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面安詳坐在手扶椅上的老人，就是我們今天要拜訪的行政法學泰斗王名揚先生。我并非先生的弟子，沒有接受耳提面命的機會，也非攻讀行政法專業(yè)的學子，故無法更多從學術的角度考察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我是通過先生的作品認識先生的。那時曾因寫一篇關于法國法方面的文章，手頭上收集了七八種資料，但細細閱讀推敲時，竟發(fā)現(xiàn)無一不是參考了先生的《法國行政法》。
采訪前夕，師母孫景岐老師表示，由于年齡原因，先生現(xiàn)在只能使用紙筆交流。而今天我們圍在先生的膝下時，病魔已經(jīng)剝奪了先生這點僅剩的權利。對于我們的到來，先生露出了一絲禮儀性的微笑，這或許是目前先生的體力允許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隨即，先生又陷入了他那寂寥的無聲世界……
蓄勢，十年一劍
王名揚出生在軍閥割據(jù)、世事動蕩的民國初年。王家祖輩是老實巴交的農(nóng)民，老父親是鄉(xiāng)村教員。家境貧寒的王名揚是在族人的資助下才有了讀書的機會。放牛、打豬草等農(nóng)活占據(jù)了王名揚大部分的時間，從這空隙里擠出的時間里，王名揚如饑似渴地讀著一切可以獲得的書，王名揚的童年就是在這繁重的勞動和緊張的學習中度過的。慶幸的是，這種努力最終還是獲得了回報——初中畢業(yè)時，王名揚以全縣第一的成績考入了湘南五中，這意味著畢業(yè)后他可以獲得一個體面的教書先生的飯碗，而不必再像祖祖輩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了。1936年，王名揚師范畢業(yè)，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小學教員，但他的志向好像并不限于此。一年后，王名揚考入了武漢大學攻讀法律本科，從此開啟了他或心酸或輝煌的學術人生。
入學后不久，“盧溝橋事件”爆發(fā)，抗日戰(zhàn)爭全面展開，武漢面臨失守淪陷。王名揚和當時許多愛國青年一樣熱血澎湃，正好這個時候國民黨華北抗戰(zhàn)部隊在武漢招政治工作人員，王名揚報了名，隨軍來到了山西靈石一帶，接受了國民黨的政工干部培訓。1938年培訓結束后，王名揚離開山西，此時武漢大學已遷到大后方四川樂山，王名揚幾經(jīng)輾轉，終于回到了母校繼續(xù)學業(yè)。
1940年，王名揚大學畢業(yè)，隨即考入（重慶）中央大學，師從當時的行政法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碩士學位，1943年獲得該學位，并順利在武漢大學法律系執(zhí)教，但王名揚的志氣似乎也不局限于此。1946年，他又考取了國民黨政府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學生，從1948年赴法留學，到1958年回歸故國，王名揚在法國整整待了十年。可以說，這十年改變了他的一生，成為日后歷盡坎坷和學術騰飛的總源頭。
法國是行政法的母國，法制史學界一般以法國國家參事院的成立作為行政法產(chǎn)生的標志。經(jīng)過數(shù)年行政法博士課程的緊張學習，1955年，在巴黎大學導師埃贊曼的指導下，王名揚完成了其博士論文《公務員的民事責任》，并順利通過了由眾多法國行政法權威組成的答辯組的答辯。獲得博士學位以后，王名揚再接再厲，又在法國東方語言大學學習了三年俄文和日文。
此時的王名揚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自己的祖國，可是由于當時中法尚未建交，聽到的消息、看到的報紙多是來自中國臺灣，王名揚對新中國充滿了渴望。時機很快就來了，1956年新中國在法國舉行國際博覽會，王名揚主動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展團團長李涿之的法語翻譯。日后的回憶中，王名揚一直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引以為榮的事情。此后，為了進一步向外界宣傳新中國，王名揚還擔任了以在法華僑為主要讀者群的《僑眾》責編，不遺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國真實的面貌。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海外留學生發(fā)出了報效祖國的號召，王名揚積極響應這一號召。1958年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王名揚秘密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取得護照，只身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在他的行李中，除了一臺半導體收音機以外，其余全部都是厚重的書籍。
