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開拓者彭真同志與世長辭以來，每當我回想起他對我坦誠幫助和熱情鼓勵的深情厚誼，感激與懷念交織的心情油然而生，久久不能平靜。
我同彭真同志初次相識，是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期間。當時我作為西藏地區九個全國人大代表之一，出席了那次會議，彭真同志是大會秘書長。他第一次見到我時很親切地說：“你代表西藏人民出席會議是當之無愧的。你為西藏和平解放出了大力，辦了一件反映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是有功的。我們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代表人民管理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你作為西藏人民的代表，在會議上應當大膽地反映西藏人民的意見和要求。這既是人民代表的權力，也是人民代表的職責。”這些話對我來說，在當時帶有啟蒙性質，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會議上彭真同志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此后，我每次來北京總有機會見到彭真同志，得到他的幫助和鼓勵。
1959年3月，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反革命的全面武裝叛亂，這反而敲響了封建農奴制度的喪鐘。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要求和積極支援下，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了拉薩地區的叛亂之后，周恩來總理于3月28日發布國務院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從此，西藏的革命和建設進入了嶄新的歷史時期。彭真同志熱情關注和支持西藏工作的發展。1959年4月下旬，班禪大師、帕巴拉和我在北京參加了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后，周恩來總理接見我們三人，征求對中央關于在西藏實行邊平叛邊進行民主改革方針的意見，并就若干重大政策原則問題商談之后，委托彭真同志就貫徹執行這一方針的方法、步驟和相關的具體措施同我們進一步討論。為此，彭真同志約我們三人在他家中聚會，既是討論政策和工作問題，也是親切坦誠的談心。彭真同志說，你們三位一貫堅持愛國立場，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以及其他方面同中央合作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績。這次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叛亂，你們一如既往，站在人民一邊，同中央合作，堅決反對叛亂，積極支持平息叛亂，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維護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下一步要實行民主改革，廢除農奴主階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徹底推翻封建農奴制度，實行勞動人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你們幾位都面臨著如何過好民主改革這一關的考驗。要有過好這一關的思想準備，更要有過好這一關的決心和信心。過好這一關的關鍵在于放棄剝削。有了放棄剝削的決心和勇氣，過關就不難。希望也相信你們一定能過好民主改革關。同時，希望也相信，你們還能帶動和影響更多的上層人士也過好民主改革關。你們都是自治區籌委會的負責人，還要做好領導民主改革運動的各項工作。中央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們的工作，也會說服群眾諒解你們，信任你們。彭真同志這種推心置腹的談話，使我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對我過好民主改革關，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彭真同志仍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仍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我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我每次來北京開會，彭真同志總要安排時間，同我交談，詢問西藏工作情況，了解有什么問題和實際需要。凡是我提出需要中央和北京市幫助和支援西藏的實際要求，彭真同志都一一答應，并且迅速給予落實。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并被送往外地勞動，我們之間的交往也中斷了。打倒“四人幫”以后，在1978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我繼續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年2月舉行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設立五屆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彭真同志任主任委員。在他的主持下，四個月完成了《刑法》、《刑事訴訟法》，三個重要的組織法、選舉法和我國第一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法律的起草工作。這些法律草案經第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他也在這次會議上被重新補選為副委員長。這次會議決定恢復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我又兼任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彭真同志從那時起以極大的精力領導全國人大立法工作，也對民族委員會的工作經常關心幫助和支持。特別是他主持修改憲法和起草民族區域自治法工作中，使我學習到很多東西。1983年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彭真同志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我繼續被選為副委員長兼任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直接在彭真同志領導下工作。彭真同志多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中，就直接分管過民族工作，他領導了持續近十年的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對各民族情況和民族工作都有很深刻的了解。重新主持全國人大工作后，他對人大民委的工作給予更多關懷，他對工作的一些指示和意見，總是非常中肯，非常重要，也給我和大家的工作以很多具體的幫助和支持。許多事情至今記憶猶新。
