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80年，感慨萬分，應該說我是不幸者之中相當幸運的那些人。”
編者按：在一個風寒霜濃的日子里，中國法學界陪伴法學家江平度過了八十歲生日。這位命運多舛的歷史老人，80年的人生經歷正如法治在中國的映像，沉浮不定。法律人齊聚首向這位精神導師致敬，不單表達對他個人的祝福，也是祝福與寄望法治在中國的前景，是堅守理想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他被法大稱為“永遠的校長”
留蘇期間
作者: 江平
回想80年，感慨萬分，應該說我是不幸者之中相當幸運的那些人。
為什么說幸運呢，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22年的波折，很多劃成右派的學者，有的已經故去了，有的年齡已經非常大了，有的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不可能再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專長，而我算是比較有幸的一個。因為在劃右派的時候比較年輕，給我的處分也比較輕，這樣我就有機會重新回到法學的講壇，來發揮自己的專長和自己的貢獻。
像我這樣的人失去了22年的光陰，但是這22年光景學校已經補給我了。我現在80歲，如果按60歲退休，我應該補回20年了，如果再干20年我就把失去的光陰都拿回來了。這樣的話，我相信我可以把彌補的時間完全恢復過來，這點很高興。第三個感到欣慰的就是劃右派期間，對于自己體力是一個非常好的考驗，我也覺得自己的身體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家族歷史，另一個就是那時候勞動對我的鍛煉。現在除了去年得了一場病，體力稍微有點吃力，但總的來說感覺還好，我完全有信心，希望能夠再過十年，能夠活到90歲是我下一個目標。
但是終究說來我的來日不能為法學做太多貢獻，我們已經是退出歷史舞臺的人。我深深感覺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接力棒已經完成，要交給你們來完成重大的使命。中國法制建設的任務艱巨得很啊！有人問我中國法治需要靠多少代來實現，我說一代兩代人恐怕夠嗆，恐怕我們寄希望于三代四代，所以任重道遠，完全靠諸君努力。
1956年回國任教
嚴格說來，改革30年我實際上做了我分內的事情，就是為私權而呼吁。因為我選擇了民法、選擇了私權，就是因為在中國的私權保護太薄弱了，或者說中國的私權在強大的公權的面前，始終是處于弱勢。這個私權可能是包括私人企業的權利，可能包括私人財產的權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廣義的私權。私權的昌明才能有中國真正的復興，或者中國的復興是私權真正在人們的頭腦中扎根。但私權在中國扎根要克服很多的艱難險阻。比如說我們最近關于拆遷法的研究，如何保證私人的財產權在拆遷中的利益，現在中央關于產業結構調整也涉及到的私權的保障。我甚至可以說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在于私權和公權的搏斗，在于二者的沖突和沖突中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說得更透些，中國更多面臨著還是私權從公權中得到解放，私權從公權中得到利益的保護。
反右后下放勞動在北京立水橋
我最近兩本書都用了“吶喊”這個字，我選擇“吶喊”這個字是最近兩年，一方面當然是受了魯迅的啟發，但是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一點。還有就是我覺得“吶喊”是在情況比較緊急的情況下，人們去呼吁的一種聲音。我想用“吶喊”這個字，也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既要敢于爭取，又要善于爭取。我覺得在現今中國的法治建設的情況下，把這兩個東西很好結合起來很重要。
對中國的法治，我抱著樂觀態度。我以前經常愛說的一句話，中國的法治是進兩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變這個觀點。因為從私權的保護角度來看的話，中國的私權保障比過去是大大進步了，不用說在前30年，更不要說在文革的這10年，就是在改革開放的30年，通過了物權法這樣的洗禮，人們對于私權保護的權利意識大大提高。唐福珍自焚的案件也好，別的案件也好，雖然慘烈，但已經表明了人們私權的覺醒，再加上律師在里面的作用，這種平民覺醒的意識非常厲害。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光明的未來。從歷史眼光看，所有的倒退都只是暫時，全世界都在往前走。
■小傳
1930年12月出生于大連，祖籍浙江寧波。1948－1949年就讀于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就讀于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回國任教于北京政法學院，1957年被打成 “右派”。1979年恢復工作，1983年后任北京政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校長，1990年離職。現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導師。
■八十感言
相信未來
我們已經是退出歷史舞臺的人，我們這一代人的接力棒已經完成，要交給年輕人來完成重大的使命。中國法制建設的任務艱巨得很，有人問我中國的法治需要靠多少代來實現，我說一代兩代人恐怕夠嗆，恐怕我們寄希望于三代四代，所以任重道遠，諸君努力。
■1990年離任中政大校長時的講話
無愧于歷史，無愧于人民
我好像卸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種特別的輕松。自己本是一介書生，從教師中來，現在又回歸到教師中去，我想起陶淵明的話，“田園將蕪兮，胡不歸！”能夠回歸到自己的學術家園，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從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開始自己的大學教師生涯的。幾十年來，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們這個不大的校園聯系在一起，對于這里的一切充滿了感情。能夠為學校做些微薄的貢獻，是自己的責任。當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許多事情想做沒有做成，或者沒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個機會，向大家表達我的歉 意，尤其是我得罪過的人們，希望你們能夠原諒我。
