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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黨員楷模——紀念謝覺哉同志一百周年誕辰
發布日期:2010-03-08  來源:《人民日報》1984年4月27日  作者:習仲勛、王震、宋任窮、程子華、袁任遠

謝覺哉同志是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優秀的共產黨員,“延安五老”之一。他將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國家的繁榮、人民的幸福鞠躬盡瘁。他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橫行時期,憂國憂民,心情抑郁,不幸于1971年6月15日逝世,終年八十七歲。

今天,我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起,懷著敬重的心情,紀念謝覺哉同志百年誕辰。

  中國人民敬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謝覺哉同志1884年生于湖南省寧鄉縣的一個山區農村。他在青年時期就懷著愛國愛民、救國救民的崇高信念。當時的政府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大好河山為帝國主義瓜分豆剖,人民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謝覺哉同志憂心如焚,鍥而不舍地尋求拯救祖國的真理和振興中華的道路。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積極擁護,四處奔走,發動學生和工農群眾,學習革命知識。1921年,由何叔衡、毛澤東同志介紹,加入湖南新民學會。他主編的《湖南通俗報》成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陣地。他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找到了改造中國的真理,欣然以從,于192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寫信告訴家里人說:“我國在這十年內若不振興,必至亡國,說不定至于滅種,萬不能在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滯。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許黨。”他就是這樣自覺自愿地于四十歲以后踏進“一條偉大而艱險的革命大路”,同時準備為了真理而去經受風雷的試煉和生死的考驗。以后幾十年嚴峻斗爭的事實證明,謝覺哉同志始終不改初衷,在他所選擇的革命道路上,百折不撓,一往無前。他忠于革命,忠于人民事業的一片丹心永垂史冊。

  1927年,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長沙也因“馬日事變”陷于白色恐怖之中。事變前夕,黨組織通知謝覺哉同志離開長沙。但他臨危不懼,仍堅持主持了黨校的開學典禮,并通知長沙周南女校校長朱劍凡等進步人士迅速撤離,一直到槍聲響了之后,才在硝煙彌漫中,從容不迫地化裝離開長沙。

  大革命失敗后,謝覺哉同志不但沒有消沉,反而變得更加堅定。他聯系實際精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有關著作,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掌握槍桿子、沒有政權。他明確認識到必須以革命武裝奪取和保衛政權的真理。這是他在革命道路上一次認識上的飛躍。不久,謝覺哉同志秘密來到上海,周恩來同志派他主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同黨中央出版部部長毛澤民同志接頭。兩位老戰友異地重逢,毛澤民同志高興地說:“你沒有死?”謝覺哉同志回答:“革命沒成功,死不得呵!”就是為了革命成功,他主編的《紅旗》和《上海報》,無情地揭露國民黨的黑暗和腐敗,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國民黨的反動政權。同時大量報道南方數省紅軍武裝斗爭蓬勃興起的消息,教育人民大眾認識自己的力量和使命。文章高屋建瓴,報道有聲有色。《上海報》被黨中央譽為“上海群眾中的權威。”國民黨反動派則進行瘋狂的摧殘迫害,報館被查封,財產被沒收,經理與主筆被通輯,謝覺哉同志幾次險遭逮捕,但他沉著應付,利用敵人的弱點,終于化險為夷。

  一個革命者不但要經受對敵斗爭的嚴峻考驗,也要準備經受內部斗爭的嚴峻考驗。內外斗爭雖然不同,但對于一個革命者的黨性的考驗都是重要的。1931年秋,謝覺哉同志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任省委政治秘書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后任黨校教務長,并主編省蘇維埃機關報《工農日報》。王明推行“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在根據地內大搞肅反擴大化,謝覺哉同志同意賀龍同志的看法:不要今天說這個“右派”、明天說那個“右派”,一個共產黨員,應當把槍口刀尖對準敵人。為此,他被指責為“一貫右傾”。不久,根據地失陷,謝覺哉同志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槍口,他從容以待,覺得從未有過的清醒和平靜。后經黨中央營救,脫險赴滬,1933年轉赴江西中央蘇區。

