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聞家福教授八十大壽，學生欣喜不已、激動不已。回想與先生相識以來的近30年光陰，個中點點滴滴禁不住涌上心頭。學生現就與先生的幸福經歷略作回憶，以祝先生健康高壽。
家福老師是我們國家著名法學家，和佟柔老師、謝懷栻老師、江平老師等老一輩法學家一起為新中國民法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都是新中國民法事業的開拓者和領路人。家福老師的一身是與中國民法事業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回顧新中國民法事業的演進艱難歷程，我們總能看到家福老師的身影，發現家福老師思想的烙印，體味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
一，民法、經濟法大論爭中的家福教授
我于1981年大學畢業后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攻讀碩士，師從佟柔教授。入學以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民法、經濟法的大論爭，這場論爭涉及到民法、經濟法的定位，以及我國整個法制建設未來的發展方向。在這場激烈的交鋒當中，家福教授從國家改革開放的發展戰略、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和法制發展的高度出發，積極闡明民法在社會發展和民族振興中的作用，全力捍衛民法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我進校以后，佟柔老師就指導我研究經濟法的理論問題。在佟老師指導下，我對當時有限的資料作了全面的閱讀，并且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當時認為，經濟法就應當指經濟行政法，是調整國家監管國民經濟活動的法律。隨后，我登門求教于謝老和梁慧星教授，并在交談中發現與梁慧星教授秉持同樣的看法。于是，我們商量合作寫一本書，這就是后來的《經濟法理論問題》。
大約在1982年4月份，家福老師正積極籌劃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關于民法、經濟法的大討論，并擬邀請佟柔教授等參與活動。記得有一次，我受佟柔老師之托，向家福老師轉送有關民法、經濟法關系的討論材料。記得家福老師家住友誼商場附近的一個公寓里，房子很小，但我在家福老師在他書房中交談了很長時間。在家福老師家里的那次交談中，我了解到了他對經濟法的基本觀點，他認為，“經濟法就是調整所有經濟關系的法律”，所以，他認為經濟法可以分為經濟民法、經濟刑法、經濟勞動法和經濟行政法等多個部分。家福老師當時就告知我即將召開“全國民法、經濟法理論研討會”的安排，會議主要討論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以及與民法的關系。當時，家福老師在詳細聽完我的一些看法后，說我的觀點可成一家之言，并當即邀請我參加研討會，還鼓勵我要會上積極發言討論。
家福老師當時對我這名年輕學生的鼓勵，我感到十分的溫暖，也增加了自己進一步做好經濟法問題研究的信心。在后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家福老師的鼓勵都是我深入研習這些問題的巨大動力。
這次會議后來在國務院二招如期召開，討論得十分熱烈，并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研討會的大會發言階段，我記得在佟老、謝老、江老和其他幾位經濟法的教授發言之后，家福老師專門安排我作一個主題發言。在發言之前，家福老師叮囑我好好準備，要敢于在長輩面前發表自己的見解。在發言之后，家福老師主動找到了我并給予了充分肯定。他還對我說，他想主編一本書，名字就暫定為《經濟法諸論集》，希望我和慧星老師負責經濟行政法部分的撰寫，并同時邀請佟老師等負責其他幾種觀點的編撰。時隔一年之后，這本書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法律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在那次會上，結合會議熱烈討論的內容，家福老師最后做了總結報告，他從國家經濟建設、法制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需要等視角出發，對民法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入的闡述，尤其是對計劃經濟時代遺傳下來的“民法無用論”予以了深刻的駁斥，對如何確立改革開放大背景下民法的地位和體系，以及與經濟法的關系作了精彩的演講，他的講話得到了多數與會者的認同。可以說，由家福老師等人組織的這次會議，對后來《民法通則》的制定，以及中國整個民事立法的發展方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84年下半年，我臨近畢業，人大法律系準備留我任教。但當時學校住房十分緊張，無法給我安排。家福老師多次動員我到社科院法學所工作。有一天下午，家福老師親自帶著王叔文所長到人大法律系，與時任系主任高銘暄教授、佟柔老師商談我去法學所工作事宜。高老師和佟老師都明確表示希望我能留系工作，王老師當時十分堅持，并說已經給我安排好了住房問題，并出示了房子的鑰匙。他說，既然法律系暫時提供不了住房，還是讓我去法學所工作為好。此后，高老師和佟老師很著急，兩位老師多次向學校為我申請一間住房。經過反復溝通，學校后來破例給我在北三樓安排了一間住房。雖然房間條件很差，且沒有暖氣，但這在當時也實屬不易。高老師和佟老師后來多次笑著跟我講，要沒有家福老師的激將法，這間房子是很難弄到的。所以，我自今想起此事，仍對家福老師感激不已。盡管我后來沒有去法學所，但家福老師對我的關愛始終銘記于心。
二，《民法通則》立法前后的家福教授