從今天開始，我不再是校長了。但我仍然是學校里的一個教師。今后學校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參與或者協助，我仍將全力以赴。另外，我現在還擔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 會委員的職務，我將一如既往地積極參加立法方面的工作，為我們國家的法制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總之，無論地位怎樣變化，無論從事哪種工作，我都將力求無愧于歷史，無愧于人民！
我們時代的法學導師
作者: 賀衛方
從不到二十歲開始，江老師就積極投身到這場改造中國社會的過程中。江老師也許認為到了一定的時刻，更深刻的改革就會順理成章。無論如何，他一定會以他一貫的知識、智慧和勇氣引領我們的法學研究、法律教育以及法治建設。
去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試的全部考卷，我步行到石河子一家維吾爾餐館里吃飯。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年近八十的江平老師來，他好像就坐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聲音響起在耳邊，強烈的思念之情一陣陣地向心頭襲來。這種如春潮涌動的思念還是很少發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往事歷歷，涌上心頭。
巨大的寬容
1982年，我從西南政法學院畢業，考入北京政法學院，成為外法史專業的研究生。我入學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師就擔任北京政法學院的副院長了，1983年學校改名中國政法大學，江老師自然地又擔任副校長。不過，作為學生，大家都不習慣稱他的官職，只是叫“江老師”。
見江老師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羅馬法基礎”的課堂上。聽江老師的課真是一種享受。他站在三尺講臺上，氣宇軒昂，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和悅耳的嗓音，談吐之中洋溢著知識的自信，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典故和精妙學說仿佛一條精神的河水在課堂之上款款流動，滋潤著學生們的心靈。
江老師對于學生的關愛更表現在巨大的寬容精神上。他是過去數十年政治運動的受害人，深知學術自由的價值。現在回憶起來，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師長校期間的中國政法大學，真正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校園。來自域外的各種新學說在這里自由傳播。學生與教師、年輕教師與資深教授可以坦誠直率地切磋和爭論。校報雖然屬于官方主辦，但是年輕的編輯們卻有如初生牛犢，把它辦成了一份最具批判精神的報紙。還有，對于校政本身，我們也經常直言不諱地批評，甚至有些稍嫌過火的舉動。
1985年，我畢業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較法研究所工作。在這段時間里，我有機會聽江老師聊起他過去的坎坷經歷。1957年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時間里，他所遭遇到的災難實在是超出一個人能夠承受的極限。支撐他活下來的內心動力，也許正在于他對這個不完美世界的強烈的愛心，還有那樣的信念：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曲折乃至苦難正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
我的出走與回歸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閑散。1986年底，我們籌辦《比較法研究》季刊，我開始了兼做研究與編輯的生活。編輯一份刊物是我的一個夢想，心中自然是非常興奮，干勁十足。盡管從事編輯工作給自己帶來了巨大的愉悅，但那個時期正是大學教師生活最艱苦的歲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蝸居在一間筒子樓里，每月收入僅僅相當于當時一個出租車司機的十分之一，深有困獸之感。
高校涌動著下海潮，兼職做律師的、“辦班”的、“停薪留職”到商事企業工作的……我也未能免俗，想離開大學幾年，先把眼前的難關渡過，再回歸教育界。正好當時有一位在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總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里正在招錄員工，但是在辦理調離手續的過程中，卻遇到了阻礙，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師。江老師明確地跟我說，我根本不適合從事商業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難是暫時的，咬著牙堅持，總會過去的。學術成長的過程需要不間斷地努力，輕易中斷，去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對于長久的發展是不利的。我所謂的“曲線救國”，即先掙錢養家，再回歸學界是不大現實的。但是，我當時去意已定，對于江老師所說的道理根本聽不進去，而且總覺得他是因為年輕時吃苦太多，對于現在的年輕人的艱難處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說越急，竟然在會議室外跟江老師吵了起來，最后還沖動不已，不顧幾位副校長的勸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經歷好像完全按江老師的預測進行。收入雖然比在大學里翻了一番，但外貿業務完全不上軌道，已經定型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難以改變，于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不久就開始尋覓離開的途徑。當然，無奈之下，我又敲開了江老師辦公室的門。