  1934年,長征開始了。謝老象許多革命戰士一樣,對黨的命運、革命的前途充滿憂慮:中央革命根據地丟掉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沒有得到糾正。有的同志悲觀失望,基至離開革命隊伍。這時,在紅軍總部后面,有一支特別連隊,這是中央機關縱隊的干部休養連,都是一些年老體弱的同志。其中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和謝覺哉同志。謝老隨身帶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的印章,一直帶到陜北。他認為:印章是紅色政權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艱難,將來總還用得著。過草地時,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還是保存得好好的。對革命前途的憂慮和對革命勝利的信念,就是這樣在謝老身上得到完美的統一。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謝老當時正患瘧疾,聽到這個消息,霍然而起,心中愁云一掃而光,病似乎好了一半。盡管天天發燒,但一聲令下,爬起就隨軍出發,咬著牙跟在隊伍后面。毛主席看見了,很擔心,對他說:“看來,前面的路越來越艱難,我們考慮把你們幾位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太好的老同志送出封鎖線,設法轉移到上海等地去工作。”謝老說:“越是艱難越好鍛煉人嘛,你們走到哪里,我們就跟到哪里。”毛主席說:“你的身體已經很弱了,再堅持下去會拖跨的。”謝老說:“寧可拖垮,也不離開黨中央一步。”就是這樣,這些年高多病的共產黨人,在敵人重重的追迫下,在饑餓、疾病的襲擊下,走過萬水千山,走過寒冷的雪山和茫茫的草地。他們和千千萬萬為革命事業流血犧牲的先烈一樣,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中國大地的希望,是中國人民的光榮!當全國勝利之后,許多青年請謝老講講長征的艱苦斗爭生活時,謝老說:“當時,看樣子是苦,但心里充滿希望,堅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樂。甘與苦都是比較而言。快樂常常不在艱苦之后,而在艱苦之中。”謝老的苦樂觀體現了革命戰士為了人類美好的理想——共產主義,隨時準備獻出一切的崇高堅強的信念。從而有力地說明:一個人有了這種苦樂觀,并且付諸實踐,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

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了。謝老被任命為黨中央駐蘭州代表。他風塵仆仆從陜北來到蘭州,在統戰工作中貫徹執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方針,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同國民黨在蘭州的當權者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使蘭州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得以開展,成績斐然。許多上層人物贊成我黨抗日政治主張,他們的子女有的甚至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最大限度孤立了頑固勢力。同時,謝覺哉同志還恢復了甘肅地區停頓多年的黨組織,成立甘肅工委,親自幫助工委發展黨員,在文化、教育、軍隊、工廠、農村建立支部或小組,設立黨的秘密聯絡機關。謝老一再囑咐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為了黨的事業,不惜犧牲一切,以至獻出寶貴的生命。”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漫長的革命歲月里,無論遇到什么樣的生死考驗,他總是以身許黨,越是革命遭到危難的時候,越是發出光和熱。他不愧是中國人民所敬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人民政權建設的一位卓越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1939年9月,謝老從蘭州調回延安,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和參議會副議長。在此期間,他為人民政權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謝老堅決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三制”,即: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共產黨員在政權機關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廣大的非黨人士參加政權。這種組織形式主要體現在各級參議會,它是代表人民議事立法的機關,是民主主義政權的具體形式,也是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雛型。他認為,團結黨外人士共同抗日,是建設和鞏固“三三制”政權的關鍵所在。當時,有些共產黨員還不善于同黨外人士合作,存在著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作風。對“三三制”的政權組織形式很不理解。他一再宣傳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主張:不能團結黨外人士,不算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有無存在的必要,在能否團結黨外人士,對黨外人士要講真話,不裝、不吹。并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發表了重要文章,以提高共產黨員的思想認識。他自己在同黨外朋友共事時,一貫地開誠布公,重視發揮黨外朋友的作用,讓他們有職有權。遇到重大問題,事先同他們研究,采納他們的合理建議,把陜甘寧愛國民主人士團結在黨的周圍,同李鼎銘、安文欽、李丹生、續范亭、賀連成、霍子樂、霍祝三等人成了知心朋友。李丹生先生是清朝貢生,為人耿直,經常能從側面反映基層的一些情況。但對解放區一些事情一時看不慣,不愿同共產黨員接近。謝老同他以誠相交,以禮相待,以完成抗日救亡大業共勉,后來竟成為至好的朋友。胡宗南進犯延安,謝老在撤離的過程中,時刻關懷著黨外朋友的生活與安全。他親自囑咐辦事人員要把地方民主人士疏散到安全地帶,不能疏散的,隨機關轉移,一個也不能留下,要做到萬無一失。體現了我們黨言行一致的求實作風和先人后己的博大胸懷。

