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心而論，我這個人何德何能在這里講人大法學院的歷程呢？人大法學院老一輩的法學家多得很，孫國華教授是我直接的導師，高銘暄教授也是人大法學院的重要人物，還有許許多多的教授。我能代表的只能是從改革開放后，或者說是我們人民大學復校以后，新一代的人。現在說新一代，其實也不新了。如果說我還能斗膽說說人大法學院的歷史，唯一的理由那就是我在人大已經30年了，進校的時候30歲，現在已經60歲，馬上就到退休的年齡了。
我想，我們人大有許多東西是值得自豪的。但是這有一個逐步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是1950年代的時候，老一輩的法學家開創的。沒有這個起點和基礎，何談現在的輝煌？有一句話我們是不能忘卻的：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難忘入學與恩師
我自己經歷的這30年，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0年代末到1990年。1970年代末一直到1990年人大法學院的領導經歷了三屆。我剛進校的時候，李煥昌做法律系的主任，之后就是高銘暄教授做法律系主任，再后就是谷春德教授。
當時我是1979年作為法律系的第一屆研究生入校的。當時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也好，還是研究生也好，獲得了一個上大學的機會，心情是非常渴望的，因為機會非常非常難得。就我們研究生來講，生源年齡情況比較復雜，有二十多歲的，有四十多歲的，有的人老婆孩子都有了。
我們進校的時候，住在現在的灰樓(指的是顏色)里，我記得217教室是我們法學院(當時叫法律系)學生和農經系學生和國政系學生的宿舍，當時住了17個人，上下鋪。從學習的情況來講，書絕對沒有現在這樣多，但是很精，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我還特別記得，我們是法理學專業的學生，第一屆一共就兩個研究生，各個專業學生加起來才7個人。而給我們上課的是我們學校乃至全國非常著名的法學家，他們不但是人大法學院的臺柱子，更是整個中國法學界的泰斗。講法理學的是孫國華教授，講刑法總則的是高銘暄教授，講刑法分則的是王作富教授，講憲法的是許崇德教授，講法制史的是張晉藩教授。
人大法學院當時的學術地位也是令人矚目的。人大法學院的第一個博士點是刑法，是1984年第一次評的。當時人大法律系就這一個博士點，帶頭人是高銘暄老師和王作富老師。所以人大刑法人特別驕傲，有這個本錢。到了1986年，第二次評博士點，當時是孫國華教授。然后是憲法許崇德教授，然后是民法的佟柔教授。我和孫老師是師生關系，我經常見他，他一般不會和你說題外的話，兩句話后馬上就轉到學問上來，他關心的焦點問題就是學術問題。
我雖然不是搞刑法的，但是有時候也和高銘暄教授有過接觸。有幾次接觸比較長的時期，是去香港城市大學講課。當時我和他住在同一個屋子里。我發現老人家真是了不得，在香港除了到外面買東西之外，整天就是伏案備課。我認為這是一種人品上的榜樣。不知他人是否注意過，人大的這些老師們沒有幾個做官的，更多的是踏踏實實地做學問，始終以書為生，教書育人。
發展關鍵的15年
令我尤其難忘的是1990年到2005年這15年。這15年就是曾憲義教授剛開始做主任，我個人認為這個時期是人大法學院發展關鍵的15年。
這15年的時間內，我們人大法學院采取的是一個相對新老交替，以老帶新的策略。比如在一些關鍵的崗位上，我們搶得了先機，或者搶占了一些制高點。1990年代剛剛建立的法律碩士教學指導委員會，曾老師是指導委員會的主任，各個學校都在爭這個，因為這直接涉及到法學教育的發展問題。還有一個是高等學校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各個學校都在看，曾老師是委員會的主任。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的主任，等等這樣一些非常關鍵的崗位。拿到這些崗位，很多方面學校的自然地位就確立下來了。當時提出，人大是國際兼國內第一，也是當時這種情況下提出的。
再有，這個時期，從1990年到2005年，人大法學院在這個時期各個學科的發展當中形成了一種合力。全校上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人大法學院的利益為依歸，把自己如何做大做強作為眾人唯一的愿望，無論是從學科而言，還是從整個法學的發展方面都是竭盡全力。曾老師講得非常好，強就是大家齊心合力把這個事情辦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消極因素克服下去。
從1990年到2005年這個時期，中青年的力量得到了延續和迅速成長。在刑法和民法當中形成了一個相對來講比較明顯的學科優勢。其他學科，如憲法、法理、訴訟法、經濟法、知識產權、國際法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學科特色。完全可以這么說，在這個時期，在國內法學院當中，我們相比是學科最齊全、隊伍最整齊的學校，尤其是在一些傳統的法學領域。
令我非常自豪的是在這個階段人大法學院在外事活動方面有了一個非常突出的驕人成就。我們先后舉行了中美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中歐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中日法學院院長的聯席會議……特別是2000年人大法學院建院50周年，舉行了世界百所法學院的會議，李鵬委員長也參加了。
抓住機遇再創輝煌
2005年到現在，應該是我們人大法學院同仁永遠銘記的一個階段。王利明院長和韓大元院長主持工作后更是承前啟后，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面臨法學教育競爭日益激烈的局面，我們法學院采取了多項有力的措施。其中一項就是王利明院長上任后提出的引進人才的措施，目的是把某一個學科搞得更大更強。在這個理念下，我們在許多學科都引進了在國內非常知名的教授。比如說法理學我們引進了張志銘教授，張教授曾經是社科院法學所法學理論研究室的主任，后來調到檢察官學院做副院長；法史我們引進了馬小紅教授；結合刑法方面的變化我們引進了大檢察官戴玉忠和劉明祥教授；民商法引進了楊立新教授和張新寶教授；訴訟法我們引進了陳桂明教授；國際法引進了余勁松、朱文奇、邵沙平。這樣一種引進，在許多學科建設上確實加強了該學科的實力。此外，為了提高人大法學院國際化的水平，我們還從國外一流大學的博士中去引進人才，這樣使學科的梯隊結構發生了變化。
上述之外，我覺得還有一些令人滿意的成果和成就。一個是2004年教育部第一次評估的時候，人大法學院獲得了第一。2009年的評估我們同樣名列第一，而且第一和第二差別有明顯拉大的趨勢。2005年以后，我們也出了一些“拳頭”產品，在國內都是可圈可點的。比如說，從我們法理學來講，我們中國法律發展報告、比較法的社會學的框架和方法、全球化表現下的法治國家、對西方法律的挑戰、中國訴訟分流的數據分析、集團訴訟研究、糾紛解決的理論和實踐等這樣一些成果在教育部、司法部、北京市都名列前茅。
朱景文，男，1948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學術成果：《比較法導論》、《現代西方法哲學》、《比較法社會學———框架與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