏡子，是一個在平凡崗位上作出了巨大成績的人。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平實待人，他象一首悠揚的牧歌，更是一盞在弟子心中永不泯滅的長明之燈！他的平實、執著、勤奮、精進，永遠是我們弟子取之不盡的精神和力量源泉！
聶秀時：陳教授，聽說你在王叔文老師去世后，在法學所網站上寫了一篇紀念文章"2006年第一場雪"，在文章里，你情真意切地表達了對王老師的思念和感激之情，你能談談你寫這篇紀念文章的感受嗎？
陳端洪：那是2006年11月24日晚，臨睡覺前。我習慣性地準備關閉手機，發現一條新的短信，漫不經心地打開。王叔文老師去世了！這是莫紀宏老兄發來的。我立馬打回去，但是沒人接聽，大概是太晚的緣故。我沒有再撥打，轉手關閉了手機。
我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發呆，遺憾和悲傷充滿了我的心胸。這段時間我內心里一直在念叨王老師，想找個機會去看看他。每一年我都有這個念頭，但是自從1999年在他原來的住處看過他，2000年回國后聽說他搬了家，很遠，也就再沒有去看望過他。他病了，我是聽別人說的，給同學莫紀宏打電話，問到新地址和電話，準備去看看。老莫說，王老師最近不想見人，需要休息，最好等一陣再說。這一等，就無限期地拖下去了，這一拖，我便永遠沒有機會了。
這些年之中，我在法學所的一個研討會上見過王老師一次，他沒有發言，就提前離會。他由人扶著，走起來顫顫巍巍的。我趕緊過去打了個招呼，沒有時間多說幾句。這就是我與王老師最后一次匆匆的照面。
"過去的五六年里，我為什么沒有去看望王老師呢？""我不是每一年都想到了嗎？"我一遍一遍地問自己。不愛交際，尤其不愛去人家里拜訪？是的，我有這個習慣。不喜歡禮節，不給自己和其他人過生日（小孩過生日也是應付），過年過節基本上不給人道賀，特別是不給位高權重的人（除非朋友）道賀？但是這些壞習慣并不能讓我原諒自己，因為王老師生病已經五六年了，他也不再位高權重了。是王老師有什么對我不好嗎？憑良心說，僅就在校讀書期間而言，王老師對我算是最好的了。他給我一個人（曹疊云和我一起去聽課，但他是吳大英老師的學生，而且比我高一級）講過香港基本法的課，一共八次，按照法學所當時的習慣，他可以不上課。每次上課地點不定，有時在法學會；有時在開會的地方，他抽空給我講課；有時在他家里。在校期間，有一年過年，我還和女朋友（現在的夫人）一起在王老師家吃飯喝酒，他全無架子。1992年，為了讓我去山東參加年會，他從自己的課題費中為我報銷了差旅費。一直到畢業找工作，他還幫過我。畢業后，我沒有和王老師經常聯系，但是1999年出國之前，我和夫人去看他，他一點沒有怪罪我的意思，仍舊是那樣親切。那么，難道是因為王老師"失勢"了？這絕對不是我沒有去看老師的原因。我不是那種趨炎附勢的人。我不但不巴結得勢的人，反而同情那些失勢的人。我夫人說，"你就是懶，光說不做！"懶惰耽誤不少事情，因為懶惰，這些年一事無成。越是一事無成，越是無臉見老師。然而這次的耽誤卻永遠無法彌補了。
誠實地說，在學術上，我是王老師的學生中最不守"正道"的人，算不上邪道，但多少可算是奇門。在安身立命方面，我也絲毫未得尊師之風，至今還是無黨無派。我尊敬他的學術和為人，但我行我素。這造成了我和王老師之間的心理距離。本來我計劃以憲政主義為題寫博士論文，先寫了一篇文章提交給王老師，讓他看看我是否具有做研究的資格。王老師專門把我叫到家里，嚴肅地批評了一番。記得他當時氣得在家里走了幾圈，說不出話來。最后指著我說，"你想做中國的孟德斯鳩？"最后，我聽從了王老師的意見，改題為地方立法。我是極不情愿地應付完的，一個字也不想多寫。我原來的文章被退回來之后，仍然不甘心，就偷偷地投給了《比較法研究》。稿子被采用了，但我已經放棄了繼續研究憲政的計劃。王老師盡管在選題上對我要求嚴格，但是在后來的論文審查，答辯，畢業找工作等事情上，他待我并無成見，反而處處幫撐著我。
反思起來，也許我在心里，或者在潛意識里，因為這件事產生了隔膜。我的這種隔膜后來因為工作上的安排不盡人意，可能加深了。來到北大，是我這種性格的人當時最佳的出路。但是，北大沒有讓我教憲法，多虧姜明安老師好心，以行政法的名義接受了我。一直過了好幾年，我才又回到憲政研究上來，而且是以開選修課的名義。后來的事情，也不是王老師期望的。他本來希望我從事憲法教學，但是憲法不成，行政法也未嘗不可，他同樣幫我聯系。
在我這一代人中，我是最早集中關注憲政理論的，但是我卻一事無成。我對自己深深地不滿。正是因為自己不滿意自己，所以我才一直害怕見到老師。可是現在，我永遠沒有機會再見到老師了，即便我做好了挨批評的心理準備也沒有機會了。因為我的懶惰和自責，我在五六年里都喪失了看望王老師的機會，我成了一個不孝的人，成了一個有辱師道的人！我無法原諒自己！
25日早晨起來，給莫紀宏兄打電話，得知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去王老師家慰問師母。我馬上出門，趕往師母家。
令我驚奇的是，昨天晚上，下了今年的第一場雪。不是很厚，但大地一片肅穆、安詳。王老師，您走了，沒來得及讓我見您一面。我滿心的遺憾和懺悔，您卻給大地灑滿白雪。我在白雪里尋覓，多想再看到您的身影！
我的紀念短文《2006年第一場雪》就是在當時的情景下自然而然有感而發的，表達了我對王先生的敬意和深深地謝意。
聶秀時：周老師，你也曾經跟隨王叔文先生念過碩士研究生，就你個人的經歷來說，你對王叔文老師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周漢華：我雖然是王老師的學生，畢業后一直留在法學所工作，但說實話，我與王老師的接觸并不算多。記得那是1986年，我與莫紀宏、張宏輝一起，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學系，成為王老師招收的最后一屆碩士生。不過，由于王老師當時擔任法學所所長，社會活動很多，我幾乎沒有機會單獨見到他，只能在他給我們幾個人上課的時候，才有機會簡單交談幾句。并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因為害怕被王老師在大庭廣眾之下叫錯名字（有位同門師兄因為有過這種經歷，郁悶了很久，后來還被我們笑話過很多次），不論是在法學所還是在社會上，每次見到他都要主動先說明師承，自報姓名。