磨煉，浮沉春秋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人生往往會有太多的無奈。1958年王名揚回國后，正趕上“反右”和“教改”，經(jīng)過“反右”的沖擊，這時的政法界已經(jīng)缺乏必要的兼容并包精神，排斥一切外國的東西，王名揚的處境可想而知。王名揚剛剛回國時，對國內(nèi)的局勢并不了解，加之其秉直的個性，所以回國后不久就被人揭發(fā)了數(shù)條“反動言論”，1960年11月21日，北京政法學院“國家與法”黨支部列舉了王名揚“極其反動”的幾大“罪狀”：一、回國后從未主動交代其國內(nèi)外社會關系；二、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反抗、抵觸；三、對各種運動抵觸不滿，對政治十分抵觸；四，聽資本主義國家廣播，可能是美國之音，而且聽時將門關上，有人找他也不開門；五、差不多每天吃過晚飯后出去，干什么不清楚，11點才回來；六、對工資待遇級別不滿；七、對黨的各項措施均不滿意；八、暑假中有緊急翻譯任務，領導叫他參加，他說暑假是他的，他還有自己的事情要辦。
事實表明，至少在1962年北京政法學院解散前，國內(nèi)法學教育的政治色彩濃于學術成分，回國后的這段時間里，王名揚并沒有多少研究學術的空間。所以王名揚到來不久即一腔委屈：“我現(xiàn)在感覺非常空虛，從前所學的東西，現(xiàn)在很多不能應用了。對于新東西的學習又才開始，程度實在太淺了，情緒上不免伴有青黃不接時期的苦悶。”也正由于如此，王名揚才不經(jīng)意地給人留下了“反動”言論，如“自從胡風事件發(fā)生以后，海外許多知識分子引為警惕，像胡風這樣與共產(chǎn)黨有淵源而且‘左傾’的人尚有問題，其他人就不必說了”等等。
盡管王名揚是留法博士，學富五車，但基于種種原因，回國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學院，但并沒有能夠走上法學教育的講臺，反而不得不接受了四年的“洗腦”，意識形態(tài)高于一切，洗不好腦的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揚留法十年，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毒害太深”，組織對他的結論是“腦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隨即，王名揚被調到了北京外貿(mào)學院（現(xiàn)對外經(jīng)貿(mào)大學），成了一名法語教員。從此，法語課上多了一名講課妙趣橫生的外語老師，法學教研領域卻少了一位杰出的科研人員。
“文革”中王名揚被定性為“里通外國”，理由是與法國友人通信。這項罪名讓他失去了十幾個春秋的人身自由，被視為“牛鬼蛇神”關入“牛棚”，多年辛辛苦苦寫就的書稿在動亂中也被付之一炬。1969年，王名揚被下放至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干校”，開始了十年的勞動改造生涯。
當我們向孫景岐老師問起這辛酸的十年時，孫老師講，當時外經(jīng)貿(mào)學院的許多老同志都去河南固始縣“五七干校”了，她在1969年的時候曾去探望過王名揚。“五七干校”掛有“學校”的名，其實并沒有校舍、老師，更不會開課程，他們在那里成天下地干活。因為家屬到來，組織上將王名揚從集體宿舍搬出來，暫時給他們一間當街的門面房。那段時間，看著王名揚瘦弱單薄的身體在田間地頭奔波，她不禁淚流滿面。但當著王名揚，她依舊微笑著鼓勵說：“再熬一段時間吧，國家不會讓一個博士總擔大糞的。”
出山，老驥伏櫪
