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新中國監獄學界、法制心理學界的一代大師何為民教授去世了。這消息，讓人有些猝不及防。據說，從發現食道吞咽困難、確診、動手術到去世，前后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何教授的身體一直是很棒的，在春節前還在打乒乓球。去年11月間，我在保定時，多次和何教授在一起，見他一直精神矍鑠，滿面紅光。說起話來，思維清晰，邏輯嚴緊，完全沒有70多歲老人的老態。然而，何教授說走就走了，丟下了他放不下的事業，丟下了他沒有完成的學術。人，居然如紙老虎一般，說不行就不行。認識他的人，知悉這樣的噩耗，一律的惋惜和難過。
說起我與何教授的交往，要追述到1991年。那一年的8月份，在天津商學院舉辦了中國法制心理學會第五次年會。在那次會議上，我有幸認識了全國法制心理學界的很多大家，象羅大華教授、何為民教授、林秉賢教授，并且一直和羅教授、何教授保持密切的交往。不過，1991年的那次交往，由于時間稍遠，印象已經不深了。
清楚的記憶是在1996年6月成都會議上。會議上，我作了《罪犯的思維問題研究》的發言。何教授在聽了我的發言后，一直說我的文章選題有創意，是研究罪犯的好角度，但內容還上有些單薄，如果能通過實證的具體細微的分析，文章一定會很有深度。那次，我在游覽杜甫草堂時，很想和何教授合影留念，就一直跟著他后面，但是心理也犯嘀咕，怕何教授不給面子。后來還是下決心向何教授開了口，沒有想到，何教授滿口答應。在回賓館的車子上，何教授坐在我前排的座位上，使我有機會和何教授近距離的學習、交流。那次，交談的情景，至今回憶起來，還歷歷在目。
何教授，出生于1935年。是新中國監獄學界的大家，他1992年就獲得了國務院特殊津貼。據說是中央司法警官學院第一個獲得者。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是監獄學和法制心理學。是羅大華教授和何為民教授等前輩的共同努力，創立了中國的法制心理學學科。現在看起來，這不復雜。可是，那時剛剛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人們對心理學的態度，對法制心理學的態度是那樣的不屑一顧，甚至對監獄學研究的態度都讓人難以置信。尤其是實際工作部們，很多人對心理學存在很大的誤解和偏見。我曾經不止一次的遇到過這樣的也許沒有惡意的追問，“你不是懂心理學嗎，你看我現在是什么心理？”。讓人既感到滑稽，又是可氣可笑。沒有想到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經過了羅教授、何教授和后來人的努力，心理學在監獄系統乃至政法系統呈現輝煌之勢。
后來，因為會議，我幾次到保定去差，有機會又多次和何教授在一起。
最近一次和何教授的頻繁接觸，是在去年下半年開始的。何教授，曾經用電子郵件發了一篇他回憶監獄工作方針的文章給我。這篇文章，我讀了之后深受感動，但當時由于忙于手頭的工作，沒有給何教授及時回復。讓何教授著急了。他打電話來詢問，先是因擔心《江蘇警視》會因為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而不刊發。后來，何教授又打電話來，解釋這篇文章仍然是是原來的觀點，除了別字、標點外，一字未動。后來，他多次自己發來與這篇20多年前建議有關的解釋行文章的修改稿。在去年的第8期《江蘇警視》上刊發了何教授《一篇塵封26年的立法建議》大作。這是何教授寫于1980年12月的一篇立法建議的文章。何教授文章的大意是對勞改工作的方針進行了回顧，具體分析了當時實行的“改造第一，生產第二”的勞改方針不科學、不準確，并提出了具體的建議：以改造人為中心。同時對當時的勞改體制提出了改革設想：國家成立勞動改造管理總局；基層勞改單位實行政、企分離等。何教授介紹，他的這個建議，遞交給了當時的公安部十一局（勞改局）的辦公室主任李均仁和副主任石清河，希望“八勞”會議對此能作些考慮。“但當時的領導沒有做任何的表態”。現在來再看這篇文章，倍感親切，深受鼓舞。這深深地表達了何教授的敬業精神和負責態度。更重要的是，何教授20多年前的思想、觀點所具有的前瞻性和預見性，竟然在近20年后的今天變成了現實。當時，編發這篇文章的時候，還特意加了一張2004年10月在浙江警官職業學院參加監獄學科建設研討會時，我為何教授拍的一幅照片。現在看到何教授的照片還倍感親切，音容笑貌尤在眼前。
這之后，我有一個設想，何教授是新中國監獄學主要的開創者，是新中國法制心理學的主要奠基人，如果何教授能為《江蘇警視》專門撰稿，回憶他對監獄學、法制心理學的經歷和理解，一定會對我們現在和未來的監獄學、法制心理學的發展起到獨特地作用。一開始，我擔心何教授不一定會答應。因為寫回憶錄，不同于寫一般的理論文章，只需要表達自己的觀點。回憶錄需要大量的資料和文件、文獻。沒有想到，當我和何教授溝通的時候，何教授居然一口應允下來。
