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周道鸞老先生是很輕松的，因為他事先會問清楚你要采什么，想寫什么，然后打電話過來問“你看我這樣準備符不符合你們的要求”，并且會在采訪前一夜短信囑咐記者“希望明日早點趕來”。但在見到周老之前，你并不知道他還親筆寫了一份密密麻麻、用紅綠黑三種顏色的筆慢慢標注了5頁的提綱，并且希望記者早點趕來的原因并不是老先生另有安排，而是“我昨晚看到天氣有變，怕你過來晚了回去不方便”。
于是，幾乎是懷著一種感動的心情，記者開始了對著名法學家、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周道鸞老先生的采訪，聽他講述自己近八十年的人生。
湘西走出的熱血青年
周道鸞真正與法結緣是從24歲考上北京大學法律系開始的。那之前，周老亦是熱血青年一名。
洞庭湖畔的魚米之鄉湖南省津市市是周道鸞的家鄉，湘西風光和父親是他最早的回憶。
周道鸞的父親是名“自由職業者”———行醫坐堂老中醫。父親醫術精湛，在當地聲望頗高，還是當地中醫師公會的理事長。后來索性在家開了中醫診所，“懸壺濟世”。
父親教子嚴格，家中四個兄弟姐妹，周道鸞排行老三。入小學后，就要練習柳體書法。每天除完成學校的作業外，父親還會要求孩子們在家中用毛筆繼續練習。
有一次，周道鸞由于年幼貪玩，忘記了寫大字。父親發現后，喝令他趴到一條長板凳上，著實給了小道鸞三戒尺。“雖然一點兒都不疼，但對于我來說印象太深刻了。”如今，周道鸞依然對此印象深刻。
初中畢業后，周道鸞考進了當地名校九澧聯中。高中學習一年半后的1949年，全國解放。革命干部接管并深入津市市各中小學宣講革命道理。正值青春年少，周道鸞聽得熱情激蕩，并下決心棄學投入革命大熔爐中去。
1950年2月，周道鸞離家，只身赴武昌考取了湖北革命大學，開始正式接受革命教育。當時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8個月的革命學習之后，周道鸞被分配到中共湖北省委統戰部工作，接著被派往湖北省浠水縣參加土地改革運動。
浠水縣是聞一多的故鄉，作為鄉間大戶，聞一多的家也成為了當時土改情緒高漲的農民們的“抄家”目標。事先得知這一消息后，周道鸞受指派，立即和幾名同事連夜趕往當地，做農民工作，及時阻止了這一行動，保住了“聞一多故居”。
這件事情是周道鸞至今都引以為豪的，但它的意義更在于，“這也是我第一次和農民直接接觸”。這次接觸，讓他切身體會到了農民的渴求、地主老財的欺壓以及舊社會農民的悲慘生活。
“硬著頭皮學法律”
1954年，全國高校招收大學生。由于生源不足，國家教育部門動員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具有同等學力的在職年輕干部報考。雖然在湖北省統戰部的工作已經做得非常好，年輕有為，但一心想學點兒專業知識的周道鸞還是下決心報考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和英語系。語言是他的興趣所在。
“不幸”的是，結果出來后，周道鸞被分到了北京大學法律系。當年，為了加速培養新中國法律人才，經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董必武提議，北京大學恢復法律系。周道鸞也成了北大法律系的第一屆學生。
這讓周道鸞很不開心。
幼年時期，由于看到過很多官司糾紛和斷案，讓周道鸞打心眼兒里討厭兩種人：奸商和訟棍。所以當他聽說自己要去學法律當“訟棍”時，一肚子不滿意。
所以當接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后，他立即向所在處領導匯報：不想去報到。領導說：“那明天開黨支部會討論討論。”由于周道鸞剛入黨不久，怕影響不好，所以第二天就向領導表示愿意去北大報到。但心里想報到后再“跳系”。
當時，周道鸞在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讀書的津市市老鄉饒毅喜從北京南下回家，中途遇洪水困在武漢。小饒在統戰部休息時得知此事，對周道鸞說：“你要是報到了就‘跳系’，作為一名年輕黨員干部，不起模范帶頭作用，影響多不好。”這句話讓周道鸞心里一驚。幾番心理斗爭之后，他終于決定“硬著頭皮學法律”，而當年這位勸說他別動搖的老鄉，也成了周道鸞的妻子。
專挑“難啃骨頭案”
既來之則安之。既然選擇了學法律，那就勤奮刻苦學習。到1958年畢業時，他的所有主課，除一門是4分以外，其余都是最高的5分(當時學習成績實行五分制)。北大的四年學習給予周道鸞的兩大收獲是：讓他學會了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解決問題，并且對于法學這一學科開始入門了。
畢業當年，周道鸞被分配到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
周道鸞到北京市高院的第一份工作是到研究科擔任科員、書記員，一干就是20年。但他并不關心職位升遷，只是默默地、出色地完成著自己的工作。
十年動亂，周道鸞也未能幸免。他被下放到了北京市通縣牛堡屯公社從事農業勞動。那時無論日子看起來多艱苦，他都始終堅信這只是一種磨練。
1973年5月，他終于調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被分配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庭辦案。拾回老本行的周道鸞欣喜萬分，他辦案不關心數量，反而鐘愛重大疑難案件，經常跑去跟領導說要多給他些“骨頭案”。
對于眾多難啃“骨頭案”的辦理，讓周道鸞積累了豐富的審判工作經驗，在辦案時，他不是狗熊掰棒子，而是十分重視吸取和總結經驗教訓。