在《民法通則》制定之前，家福教授組織召開了多次理論研討會，就《民法通則》的重大立法意義、《民法通則》的內容和體系等理論問題做了深入的研討。我當時剛留校工作不久，我在工作之余的樂事就是去社科院法學所查閱資料，順便拜見家福老師、謝老等人。每次見到家福老師，他都抽出時間來熱情地接待我，并向我介紹有關民法的立法動態和理論問題。當提起全國人大已決定制定《民法通則》一事時，家福老師激動不已。在《民法通則》制定過程中，仍然遇到了一些計劃經濟影響下的思想帶來的障礙和干擾，每每遇到此事，家福老師都對我講，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有出路，只有充分發揮民法的作用，中國的法制才會有希望。在這一點上，家福老師和佟柔老師都觀點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兩人的遠見卓識與合作的默契，也是《民法通則》能夠保持較高立法水準并得以及時出臺的一個重要因素。
1985年初，中國民法經濟法學會成立，佟柔教授出任總干事長，我被指定為總干事秘書，協助佟老師處理學會的相關聯絡和會務安排等工作。因為這個機會，我多次到社科院法學所找家福教授等人。家福老師多次跟我講，學會要積極組織討論民法的一些重大疑難問題，例如，民法的調整對象、法人制度、法律行為制度、人身權制度等。關于中國民法是否需要引入法律行為制度，家福老師也認為需要深入研究。尤其是在那個時候，他跟我明確提出了建立物權制度的主張。后來聽佟老師講，家福老師和他在多次會上主張建立物權制度，但由于當時理論界關于物權的概念、建立物權制度的必要性等問題存在重大分歧，所以，《民法通則》后來回避了物權的概念，而是采用了“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個冗長的術語。但實際上，這個術語表達的就是“物權”的基本內容。可以說，家福老師和佟柔老師關于物權法律制度的思想，孕育了后來支撐我國物權立法的物權法理論。
《民法通則》制定中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民法的調整對象以及與經濟法的關系。我記得有一天，佟老師找我，讓我認真寫一篇關于“對當前民法與經濟法關系的觀點綜述及評論”，要在會上發給每個起草小組成員。我在撰寫這篇文章過程中，多次請教家福老師，他給我了熱情的指導和鼓勵。我的那些想法大都受益于佟柔老師和家福老師的指導。在完稿以后，佟老師看了比較滿意，并發給了起草小組成員參考。《民法通則》第2條第一次在法律上確立了民法的調整對象，有效地從實定法層面厘清了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在《民法通則》通過之時，佟柔老師和我談起來時，常常激動不已。尤其深感第2條關于民法調整對象的來之不易。該規定是與佟柔老師、家福老師、謝老和江平老師等前輩老師的思索、呼吁和努力是分不開的。可以說，對《民法通則》的制定，尤其是《民法通則》對民法調整對象的科學界定，家福老師作出了重大貢獻。
三、家福教授與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
今天，依法治國方略在我國經濟社會治理模式中的基礎性地位，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但是，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和確立并非易事，其中凝聚了家福老師的心血和貢獻。
家福老師無疑是依法治國方略孕育和正式提出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在1996年，家福老師就應邀走進中南海，為中央領導同志作“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法制講座。在家福老師準備這次講座講稿過程中，我有幸參加過一次講稿討論活動。記得家福老師當時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大計。他同時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強調要結合我國國情逐步扎實推進法治建設。此外，家福老師還就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在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的重要意義。在參與討論過程中，我深為他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系列學術觀點鼓舞。這些也為我后來研習法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我曾經在2004年、2008年兩度有幸應邀到中南海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法制講座，每次有關部門都要組織專家審議講稿。家福老師也多次參加我的講稿的討論，并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議。特別是2004年，我應邀到中南海作題為“市場經濟與法制建設”的講座，家福老師在我準備過程中向我詳細講解了他對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整個構想，以及堅持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基本原則。從與家福老師的交流中，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家福老師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系統思想，以及對推動中國法治建設的成熟構想。
可以這么說，學界最早提出依法治國戰略思想的就是王家福教授，該思想后來被寫進憲法。就此一點，就足以說明家福老師對中國法治建設做出的重大貢獻。
四、民法法典化與物權立法