1975年通過的那部憲法，由于受到“四人幫”干擾破壞，存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三年以后，修改通過的1978年憲法，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從那時以來情況的巨大變化，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仍需要作比較系統的修改。我們看到彭真同志在近兩年時間里，集中精力主持憲法修改工作。他讓當時任副委員長的烏蘭夫同志主持，以全國人大民委為主，國家民委有關同志參加，吸收中央和地方的有關同志一起，提出憲法民族部分的修改草案，并且就重大原則問題給予指示。經過反復慎重研究修改提出的草案基本得到肯定，修改后的憲法的這一部分，不僅恢復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新的情況，豐富了內容。新的憲法頒布后，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
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起草領導小組的工作班子也是以人大民族委員會為主，吸收有關單位同志參加，起草過程中與有關部門和有關地區多次研究協商。大家對1954年憲法到新頒布的憲法對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原則的規定沒有異議，但是因為我們是個多民族的大國，各地區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現實情況差別較大，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多年來就自己管理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具體的政策規定，當然也有些是情況的掌握和對問題的認識不盡一致，法律草案中一些條文，一具體化就產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見，有的爭論還比較大。經過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第五次會議審議，決定提請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審議，會上我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草案》的說明。審議當中，仍然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彭真同志十分重視，親自動手，嚴肅認真，穩妥細致地研究這些意見。他以83歲高齡，召集全國人大、國務院有關負責同志和擔任領導工作的少數民族負責同志一道，夜以繼日聽取意見，就每一重要問題充分協商研究，統一認識，并且親自同中央領導同志交換意見。最后修改出的文本，既得到與會同志一致同意，也給國務院后來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細則留下了余地。我對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說明，也經彭真同志親自審定。1984年5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同日國家主席令第十三號予以公布，從1984年10月1日起實施。彭真同志為制定這個基本法律，傾注了大量心血。這是彭真同志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又一重大貢獻。
1983年12月1日，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聯組會議上，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副委員長在談西藏自治區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來大好形勢的同時，也談到了當時在打擊刑事犯罪和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彭真同志聽了立即指示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專門召開會議，請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副委員長出席，研究這些問題，規定那么幾條。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這次會議12月13日開始，先后開了五天，首先聽取了公安部、國家教委、國務院宗教局有關負責同志關于西藏自治區打擊刑事犯罪和民族教育、宗教工作情況的匯報委員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提出了改進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會議第四天，即12月16日上午，彭真同志出席了會議，并作重要講話。他首先肯定這次會議開得好，接著講了四個問題：一、全國打擊刑事犯罪，要依法從重從快，但是西藏打擊犯罪可以比內地寬一些，不一定從重，從快也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二、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要完全按照憲法辦事，要考慮到各個民族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這是我們的根本立場，根本原則。三、當前少數民族地區的主要工作，第一是抓經濟，主要是生產;第二要抓文化，主要是教育。這兩件事將是我們民委經常要抓緊的，也是少數民族地區都要抓緊的。四、關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問題。凡是到少數民族地區去工作的漢族干部都要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學會少數民族語言，能夠講話，方便了接近群眾，便于作調查研究。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要以少數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為主，少數民族要學習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同時要學習普通話，學習漢文。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至少要會兩種語言，首先是當地少數民族通用的語言。彭真同志的重要講話，一方面推動了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副委員長所提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給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的工作確定了方向和任務，促進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的工作。