1958年王名揚回國被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在填報“工作的可能范圍”一欄時，王名揚填寫道：“資產(chǎn)階級行政法、法學理論、國際法，可以一面準備一面工作；資產(chǎn)階級民法、刑法及憲法，略加準備即可工作；資產(chǎn)階級商法，準備后即可工作。”學貫中西，公、私法貫通如斯者實屬罕見。正如孫景岐老師所言，“國家是不會讓一個博士一直擔大糞的”，國家的確沒有忘記王名揚的淵博學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法制建設百廢待興，62歲的王名揚再次煥發(fā)了勃勃的學術生命力。他參加了我國第一部行政法統(tǒng)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由于當時國內(nèi)對“行政行為”一章的編寫認識尚淺，王名揚挺身而出承擔了該章節(jié)的編寫。
該書出版以后，中國政法大學熱情邀請王名揚返校任教，當時的王名揚已經(jīng)由一個年輕的學者變成了兩鬢帶霜的老先生，王名揚婉言謝絕了回去任教的請求。但當聽到前來請王名揚“出山”的應松年教授問“愿不愿意帶出新中國第一屆行政法研究生”時，王名揚幾乎不假思索地答應了，此時王名揚已經(jīng)67歲了。孫老師回憶這段時間時說：“他這個人在學問上不放松，寫書都是抓緊時間，沒其他事情就坐那邊寫。那時他的精神狀態(tài)十分好，每天早上起得很早，穿個單褲跑步鍛煉，冬天也是這樣。”
在接下來的12年中，王名揚文思泉涌，老驥伏櫪，以讓所有年輕學者汗顏的速度和不能望其項背的質量，迅速推出了《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這三部合計近200萬字的巨著奠定了王名揚在中國行政法學界不可比擬的地位，其作品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可以說明一切。有兩位教授曾對此作過統(tǒng)計。一位是北京大學教授蘇力，他在《從法學著述引證看中國法學》中說，僅僅在1998年至2002年間，王名揚的著作五年合計引證高達494次，這其中著作引證就達491次，在整個中國法學界排名第八位。“他引最多的教科書型著作”中，王名揚的《美國行政法》當之無愧地排在第一位，他引達到194篇；在“他引最多的教科書型著作”前20名的清單中，王名揚的《英國行政法》排在第12位，他引達到104篇。另一位是清華大學教授何海波，他通過自己近日來對王名揚教授在各法學核心刊物上的引用率的統(tǒng)計，證明了在我國行政法領域“王名揚時代”的存在和經(jīng)久不衰。王名揚像“普羅米修斯”，將行政法治的許多概念（如越權原則、陽光政府、行政救濟、正當法律程序、行政訴訟及聽證等等）和精髓“盜”到中國，從而影響了我國的一代法學人。如果說人的自然生命通過子女來延續(xù)，當官的政治生命通過秘書來延續(xù)，那么，學者的學術生命則通過自己的學術著作或作品來延續(xù)。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名揚做到了。
在2005年2月，陳夏紅訪問王名揚時，王老表示，1985年他作為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研究生的導師時，苦于教學材料奇缺，產(chǎn)生了一個個人的學術計劃，即打算在有限的時間里，完成五部行政法學作品，即《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比較行政法》和《中國行政法》。但是，時光流逝，“五部作品”的藍圖如今看來已不可能實現(xiàn)。1987年出版《英國行政法》的時候，他71歲；兩年后，又出版《法國行政法》時，他73歲；等到1995年出版《美國行政法》時，他已經(jīng)是快80歲的人了。原計劃的第四本書《比較行政法》書稿已有四章，但令人痛心的是，王老已離我們遠去了。
尾聲，幽幽愿憾
據(jù)孫景岐老師介紹，王名揚在1997年不小心摔倒過一次，并引發(fā)了腦溢血，搶救過來以后，王名揚身體就一直不好。
每天早晨9點左右是王老精神最好的時間，我們正趕在這個時候，當時王老看上去雖瘦骨嶙峋，但面目紅潤，腰桿筆直。待我們兩個多鐘頭的訪談接近尾聲時，王老已經(jīng)體力不支，身體微微向一側傾斜了。我們心疼王老，將他扶到了床上。
臨行之前，我再次環(huán)顧了這套曾產(chǎn)生了一顆學術之星的古樸寓所：簡陋的兩居室套間，水泥地面因經(jīng)年累月的摩擦而發(fā)出白亮光澤，房間略顯狹窄，擺著床、柜等必要家具，唯一能夠證明這間房屋不平凡經(jīng)歷的是那個書櫥，那也是王老一生最珍愛的財富。如今，書櫥的門把手上已經(jīng)積了一層薄薄的灰，我猜想，可能再也沒有人去開啟這扇學術之門了。
摘自《檢察風云》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