關于中國未來民事立法的發展路徑，家福老師一貫堅持要走法典化道路。在擔任八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九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法律委員會委員期間，家福老師在很多場合積極呼吁盡快制定中國的民法典。在家福老師等人的積極倡導下，立法機關開始考慮民法典制定事宜。在1998年1月的某個下午，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同志邀請家福老師、江平老師等人到他辦公室座談民法典起草工作，我也有幸參加了這次座談會。漢斌同志當時提出，中國一定要有一部自己的民法典，且需要盡快制定。他提議先成立一個民法典起草工作小組，由家福老師和江老師牽頭，由保樹老師、慧星老師、勝明和我大力協助。在座談中，大家一致認為起草民法典的條件已經成就。并成立了由家福老師、江平老師牽頭的九人民法典起草研究工作小組，負責研究編纂民法典草案。那次座談會以后，工作小組先后召開了多次會議，并確定了民法典起草工作的分工。根據家福老師的建議和法工委的安排，我當時負責建議稿中人格權法、侵權法部分的起草工作。2002年下半年，全國人大法工委已經完成了民法典第一次審議稿。后來，由于感到民法典工程浩大，根據家福老師等人的建議，全國人大法工委決定采用分階段、分步驟的法典化模式。
在《物權法》制定過程中，家福老師始終心系民生和百姓，始終強調中國物權法制度應以保護老百姓財產權為目的，尤其是要防止政府公權力對老百姓財產權的侵害，所以，他多次在會上講到，物權法不僅僅要成為物權確定的制度，而且要著重發揮私權保護和公權限制的功能，進而實現對民生的有效維護。所以，《物權法》后來專門規定了征收征用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家福老師的思想。關于物權法要不要采納平等保護原則的問題，是物權立法進程中的重大疑難問題。對此，家福老師歷來旗幟鮮明。為了配合《物權法》的起草工作，我本人作為民法學會會長，經與家福老師商量，組織了多次物權立法理論研討會。家福老師不辭疲勞，每次重大會議都親自參加，而且每次都要作重要發言。尤其是在會上的多次關于平等保護原則的發言，都讓與會者深受教益。在《物權法草案》受到了一些關于違憲、私有化等責難時，家福老師多次找我商量，要求民法學會應該及時召開相關會議，對平等保護原則等物權立法問題予以說明與澄清，化解社會上的一些誤解。在廣州召開的一次重要物權立法研討會上，家福老師親自參加，并作了很重要的主題發言，呼吁學界要積極為物權法的制定提供理論支撐，澄清理論是非，排除各種干擾，體現了老一輩民法學家心系國家、報效社會的赤子之心。可以說，《物權法》的出臺也凝聚了家福老師的心血和貢獻。
五、家福老師與民法研究會的發展
家福老師是民法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1990年，在佟柔老師去世之后，家福老師接任民法經濟法研究會會長一職，直到2004年民法學會換屆。根據家福老師的提議，我有幸被民法學界推選為民法研究會會長。根據我的邀請，家福老師欣然接受了民法研究會名譽會長和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職務，并積極為學會發展中的重大事宜建言獻策。
家福老師對民法學會建設的重大貢獻是業界有目共睹的。家福老師在民法學會工作的二十年中，先后組織開展了一系列民法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工作，為我國民事法律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參考。個中問題，難以一一列舉，諸如市場經濟背景下民法的功能和地位、民法典的體系問題、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問題、侵權責任法的獨立成編問題等等，都是在家福老師大力推動下完成的。尤其是，家福老師強調，法學研究應當從中國出發，要致力于解決中國的問題。這為學會的研究把握了正確的方向，也是民法學會全體同仁多年來能夠為國家法制建設發揮積極作用的主要原因。家福老師作為學術委員會主任，為推動民法學會學術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民法學會的隊伍建設中，家福老師始終強調團結和睦，家福老師歷來強調學會應當秉持海納百川的精神，鼓勵學術思想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家福老師多次提出，要反對“學霸作風”，提倡學術自由。在這個方面，家福老師以身作則，可以說為整個學會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正是在家福老師的帶動下，民法學會自成立以來，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吸納了一大批優秀民法學者，并促使中國民法學研究事業蓬勃發展、繁榮昌盛。
在民法學會建設過程中，家福老師始終認為，只有鼓勵和培養青年民法學者，才能薪火相傳、后繼有人。正像王老師早年鼓勵我參與民法、經濟法之關系的大討論一樣，自民法學會成立以來，家福老師將學會營造成了一個青年法律人茁長成長的沃土，一大批青年才俊相繼脫穎而出，其中不少已經成長為新世紀民法學研究的中堅力量。
家福老師和江平老師等人都是民法學界的泰斗，與已故的佟柔老師、謝老等人一起開創了新中國的民法事業。可以說，家福老師一輩子都無私的奉獻給了中國的民法事業，他是新中國民法事業的見證者，也是當代民法學者的引路人。我們從家福老師身上看到了老一輩學者的風范，家福老師始終秉持的立學為民、治學報國、樂于奉獻的精神，嚴謹治學、甘于寂寞的生活態度，還有他虛懷若谷、提攜后生的胸懷，都是長期激勵我們民法學人的精神財富。我從家福老師身上，學到了如何做人、如何治學，也從他身上吸取了很多成長的養分。我雖然沒有從形式上師從家福老師，但我一直自認是家福老師的學生，并以此感到自豪。家福老師賜給我的恩惠太多，無以報答，只能通過兢兢業業的工作、勤勤懇懇地治學來向家福老師的諄諄教誨作匯報。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澤惠眾、雨露恩深，家福老師的健康長壽，是廣大中國民法學人的期望，也是大家的福氣。作為長期受益于家福老師的學生，我衷心地祝愿家福老師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也祝善良、慈祥的師母文老師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