  謝老關心“三三制”政權的鞏固和民主制度的健全問題。他在《參議會發言提綱》中,建議把參議會改為人民代表會議,要求“運用民主到人民大眾的各個生活部分里去”,使“人民大眾有權實行管理自己的生活,創造自己的生活。”毛澤東同志看到后,給謝老寫信說:“此件很好”、“關于參議會改為人民代表會議,我想對內對外都是會有好影響的”。建國以后,從推廣老解放區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發展到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它成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謝老的這個建議,是很寶貴的,也是有遠見卓識的。當全國人民親身受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破壞人民民主的痛苦之后,更能體會到這個建議的重大意義。

  謝老非常重視基層政權的建設。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各級政權組織由于“左”傾路線的破壞,人民還沒有真正當家作主。因此,黨中央決定在保安縣進行縣、鄉兩級政府的民主選舉,由謝老主持這項工作。

  陜甘邊區、陜北革命根據地是王明路線失敗后保留下的最后一個根據地,謝老對此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說過:“沒有陜甘邊區、陜北根據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便沒有立足之地;而沒有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來到陜甘邊區、陜北,這個根據地也就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斷送了。”要鞏固這個根據地,必須搞好基層政權建設,有了人民政權,才能保障人民的權利。他帶領劉景范同志深入發動群眾,先在兩個鄉試點,進行直接的、普遍的、無記名投票選舉,選出群眾最信任的人當代表。試點經驗在全縣范圍內推廣,正式成立縣工農政府,這便是陜甘寧邊區第一個由人民群眾直接選舉產生的縣級人民政府。這個成功經驗隨即又推廣到整個陜甘寧邊區。他認為由人民直接組織政權與管理政權,這樣的政權才是鞏固的、有力量的。

  新中國成立后,謝老擔任第一任內務部長,他在抓全國地方各級政權的建設中,提出許多重要的意見,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他強調指出,在舊政權的廢墟上建設好人民的新政權,中心是建立和健全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這是我國各種制度中的基本制度,它既利于充分發揚民主,又利于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他重視區、鄉政權建設,認為人民民主制度必須深入到區、鄉,生起結實的根來,才能使整個社會建設有力地前進。

  謝老常說:我們搞革命就是為了建立人民政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為人民辦事,和人民同甘共苦。這是他的座右銘。他出任內務部長碰到的頭一件大事,就是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遇到了特大水災。由于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在長年戰亂中,強改河道,炸毀堤防,焚殺搜刮,大大減弱了人民抗災的力量,使災害更趨嚴重。加之建國伊始,百廢待興,財政拮據,物資缺乏,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成立了中央救災委員會,董必武同志任主任,謝覺哉同志任副主任。謝老執行中央指示,夜以繼日,孜孜不息。他要求內務部和各省、市、自治區民政部門的同志,認識到這項工作是鞏固新政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讓人民從戰勝災害中具體感受到黨的溫暖,看到新政權的力量。他希望災區的黨政負責人要象過去領導人民戰勝國內外敵人那樣地頑強堅定,高度發揚為人民負責的精神,任何對救災的疏忽,對人民的生死存亡掉以輕心,都是一種罪惡。他工作細致,對每一筆救災款的發落都親自過問,并督促各地的災區一定及時把救災款發到災民手里,幫助他們重建家園。最終,較順利地戰勝了百年未遇的災害。災區人民發自肺腑地說:“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沒有的好政府。”