“辦案和搞研究是兩股勁”，回憶起那段經歷，周道鸞說，“當時是全身心投入，一天到晚腦子里裝的都是案子，連做夢都是”。
后來，周道鸞又先后被調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任研究室主任、司法行政處副處長、刑二庭庭長等。
當他熱火朝天地投入在法院各項工作中時，一個重大的人生抉擇正在等待他。
棄“正局”取“副局”
1985年，北京市法院黨組向市委推薦周道鸞任高級法院副院長。不久，北京市委政法委書記找他談話，擬調他到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學院當副院長，任臨時黨委副書記。當時周道鸞正被借調到最高人民法院，參與為全國法院干部業余法律大學的刑法教材編寫工作。
面對這樣的抉擇，周道鸞表示，如果是組織決定，我服從；如果是征求意見，我還是想繼續留在高院工作。他覺得，留在法院搞審判工作是他的專業，可以讓自己更好地發揮作用，而出任院長，他認為自己缺乏教學管理經驗，不足以勝任。
但是，北京市委最終還是正式任命周道鸞為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學院院長（正局級）。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得知此事后，先后兩次寫信與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聯系，后經過中央政法委秘書長的協調，1987年5月，周道鸞終于卸去了正局級的院長職務，調進了最高人民法院。
這個決定在當時惹來了很多人的不解。可周道鸞卻只認一個理：“如果我去當院長，不在法院干，我的專業就全沒了，優勢也就沒有了。”
在最高院做了六件事
周道鸞正式調進最高院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進庭辦案，而是當了辦公廳主任，主要協助院長研究重大事項，搞好辦公廳工作。1988年，法官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并正式成立起草小組。周道鸞有幸成為其中一員。
當時，有很多人不理解：已經有了人民法院組織法，為什么還要法官法？
如今看來二者是不可代替的，可那時，起草小組成員們費盡心思極力說服中組部、人事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等各部委，希望得到認可。
終于，經過八年“抗戰”，33次易稿，1995年2月28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終于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好不容易啊。”周道鸞不禁感慨。
“我在最高院11年，一共做了六件我認為很有意義的事，這是第一件。”周道鸞翻著手寫的提綱，繼續認真地談下去：參與刑法、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規范司法解釋工作；參加罪名規范化、統一化工作；參加法院訴訟文書特別是裁判文書的改革；參加法官培訓。
每講到一項，周老先生都會回到書房，拿出該方面的重要文獻，仔細解釋給記者聽。然后說：“這些都是有事實根據的。”
到各地進行工作和調研時，周道鸞都很有針對性。他會提前告知當地法院寄來本院判決書，親自一份份看，并標注批語。有一次到山西講課，相關法院竟寄來兩大捆判決書，周道鸞依然悉數批注。“要常講常新，要有針對性，沒有通天下的教案。”
堅決不讓思想退休
1998年6月，年近68歲的周道鸞從最高人民法院退休，開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依然堅持每天讀書、看報，“工作上退休，思想上不能退休”，周老說他每天都會看《新聞聯播》，“打心眼兒里關心國家大事”。
比較寬裕的時間讓周老有了更多精力梳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經驗。此外，他還認真參加司法改革問題的研究、開展刑事司法熱點問題研究、積極到各地調研，等等。
最近，周老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少年法庭的專著即將出版，這也是他近期研究的成果。同時進行的，還有關于刑法的繼續研究。
“但我可不是個書呆子”，談到生活和愛好，周老瞇著眼睛說。周道鸞從小就喜歡京劇，小學和初中時，就登臺獻唱過，他演過曹操，扮過韓信；后來到湖北革命大學，他還參加過《黃河大合唱》，并擔任領唱。“我在北大時還跳過舞，現在跳不動了。”
周道鸞人生的座右銘是：“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而他也一直是這樣做的：無論對待工作、對待生活，都是一樣的，認真、刻苦、勤奮。即使退休后依然如此。
在法院工作了半個世紀，伴隨著新中國的法治進程一步步走來，周道鸞既是見證者，又是參與者，更是體驗者。他對司法工作的深厚感情不言而喻，“我喜歡它，熱愛法律這個專業”。
談及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最大感受時，他說：“這是一個曲折發展的道路，但什么都阻擋不了依法治國的進程，要堅信我們能克服困難，依法治國道路的前途是光明的。”
這就是周道鸞的“法治情結”，也是支撐他在法治路上堅定地走了半個多世紀沒有絲毫動搖的信念。這個信念，不遙遠也不縹緲，只需腳踏實地，堅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