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懷
與人大法學院結緣六十年
時間過得確實太快，一轉眼就是一個甲子。我和人大法學院結緣已有六十年的光陰，因為我是從1950年2月人大法律系籌備階段就到這里來的。我本名叫關家駒，當時解放區城工部讓我改名字，說可能派你回北京做一些工作，我就起個名字叫關懷。
人大法律系初創時
人大法律系創建時是按莫斯科大學的法律系模式建系的。當時的說法是，搞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榜樣。開始階段我們各個系的老師都是蘇聯專家，上課時派個翻譯，一邊講一邊翻譯。講了兩個星期后，學生一片反對聲，說蘇聯專家講一句翻一句，根本不知道講的是什么。后來只好讓蘇聯專家作為二線，一線的全是中國老師，因此我們就邊教邊學，先向蘇聯專家學習，再教給學生。當時我們沒有教材，就用莫斯科大學的教材，每個系都有一個翻譯組，主要工作就是翻譯教材，翻譯出來馬上給中國老師。
在人大法律系初創時期，真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建國后北大法律系停辦了，到1954年社會上就提出北京大學是個很古老的綜合性大學，沒有法律系是不行的，當時要求把人大法律系并入北大法律系的社會呼聲很高。1953年時我已經做民法教研室的副主任了，我起草了一個報告寫給吳玉章老校長，我說把我們合并到北大法律系大家都非常反感，希望吳老關注這個問題。吳老看了信后請我們到他家里征求意見，吳老非常親切地說你們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們是正規大學，怎么能沒有法律系呢？后來人大法律系果然保留下來并一直發展到了今天，這跟吳老對人大法律系的厚愛是分不開的。
三十年坎坷三十年輝煌
人大法律系前30年的發展跟歷次政治運動和國家的內外形勢是緊密相關的。1951年部分教師參加了土改；1958年師生下基層搞人民公社化，幾乎全部出動；1963年為了反對修正主義，人民大學成立了蘇聯東歐研究所，有的教師就到這里工作；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1969年12月學校就停止了教學，直到1978年才復校。
1978年復校回來，我們是非常幸運的，因為我們是按原建制回來的，系主任又帶著隊伍返回，這樣我們的教學科研很快就恢復起來了。后來法學研究所和法律系合并成立法學院，這樣就使我們的隊伍進一步壯大了。在這期間我們設立了很多的碩士點、博士點，也辦了法律碩士班等，在培養人才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回顧人大法學院的歷史，前30年是非常坎坷的，但為后30年奠定了基礎；后30年大家努力奮斗、齊心協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我從事勞動法教學的體會
我從1950年代開始從事勞動法教學一直到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但是還在繼續為勞動法研究努力。搞了近60年的勞動法的教學，借此機會把一些個人體會與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我覺得勞動法教學必須要跟工人運動相結合。這也是吳玉章校長給我的指導。1953年全國總工會在北京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我認為這個會議非常重要，就向吳玉章校長寫了封信，我說我是研究勞動法的，希望有機會參加這個會議。吳玉章校長看了我的信后說你的要求很好、很對，搞勞動法不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是沒有前途的，必須關注工人運動，關注職工的一些實際狀況，與工人建立密切聯系。在他的介紹下我就順利參加了“七大”，之后又參加了很多屆全總代表大會，還成了全總的法律顧問。
第二，必須參加勞動法學的研究工作。不能死教書，還應該積極地參加科學研究。文革以前我就覺得必須注意抓科學研究，文革以后在這方面也寫了一些文章。
第三，研究勞動法也要積極參與社會立法工作。因為我在全國總工會擔任法律顧問，所以參與了很多法律法規的制定，特別是勞動法。從1956年我就開始參與勞動法立法工作，應該說收獲是很多的。
第四，搞勞動法教學還應該積極地組織和參加國內外的學術活動。參加學術活動也是非常必要的，從中可以聽到很多的聲音，可以吸收到很好的營養。
最后，參加勞動法教學應該積極參與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活動。我們還要關心職工群眾，我自己起個名字叫關懷，那就應該關心廣大職工群眾。因為我又是“全總”的法律顧問，所以有很多職工來找我，我就卷入了好多的案件。雖然惹來很多麻煩，甚至還當了被告，然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也得到了社會上很多人的支持，也給我的勞動法教學和研究提供了很多案例。
我覺得作為一個勞動法的研究者，我們還要參與到實際工作中去，所以有很多人來找我辦案，我覺得應該走出去，保持和他們的聯系，我把我的名字定為關懷嘛，那么就應該用實際行動來實現我的目標。
關懷，當代勞動法學家和經濟法學家。現任中國法學會社會法研究會名譽會長、北京市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