很快，我又回到了學校。1990年，江老師度過60歲壽辰，中國政法大學的畢業生們自發地為江老師祝壽。在祝壽活動進入高潮的時候，我們都要求江老師表演一個節目。江老師走路不太方便，但是我們還是看得到他步履的堅定，他用英文演唱了美國工會運動的一支歌曲，叫《我們絕不動搖》。看到這個場面，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深受震動。
“信是明年春自來”
江老師內心充滿著對生活和我們這個世界的熱愛，他喜歡古典音樂，做格律詩，也是一個級別很高的球迷，對于世界杯和歐洲杯的轉播，江老師也和年青人一樣有同樣的熱情，后半夜三點爬起來看球，第二天又興致勃勃地參與學術研討。那樣的精力充沛讓年輕人也自嘆弗如。
我時而向他請教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江老師所持的立場更溫和，叮囑我注意所提主張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只是我有些確信，行動意義上固然應該溫和，但是在學理上需要更加清晰和明確。
從不到二十歲開始，江老師就積極投身到這場以全新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過程中。我猜測，江老師也許認為到了一定的時刻，更深刻的變革就會順理成章。社會條件不成熟之時，過于激烈的觀點，更可能因為挑起很大爭議而延緩變革的進程。
“信是明年春自來。”這是在人生經歷最苦難歲月時，江老師洋溢著樂觀精神的詩句，此刻仿佛在我的耳邊響起。
我們面對一個巨大的工程
作者: 田文昌
我呼喊了十幾年，在喊律師地位的問題，但是到今天為止，30年了，律師為“壞人”辯護仍然還是“壞人”這個概念還沒有解決。江平老師等老前輩的指導作用，我們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我認為我們這一輩和下一輩的任務更加沉重。
1983年我從西北政法大學畢業，來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后來我被提拔到法律系副主任以后，直接在江老師的領導之下，接觸也就越來越多了。這樣從學術上的影響到人格上的影響，走得越來越近了。
我做法律系副主任的時候，有幾次想提出來辭職，當然學校很多領導也挺我，我一直想先把學術做上去。我跟江老師談過兩次，說我想辭去這個行政職務，江老師幾次警告我：不要輕易言下。
到了1995年，我終于辭去了公職，出來做律師。這個過程當中，我對江老師的理解，為什么了解這么深，理解這么深？還是那句話，江老師引領整個法學界的理念。我做了律師以后體會到，江老師對律師界的引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在支持律師，在引導律師，在教育律師，在鼓勵律師，而且對中國整個法治建設的發展，隨時隨地都在用心思考，去推動，去呼喊。
我跟很多人講過：什么叫學問？學問有大有小，有真有假。現在我們很多學者做的是什么學問？有“注釋派”學問，有“應試派”學問，有“書本派”學問，有“辭典派”學問。我覺得江老師做的是真正的大學問，他所提出來的一些觀點和理念，是一種大的原則，是一種推動法治環境正常發展的理念和精神。中國在這種變動狀態、發展過程中需要的正是這種大學問，這種大學問要有遠見，更要有勇氣，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我為什么想了這么多問題？在我們現在法治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波折，出現問題。有些問題需要一步一步地做，需要在理念上先得到一個澄清，否則很多具體問題永遠都很難得到解決。比如說，我做律師以后，深切體會到，首先律師地位的問題都沒有解決。我呼喊了十幾年，在喊律師地位的問題，但是到今天為止，法治建設30年了，律師為“壞人”辯護仍然還是“壞人”這個概念還沒有解決，當然比起30年前、20年前有很多進步，但是還需要進步。再比如說，關于律師地位之類的問題，律師的職責所在是什么，律師職責的作用、原則是什么？就涉及到一個很尖銳、很敏感又很重要的問題：律師和被告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么？
在六七年前，在研究證據開示的時候，我第一次在證據上提出一個問題：既然研究證據開示，那么律師在會見被告人的時候，能不能向被告人出示卷宗的內容？出乎我意料，當時在座的兩高領導和專家學者都感到很愕然，說：這不行，被告人怎么能有閱卷權？后來我通過一系列的事實來說明，法律規定在法庭上一般的定罪證據要經過被告人質證辨認才能使用、才能有效，那么在開庭前我們為什么不能夠讓被告人知悉這些內容，并且做好開庭的準備呢？證據開示的目的是什么？律師權利來源于什么，是來源于被告人委托還是來自國家的賦予呢？
得很，在2009年11月初全國律協刑委會的年會上，我把這個問題作為專門的議題又提了出來，大家討論得熱火朝天，遺憾的是還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可。緊接著不出一個月，就出現了大家都知道的問題。由于律師在給被告人宣讀同案證言而被定罪，提出律師串供的問題，律師怎么能夠出現串供的問題呢？
可見我們法治的發展包括律師制度的發展，是非常綜合化的問題，我們的律師制度在中國來講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僅僅30年而已，國外經過了千百年。江平老師等老前輩的指導作用，我們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我認為我們這一輩和下一輩的任務更加沉重，我們面對著一個巨大的工程，我希望作為其中的一員盡自己的努力，向江老師老一輩學習，學習他們的精神，我們在后面緊緊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