畢業留所以后，我選擇了行政法作為研究方向，很少再有機會與王老師進行專業交流。王老師1988年后，也不再擔任法學所領導，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全國人大和中國法學會，甚至很少回法學所。法學所這邊有什么事，都是由吳新平、莫紀宏、李忠等幾位同門代為處理。這樣，這么多年來，我難得有機會與他深入接觸。我印象中時間最長的一次交談還是今年春節的時候，我們研究室的幾位同志一起到王老師家拜年，當時，王老師談興甚濃，足足聊了2個多小時。
王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法律規范尤其是憲法規范的分析能力。記得當年考研之前選擇學校和導師時，就被王老師的一系列憲法文章所吸引，并為此決定投考到王老師門下。入學后，王老師每次給我們幾個人講課，從來都不用講義，只事先準備一頁紙的提綱。每次上課，王老師都是滔滔不絕，用他那濃重的四川普通話，為我們講授中國憲法的基本制度。我感覺，王老師對憲法文本的熟悉程度，一般憲法學者可能很難企及。不管我們提出什么問題，他都可以結合憲法文本，給出自成體系的解釋和回答。王老師教給我們的這種規范分析的基本功，至今仍使我受益匪淺。我想，不論法學以后如何發展，規范分析都是最為基本的，沒有規范分析，引入再多研究方法，引注再多資料，都不全面。
王老師對于規范、文本的重視，有時候甚至到了很難為我們所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記得碩士論文選題時，我準備從個人權利角度切入，寫一篇自治理論對中國政治改革啟示意義的論文（在此之前，我的一篇類似論文已經在一次全國性征文評比活動中得過獎）。然而，當我就選題向他匯報時，他很堅決地表示反對，并對論文的研究范圍劃出了界限。王老師認為，由于我國憲法所規定的自治只有三種，分別是民族區域自治、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因此，我的論文應該以這三種制度為研究對象，不要在一般意義上討論自治問題。盡管我后來屢次嘗試，想說服他，但終究沒有成功。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我至今仍然堅持我原來的看法。并且，后來我在指導自己的學生做論文時，一直堅持放手的原則，只要能夠自圓其說，我對選題從來都不過多地干預。
文以載道，文如其人，用來形容王老師，最恰當不過。只有進一步了解王老師的為人，才可以理解他對規范、文本的執著。王老師對于規范的重視并不僅僅只是在學術上，可以說已經深入到了他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在法學界，有王老師這樣豐富經歷的學者并不多，他先后擔任法學所所長、中國法學會專職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會長、全國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法律系系主任、人事部批準的終身研究員等職務，參與1982年憲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等法律的起草。在一般人看來，有這么多的經歷和光環，胳膊肘稍微往里拐一拐，身邊的人一定可以得到照顧和提攜，甚至可以趁在位的時候建立的山頭，變成學閥或者學霸。但是，在我印象中，王老師好像只知道規規矩矩做事，對于別人都很熟悉的"人情世故"，他從來都不會去花心思。可以說，王老師是把他學術上對于規則的尊崇完全搬到了現實生活中，并完全按照規則辦事，哪怕傷到自己。所以，每一次當他從一個職位上退下來，都退得特別徹底、干凈、迅速，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樣，不留下半點痕跡。其實，按照他的身體條件和經驗，退下來以后本來還應該可以繼續為法制建設和法學發展作出更多的貢獻。
不過，王老師對于自己退下來以后的平凡生活好像已經適應，并沒有什么怨言。記得春節去拜年的時候，他事先做好了準備，穿得整整齊齊，興致頗高地向我們介紹了他的退休生活。那天，他特別健談，講了許多、許多。當他講到以近80高齡擠上公共汽車并與不懂事的小年輕叫板，大家既為他喝彩，更為他擔心；當他講到與師母幸福、寧靜、有規律的晚年生活，我們紛紛為他們祝福、祈禱；當他如數家珍般回憶起在前蘇聯留學的美好時光，我們仿佛被他帶入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當他特意為我們拿出在全國人大工作期間辦理的副部級干部就醫小本本時，他對于生活的感恩和知足之情就已經溢于言表；最后，當他不經意間指著法學所分配給他的那套120多平米、每天只有幾個小時陽光照射時間的塔樓住房，安詳、滿足地說起這是他工作幾十年最大的家當時，我被眼前的場景深深地感動和刺痛了，好像心里在不住地滴血。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了解自己的老師。
王老師的一生，既平凡又不平凡。不過，能在一生中實現知行的統一，作一個簡單、純粹的人，光明磊落，信奉并遵守規則，哪怕傷到自己，何嘗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文人，才使知識之火代代相傳，生生不息。多一些這樣認真對待規則的法律人，乃中國法治之大幸，中華民族之大幸！