  建國初期,嚴重災害幾乎年年都有,謝老強調各級民政部門的領導干部要深入災區,同災民同命運、共呼吸。他本人曾先后兩次去山東,三次去河南,還到河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陜西等省、自治區,協同當地政府視察災情,慰問災民,就地解決問題。

  1955年夏天,謝老來到山東省惠民一帶重災區調查災情。他沿著黃河南堤,在烈日之下,行程三百六十里。有一天,他不要當地干部陪同,走進一戶人家。這家老小七口人,正圍著吃飯,見來人不是當地干部,慌慌張張把飯藏起。謝老拉住老人的手,風趣地說:“我們還沒有吃飯哩,讓我們在你家吃一頓飯吧。”老人有點難為情,推說飯不夠了,另外再煮點。謝老說:“我們吃不多,剩多少吃多少吧。”老人只好端上來,那是棉花籽和紅苕面拌在一起的飯,實在難以咽下。他見謝老吃下去了,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謝老安慰老人說:“困難是暫時的,黨和人民政府一定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要挺起腰,戰勝困難。”臨走時,還要了一點飯包在手帕里帶回去給同志們看,并教育民政部門的同志要“上為中央分憂,下為群眾解愁。”

  謝老不忘人民的冷暖,不忘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兢兢業業地為人民服務,不愧是我國從事人民政權建設的一位卓越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謝老是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各個革命時期都參與立法工作。他在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工農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長時,就起草過《勞動法》、《土地法》和《婚姻法》等法規、法令,體現了處處為民的司法觀點,對鞏固和發展中央蘇區起了重要作用。長征到達陜北后,謝老擔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司法部長,邊區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在總結中央蘇區司法工作經驗的基礎上,領導司法人員,創造了一套新的法規和審判形式,制定出適合邊區的單行司法條例,有力地保護了人民群眾的權利,打擊了反動勢力和犯罪活動,維護了革命秩序,保證了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為我國革命政權創立了人民司法制度的雛型。

  從延安時期起,在立法問題上,就存在著兩種觀點的爭論,有一種主張認為:在共產黨還沒有成套的法律之前,應沿用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謝老針對這種觀點。嚴肅地指出:體現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意志的法律,是必須廢除的。我們的法律不是對舊的修改,而是形式和內容的全部改造,不沖破舊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來,這就是“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依據這些原則,謝老對憲法、民法、刑法和訴訟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和主張。

  抗戰勝利后,黨中央批準成立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謝覺哉同志任主任委員。就在這個革命根據地第一個法律研究會里,他首先組織對國民黨“五五憲章”本質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中國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則,不能抄襲模仿,而要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符合人民實際需要的憲法。茲后,在轉戰陜北期間,他組織法委會人員,起草了《新民主主義憲法》、《民法》、《土地改革法》以及《懲治戰犯條例》等法規,為迎接全國解放做了大量的立法準備工作。

  “運用法制,要人才。”長征到達陜北后,謝老便創辦司法講習班,以培養和提高司法干部的業務水平。1948年,他擔任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長時,主持開辦了幾期司法干部的訓練班,培養縣以上的司法干部。他不辭辛勞,親自編寫教材,給學員們講課。這批學員在新中國成立后都成了司法骨干力量。

  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及時地提出,要抓好大學教育,謝老積極為高等法學教育物色骨干。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原朝陽大學的基礎上,開辦了新中國第一所法律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謝覺哉同志兼任校長。這所大學雖然因一些客觀原因,不到一年就停辦了,但他為興辦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院校,培養高級人才,進行法學理論研究,摸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謝老重視法制,提倡立法,一貫主張依法辦事,人民法院應該獨立行使審判權,反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以言代法的現象。他一再指出:“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法制就談不上什么民主”、“干部成份雖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風中,可以變為壞干部、新惡霸。”強調審判時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反對逼供信。