1985年夏，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按慣例，中央除派代表團參加自治區慶祝活動外，還要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聯名向自治區黨委、人大、政府發賀電。但這次開始起草定稿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聯名，沒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參加中央代表團的民族工作部門和全國人大的有關同志看到后認為不妥，迅即提出意見。此事反映到彭真同志那里，彭真同志明確表示賀電應有全國人大常委會聯名。彭真同志和大家的意見理所當然被接受了，他沒有批評誰，把問題解決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聯名發賀電的慣例從此恢復了。這件事的妥善處理，又一次表現出彭真同志處理重要問題的智慧和氣度。
1986年5月21日彭真同志聽取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郁文同志的工作匯報后，作了十點指示，其中，彭真同志強調了兩點：一是依法辦事。他說人大民委一切工作要以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依據，人大民委工作人員必須遵守憲法，按民族區域自治法辦事。一是調查研究。他說，要深入各民族摸清情況，把民族之間的問題、民族內部的問題、各個民族地區的問題摸清楚。這件工作要花比較長一些的時間才能見效，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以上兩點，既是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多年來工作基本經驗的總結，也是繼續做好工作的基本保證。他還委托我和郁文同志抓緊督促、推動并具體幫助各有關委部做好調查研究、統一認識、協調工作，以利盡早完成民族區域自治法實施細則的擬定。以后幾年，我們正是遵照他的這些要求開展工作的。
彭真同志對我工作上的支持幫助，對我的家人的關心照顧，既真誠又細致。我在人大工作期間，彭真同志特意向常委會辦公廳和人大民委領導同志和工作人員囑咐，一定要全力支持阿沛·阿旺晉美副委員長的工作，而且還講了許多對我的表揚和鼓勵的話。在人大常委會和人大民委工作上的許多重要問題，都是事先同我商量。民族委員會開會期間，凡我在京的時候，都由我主持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工作非常順利和愉快。民委常委副主任委員和辦公室主任每過些天都向我匯報工作，聽取意見。此外，彭真同志曾多次同我個別談心，征求我對工作的意見。1962年12月初，我和愛人才旦卓嘎來北京，彭真同志在他的家中同我們談話，完全是一種敘友情談家常的氣氛。彭真同志要我先談談西藏情況，又對才旦卓嘎說，你也談一談，男女平等嘛這幾句話形成了和諧輕松的氣氛。我向彭真同志匯報了1962年下半年以來的工作情況和社會各階層的思想狀況。我談到西藏在培養干部方面擬訂了符合實際的方案，對寺廟的民主管理章程草案，籌委會已提出了一個文件，報請工委審批。這些都進行得比較順利。農牧業生產取得好收成，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進展，群眾覺悟有很大提高。所以，基本情況是很好的。另一方面，從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以來，社會上謠言較多，說達賴要回來，還說有外國幫助，有少數沒有改造好的農奴主和其他反動分子，一有風吹草動就呼應，反攻倒算;上層中有人幻想達賴復辟，在群眾中也有影響。所以，同達賴分清敵我、劃清界線問題亟待解決。才旦卓嘎匯報說：西藏婦女在解放前包括我在內，從不過問政治，只管家務。現在變了，婦女同男子一樣可以學習、工作、參加政治活動，覺悟提高了。過去農區婦女不能扶犁耕地，牧區婦女不能在帳篷內生孩子，現在基本上改變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很多婦女積極參加支前工作，有的是自己偷偷去的，這在過去是不能想象的。彭真同志說，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試金石。西藏婦女的解放表明西藏社會的其他成員也真的解放了。彭真同志接著給我們談了國際形勢，用一些實實在在的情況和數字，分析了一些超級大國的困難和問題;談了國內情況很好。最后彭真同志給我們兩人提出了十分重要又很誠懇的要求：一是要站在90%以上的人民一邊，想問題，辦事情，都要想到這一點。二是要堅持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提高思想和理論水平。三是要去接近聯系群眾，在群眾中扎根，取得群眾的信任，這是一個艱苦努力的過程。你們去接近群眾，開始也許他們并不信任，一次不行，再來。時間長了，看到你們為他們辦事，跟他們一樣，慢慢就信任了。四是上層中有什么問題你們要管。誰有困難，誰該照顧，哪個要保護，哪個要釋放，要注意，可以把情況提交工委研究。五是要大膽工作。過去感到你有點不敢放手大膽工作，這不好，對工作不利。要知道，西藏工作好壞都有你一份，不要怕犯錯誤。彭真同志的這次談話，對我的思想觸動很大，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對后來我的學習、思想和工作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65年我當選為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后，周恩來總理要我在北京安個家，有時住在北京，參與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有時去拉薩一個時期，主持自治區人民政府的工作。為此，彭真同志以他北京市長的身份，親自選定東順城街的一所四合院作為我在北京的住宅。那里環境幽靜，房舍寬敞，又全是回廊相通的平房，修繕后整潔舒適。我住進去后，彭真同志曾親自來看望，對整個院落布局和所有房間設施都查看了一遍，一再詢問房屋格局和設施是否符合藏族生活習慣的需要，是否方便，有無需要改建的地方等等，真是關懷備至，細致入微，使我和家人深受感動。正是由于彭真同志對我在政治上、思想上坦誠相見，熱情幫助教育，在工作上大力支持，在生活上親切關懷，我從內心深處把他看作良師摯友，深深地敬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雖然不知道他的去處，無法再同他交往，但是我對他的思念和為他的安危擔心，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所以，在他復出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去看望他，表達真摯的慰問。他仍然一如既往，大度樂觀，說他過得很好，沒有受什么苦，只是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擔憂，老是有一種壓抑的沉重心情。此后有一天他來到我家，把他過去訪問緬甸時吳努送給他的一個精美的佛塔工藝品轉送給我留作紀念。我把這個佛塔看作我們之間深厚情誼的象征，珍藏至今，并且作為我們之間真摯友誼的象征，帶著我對彭真同志的永久懷念，在我家中長期珍藏下去。(阿沛·阿旺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