聶秀時：吳老師，你是王叔文老師的開門弟子，也是社科院研究生院被稱為"黃埔一期"的學生，近30年的時間，你與王叔文老師的關系非常密切。作為嫡傳大弟子，你對王老師感情最深了，你能談談自己對王老師的那份令人難以割舍的師生之情嗎？
吳新平：我與王叔文老師的緣分很深。王老師對我恩重如山！作為王老師的開門弟子，王老師在生活上、學業上和工作上對我的關心、教導、愛護和幫助，用語言很難完全表達出來。王老師對我，就如同對他自己的兒子一樣。而在我的心里，也是把王老師視為父執。我的老母親在北京的時候見過王老師。老母親在世的時候，我每一次回家見到老母親，她老人家都要問我："您們王老師還好嗎？"王老師的離去，我心里的悲痛完全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樣！老母親和姐姐走得都是那么急，那么突然。王老師走得也是這么急，也是這么突然。這教我心里實在難以接受！悲痛萬分！
王老師啊！您可知道，我當年做您的學生的時候，就跟您心有靈犀。您給我們三個學生講課，您講上半句，我心里就已經知道了您的下半句，常常就脫口而出。可是，我雖然繼承了您正統、嚴謹的學風，卻沒有您那么刻苦！您對我國憲法學的貢獻，歷史會永遠記住！
王老師啊！您沒有生病的時候，我每次到你家吃飯，您都親自下廚。您的廚藝我雖然永遠也趕不上，可是我的酒量后來一定已經超過您了。遺憾的是，當我恢復喝酒以后，您的身體就不好了，再也沒有與您一起暢飲的機會了。這就只能是永遠的遺憾了！
王老師啊！您這一生已經很輝煌了。您在世的時候，我也這么對您說過。就職位來說，您曾經長期擔任我們法學研究所的所長、中國法學會的副會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的會長和名譽會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等重要職務；就工作來說，您參與起草了在我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1982年憲法，參與起草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和其他許多重要法律，參與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就學術研究來說，你出版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等許多權威著作；就學術地位來說，您是我們法學所的終身研究員，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部委員。您在憲法學領域內的許多重要學術思想，對于建立和發展我國憲法學，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具有重大價值。
王老師啊！您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和對社會的責任感，決定了您的學術思想總是與國家的正統指導思想保持一致，代表了我國憲法學界當時的主流學術觀點。您為人處事的原則性和學術研究的嚴謹性是一脈相承的。您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在為人處事和學術研究兩個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寶貴財富。我們也許不會有您那樣的歷史機遇，但是您的品格和治學精神將會永遠激勵我們！
王老師啊！如果在這個宇宙中真的存在著一個如有些科學家所宣稱的那個與物質世界相伴并存在于同一空間的非物質世界，請您不要走遠！請您繼續留在我們身邊，在瞑瞑中繼續指導和幫助您的學生！
王老師啊！離開身體的您也許可以隨意去任何地方。但是，您的親人、學生和朋友們將永遠懷念您，還需要您的關照。請您不要走遠！
王老師啊！我們的社會和國家將來會非常輝煌偉大。這一切您現在也許已經知道，您將來也還要與我們共享。為了所有這一切，請您不要走遠！請您不要走遠！
王叔文先生學術簡歷
著名法學家王叔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原所長、終身研究員，中國法學會原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律委員會委員，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委會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原法律系主任，2006年11月24日9時39分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
王叔文同志1927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青神縣，1945年至1950年在四川大學法律系學習。1950年9月參加工作，任四川大學秘書室組員。1951年至1957年在蘇聯喀山大學法律系、蘇聯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1957年6月在蘇聯莫斯科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8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1957年至197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1979年至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家法室主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82年至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分黨組書記。1982年起擔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1988年10月至1994年,擔任中國法學會專職副會長，并兼任第二、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2002年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終身研究員、終身教授。1988年9月，獲得日本立命館大學授予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2006年8月，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