  1959年,謝覺哉同志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當時,法院工作正受到“左”的影響,許多正常的法律程序被一些人看成是舊法而被批判。法院正常審判制度也被代之以搞群眾運動的方法辦案,甚至出現電報報案之類的做法。不少審判人員產生了“寧左勿右”的思想情緒,不敢堅持中央規定的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造成辦案質量下降,錯案增多。謝老到最高人民法院后,頂住了“左”的思想,先從解決電報報案入手,提出電報審批,案情不能詳述,即使有問題也難以發現,這是對人民不負責的態度,也是違反法院組織法規定的,他說:“殺人一定要慎重,一個人只有一個腦袋,殺掉了就不能再安上。”他果斷地向中央請示要求立即廢除電報報案審批制度,很快得到中央批準,實行報案同時報送案卷的規定。謝老強調院長、副院長等領導干部要親自看一些案卷,辦幾件案子,便于從中了解各級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這是提高辦案質量的關鍵。他以身作則,帶頭閱卷,使一些重大疑難案件得到正確的判處。有一件八年的冤案就是在他看卷后發現,親自主持糾正的。當被平反的“犯人”寫信來道謝時,他認為法院讓人家白白坐了八年牢,不僅不該接受感謝,倒應該向人家道歉。他對審判員說:“從冤錯案的數量來看只是很少數,但對一個被冤判的人來說卻不是百分之幾,而是百分之百呀,要好好總結教訓。”并對判了錯案的同志循循善誘,使其牢固地樹立為人民高度負責的觀念,懂得“知過能改即圣賢”的道理。謝老徹底為人民負責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作風,深深地教育了法院的同志們。

  謝老提倡從上到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認為這是避免冤假錯案的重要條件之一。他不顧年事已高,在任期四年內,共視察了十八省、市、自治區的七十一個高級、中級和基層人民法院,每年平均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工作。有的同志擔心他的健康,勸他少外出視察,法院工作掛個名就算了。謝老卻不贊成這種說法。他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里,是不能靠‘名’吃飯的,我個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是務實,黨和人民既然委我以重任,我就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后,他給劉少奇主席寫了一封長信,詳細地報告全國法院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的干擾,并提出擺脫“左”的干擾急需采取的具體措施,受到黨中央的重視和支持。在這基礎上,1962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關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文件具體規定了司法工作應遵循的程序、執法的原則,審判的作風以及司法工作人員必須遵守的法律等等,發給全國司法人員人手一冊,各級法院很快便恢復了正常秩序。謝老排除“左”的干擾,敢于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堪稱法學界和司法工作者的楷模,他那種如中流砥柱般的堅持真理的精神,值得后人學習和發揚光大。

  謝覺哉同志是人民的公仆、干部的榜樣。他一參加革命就做領導工作,但他艱苦村素,從來不搞特殊化,不謀私利。他經常談到舊中國是個“官國”,到處是貪官,使舊中國長期愚昧落后,任人宰割。他認為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官,必須自覺地清除舊社會留下的“官風”。有個縣委曾為照顧他,專修一小段公路。謝老知道后非常不安,說:“修車路,不是對我的尊敬,而是對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說謝胡子是個官,是個架子很大的官。”他對子女要求很嚴格,不允許搞特殊化。群眾贊譽他當官不象官,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謝覺哉同志博學多才,對法律和教育有獨到見解,對新聞宣傳也有真知灼見。他參加革命就辦報紙,有著豐富的經驗,把新聞工作同革命工作熔為一體。六十誕辰時,董必武同志以詩稱譽他“傳家絕業詩千首,報國多方筆一枝。”但他一貫謙虛謹慎,從不多談自己。就在花甲之年,還寫了《六十自訟》,嚴格地解剖自己。他一生勤奮好學,活到老,學到老。

  謝覺哉同志關心青年,誨人不倦,是青年一代的師表。他說過他一生最希望、最歡迎的就是看到青年一代走到自己的前面,對青年一代寄予厚望。

   謝覺哉同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剛正不阿,以誠待人。晚年,他寫過一首詩:“行經萬里身猶健,歷盡千艱膽未寒,可有塵瑕須拂拭,敞開心肺給人看。”可以說,這是謝覺哉同志一生的寫照。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希望中國人民過上高尚、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現在,我們正在奮發圖強,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努力奮斗,謝老畢生以求的這一天,一定會到來。中國人民對這位誠摯的公仆是十分敬重和愛戴的,并且會永遠地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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