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憂中國國際法研究
其實，王鐵崖這一輩子都在為追求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體系之路而求索，從風華正茂的少年到兩鬢斑白。做為法學界的泰斗，王鐵崖一直關注著法學領域前進的步伐，同時，他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國在國際法領域的研究整體水平跨入世界之列，對于我國國際法學研究現狀，王老憂心忡忡，人才的流失、資金不足、研究人員后繼乏人……。倒不是沒有人愿意從事此項研究，可國內微薄的工資待遇和有限的研究資金讓人感到無奈，與此相比是國外優厚的研究與生活條件。王老的得意門生許多都踏上了異邦的土地。
本來象王鐵崖這樣80多歲的老先生該在家清閑度日，可面對如此的局面他無心享受，除了要帶十個博士生，他一天還要伏案工作六、七個小時，幾乎每年都有幾百萬字的學術著作或譯著問世。他相信一切困難都是暫時的，明天會更好。
國家與國家間的交往少不了法律的保護與保障，國際法因此孕育而生。而我國的國際法研究工作則起步較晚，直到1981年由王鐵崖主編的第一本《國際法》教程出版，才算真正建立了中國國際法體系的雛形。在王鐵崖創立的國際法研究體系中，不但吸收了國外國際法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他又對該體系進行了充實和完善，使之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特色。王鐵崖注重研究國際法在中國的發展，并且強調國際法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此外，他認為我們在國際法中強調以國家為主體，而西方更偏向于以個人為主體。以國家為主體，必定要強調國家主權，這也是與西方的不同之處。他將近年來新興的國際關系、國際環境及戰爭問題納入了國際法的研究，形成了完整的“法律現實主義”的體系。他說，你可能也為工業污染形成的酸雨、臭氧層的破壞而擔憂，而這并非是一個國家能夠治理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人類共同的環境問題需要國際間的密切合作來解決，也需要有法可依，國際法在此時便會發揮其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國際法所發揮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而目前國際法研究領域的焦點，多半集中在一些新興的國際法部門，例如海洋法、經濟法、外空法、環境法等。可越是新興的學科，便越是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國內現在最讓人擔憂的恰恰是人才的缺乏。王老期盼有更多的人能在這條路上不斷求索……
子承父業的人生選擇
1913年王鐵崖出生在福州一個士紳之家，十個兄弟姐妹中他最小。王鐵崖原名慶純，號石蒂，進入中學前改名“鐵崖”。
王鐵崖的父親王壽昌早年留學法國，就讀于巴黎大學政治學院法律系。辛亥革命后，王壽昌任福建省外交事務專員。王壽昌在日本帝國主義對福建省擴張時，上書中央，痛斥“廿一條”對于中國主權的侵犯，幼年的王鐵崖深受其父影響，他從父親那里接觸到大量西方進步刊物，使之立志要從事法律，維護國家的尊嚴。
父親雖接受了進步思想，但對子女的教育卻很傳統。在12歲之前，王鐵崖一直在家中接受私塾教師授課。可是好景不長，到1925年因時局的變更，父親的官職被罷免，家境逐漸衰落。因為經濟條件不允許，父親只好將私塾教師辭退，送王鐵崖進入由西方傳教士辦的學校上學。
后來父親又去世了，全家僅靠母親一個人掙錢度日，王鐵崖又從貴族教會學校轉到公立學校繼續求學。諸多家庭變故的打擊并未動搖王鐵崖的求學之心，他變得更加勤奮。
王鐵崖高中畢業后，考入上海復旦大學。他深受父親的影響在復旦由西語系轉修政治系。王鐵崖在上高中時目睹了自己的老師因是“共黨”而被殺害，對國民黨產生了憎恨，并暗下決心也要追隨共產黨。進入復旦后，他在課下組織出版抗日進步刊物“閩潮”，出版了兩期之后便被校方查禁了。由于對上海各個院校學術空氣的不滿，1931年他經過考試轉到北平的清華大學。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他參加了學生救國運動，但對于學業他一天也不曾放松。1933年王鐵崖畢業時，因成績優異而深造研究生，攻讀國際法專業。三年的研究生生活雖更為緊張，但對于學識的積累和日后的研究而言卻受益匪淺，他在通過嚴格的論文答辯后，他獲得了法學碩士學位，實現了多年想要繼承父業的心愿。
充滿荊棘的治學之路
30年代，設有國際法專業的學院并不多，但對于這個冷門專業王鐵崖卻情有獨鐘。在獲得了碩士學位之后他并未停步不前，由于國內的教學方法已十分陳舊，王鐵崖準備去國外深造。1936年他參加了“庚子賠款”中美獎學金的考試，國內只此一人。他聽從了自己導師周鯁生先生的建議，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留學，成為英國著名學者羅德柏的弟子。留學的日子使他眼界大開，接觸到了新鮮的理論，王鐵崖以“中日關系”作為他博士論文的題目，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他便一心準備報效祖國。
正當他準備回國一展宏圖之際，二戰爆發，一切都化為泡影。他取道法國、越南終于回到故土，但這里等待著他的只有失業、戰亂和饑餓。從昆明到重慶王鐵崖一直未謀到一份工作，為生計所迫，他曾一度以賣文為生。后經人介紹終于在《世界政治》雜志當了編輯，勉強可以度日。不久，這個編輯部也被日機炸毀，王鐵崖的書籍及財物化為灰燼。走投無路之時，導師周鯁生（此時已是武漢大學的校長）邀王鐵崖去該校教授國際法課程，開始了他長達60年的教授生涯。在武漢大學工作一段時間后，1942年他轉到中央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后，中央大學遷址南京，王鐵崖轉到重慶大學。1949年北京大學聘請他出任教授直至今日。除了特殊時期，他一直在北大的三尺講臺上辛勤耕耘，如今已是桃李滿天下。
新中國成立后，王鐵崖獲得了一展才華的機會，他有幸參與了中國第一部憲法???“共同綱領”的起草。50年代王老的事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隨之而來的卻是一系列的災難：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定為“特務”、“反動權威”。批斗、改造、下放的日子足足有10年，雖然歷經坎坷，但他對國際法學的研究卻始終沒有中斷。
夕陽無限好
“文革”結束后，王鐵崖重新走上講壇，北大國際法專業也恢復了招生。1983年由他組織創辦了我國第一本國際法年刊；1981年王鐵崖與顧明合作撰寫了第一本中國國際法教科書，并被選入世界國際法研究院，這是該院建院100多年來第一位入選的中國院士。1985年王鐵崖參加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王鐵崖還代表我國學術界到海牙國際法學院講學，成為第一位走上國際法學院講臺的中國學者；最近他又主編完成了200多萬字的《國際法大詞典》，完成了《奧本海國際法》一、二冊的翻譯工作；《中國國際法年刊》已出版了第14期；他還擔任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及《中國法學詞典》國際法部分的主編工作。這些都是近幾年來王鐵崖伏案筆耕的成果，在那一段特殊的年代王老被壓制了整整十年，畢竟人的一生沒有幾個十年，因此，他更加珍惜今天的時光。
在他80壽辰之際，加拿大著名國際法教授麥克唐納主編出版了一本裝幀精美的禮品書，名為《王鐵崖紀念論文集》（《EssaysinHonorofWangTieya》），收錄了26個國家和地區的58名世界著名國際法專家、學者的學術論文作為禮物。王鐵崖說這是他一生中所獲得的最高的殊榮，這份榮譽不僅是屬于王老的，也代表著世界對于中國國際法研究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