王叔文同志長期以來一直從事憲法學理論研究，并且積極地參與憲法、港澳基本法等法律、法規的起草工作，是新中國憲法學理論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國憲法學界學術團體和學術活動的卓越領導者和組織者,對我國憲法學研究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從1985年起連續四屆擔任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總干事，2003年起擔任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1987年至1999年擔任國際憲法學協會理事，1991年至1999年擔任國際憲法學協會執行委員。王叔文同志曾參加過1982年現行憲法的起草工作，從1985年起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從1988年起參加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并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的立法工作。王叔文同志高度敬業、勤奮治學，在憲法學理論研究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先后出版憲法學方面的著作22部，發表學術論文和文章近200篇，代表作有《王叔文文選》、《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論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等等。
王叔文同志在科研工作中始終如一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和求真務實，在建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憲法學理論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開創性研究。在長期的憲法學理論研究過程中，王叔文同志依據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結合我國憲法實施的實踐，先后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憲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憲法制定、解釋、修改，憲法實施，憲法監督，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憲法學的基本理論等方面的論著和學術論文，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憲法學術思想，對促進我國憲法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他擔任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總干事期間，主持和召集了一系列包括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年會在內的憲法學學術研討會,對涉及我國憲政建設和憲法學研究的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討，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此外，王叔文同志還十分關注我國憲政建設的實踐，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期間，曾經聯合其他全國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提出了設立憲法委員會的議案，對推動我國憲法實施監督制度的建設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受到了國家權力機關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他還提出了制定《立法法》的議案，被立法機關所采納。
王叔文同志在長期的研究生涯中，治學嚴謹，精益求精，留下了大量的學術精品。他撰寫的《論憲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載《法學研究》1981年第1期)獲《法學研究》優秀論文一等獎;《新憲法是新時期治國安邦的總章程》(載《紅旗》1983年第1期)獲《紅旗》優秀理論文章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