去年11月初，我到保定接受一個月的培訓。還沒有到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報到時，我就發短訊和何教授聯系了，想把我的想法在和何教授交流一下。在此之前，他曾經把他寫好的三篇回憶錄用電子郵件發到編輯部。我剛到保定兩天，還沒有安頓好，就接著到北京參加中國監獄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開會期間，何教授就打電話給我，“你有沒有時間，我到宿舍來看你。我告訴一個好消息，也是恭喜你，你的文章在中國監獄學會的評比中獲二等獎，還有一篇教育改造學委員會的文章獲一等獎，我想你一定參與了這個課題。”我告訴何教授，“我也恭喜你，你的文章獲得一等獎的第一個”。何教授在電話里有些疑惑，“你怎么這么快就知道了”，我告訴他，我正在北京參加中國監獄學會的會議，不在保定。
回到保定，我問何教授的家住在那里，何教授說，他一定要到我的宿舍里來。我們就這樣，他要到我宿舍里來，我要到他家去，我們在電話里“踢皮球”。
何教授的家離培訓部的宿舍很近，因為是晚上，我不熟悉，又是問，又是找，花了一些時間。當我找到何教授的家時，何教授剛剛回到家里。何教授的老伴告訴我，何教授剛剛拿著手電筒下樓接我去了，等了你一會，沒有見到我。何教授住的是學院最早分配的房子。房子的裝潢，隨著歲月的侵蝕，顯得有些舊了。家里很整潔。何教授很關心我在保定的學習和生活，說保定的氣候和南方不一樣，要多穿些衣服，保重好。我詢問，何教授的身體，他說，身體好的很，現在的事情還是很多，嫌不下來。有好幾個出版社約他修改犯罪心理學的教材，要再版。他說，他一邊修改教材，一邊在寫回憶錄。何教授說，他現在寫好了一到六章的內容，要我在編發時，好好把關。何教授的老伴一邊插話說，何教授天天翻箱倒柜的找資料，核對時間、數據。我提議何教授，能不能找一些老照片，這樣圖文并茂，又保留了歷史老照片。何教授說，這樣的照片很少，盡量找找。我說，就你自己的工作照片也可以。何教授說，這樣的照片也很少，過去照相哪有現在這么容易。我當時，還特別提醒何教授，因為《江蘇警視》是內部資料，有可能，你的回憶錄，也可以到社會上的公開刊物發表。依你的名望，到那里發表，都不會有問題的。何教授說，《江蘇警視》辦的很好，在《江蘇警視》發表，我就很高興了。我就是想說說自己的看法，說自己想說的話。我都70多歲了，也不需要評職稱了，不在乎在那里發表了。看天色不早了，我怕影響何教授休息，告辭時，我把江蘇這幾年編著的《罪犯改造質量評估》、《監獄評論》交給何教授，何教授非常高興。贊揚江蘇監獄系統的理論研究有聲有色，贊揚省局的領導有眼光、有水準。連聲說，不容易，不容易！我看的出來，當時的何教授非常的興奮。他把我帶到他的書房，他問我，我的書你有嗎？我說有幾本，向你和羅大華教授主編的我國最早的《罪犯改造心理學》，后來的《犯罪心理學》。他拿起方凳，就要站上去取書櫥的書，我說，你看在那里，我上去拿書。何教授說，你找不到，書放在那里，我清楚。他在書櫥里取下了好幾本書。有的書，放的時間長了，落上了灰塵，他都一一的擦拭干凈。其中有一本由臺灣東華書局出版的繁體字版的《犯罪心理學》，何教授說，這是最后的一本了，也送給你吧。我說，這一本很珍貴，你自己收藏吧！何教授說，“送給你很合適，我要，也沒有多大的用處了。”說著，何教授鄭重的簽字：“張晶同志惠存，請您指正。何為民贈。2006，11，18于保定”。
沒有幾天，何教授就到我的宿舍里來了。他把原來寫的回憶錄和我要的照片刻錄到一個光盤上了。何教授的認真精神，讓我很是激動和深受鼓舞。
在保定一個月的時間，何教授到我住的宿舍來了兩次。問我適應不適應保定的干燥氣候，要不要衣服。他還一直要安排請我吃飯，被我謝絕了。
沒想到的是，何教授走了，但他交代給我的任務，我還要繼續落實；何教授走了，但他的精神永住我的心間；何教授走了，他的未竟的事業，明天一定會更好！
何為民（1935—2007），男，湖北武漢人，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專業技術一級警監，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心理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安徽、浙江省警官職業學院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監獄學、犯罪心理學、罪犯改造心理學。曾發表學術論文150余篇，出版專著、教材、工具書、論文集（含合著）25本。曾獲得河北省社科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司法部社科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及金劍文化工程優秀論文一等獎、中國監獄學會2003-2005年度優秀論文評比一等獎，司法部部級優秀教師稱號等多項獎勵，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