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逝的時光，把我?guī)氲?4個人生之年。到這時，理當“回首來時路”，反省一下自己的貢獻。人好不容易來到世間一遭，總得有點目的。那目的，應當是對社會或多或少有點貢獻。我有此念頭，倒不是什么偉大理想教育的結(jié)果，而來自蒙童時代我父親講授的《三字經(jīng)》：“犬守夜，雞司晨，茍不學，曷為人；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
貢獻，貢獻。自上大學至今，除了溫飽以外，念茲在茲的就是貢獻。今天回想起來。如果有過成績，那就是“貢獻”之心驅(qū)使；如果一無所成，那也是因為急于早顯“貢獻”。成我敗我，興我誤我，皆惟“貢獻”。
我上大學，學法律，皆系偶然。1976年4月，我未滿17歲，在一個“耕讀中學”讀了幾個月的高中，就逃回村里作了民辦教師（每月能拿5元錢！），開始了我誤人子弟的生涯。1979年9月某日，我的表兄陳勝恩老師來家小敘，偶然說到高考，建議我“明年試試”。于是，我參加了 1980年的高考，考分為全縣文科第一名；于是第一、二志愿填報蘭州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歷史系（我認為文科最好的專業(yè)是中文和歷史）；但表兄硬是為我作主把第三志愿“西南政法學院”改成第一志愿，我這才偶然地入了“法門”。設若沒有表兄的那番建議，設若他沒有幫我改志愿，我哪能上大學，那能入法界？命運就是這般偶然。
剛進大學的前后，我的想法很簡單：法律是“專政工具”，學法律的人將來做公檢法的干部，掌握“刀把子”，威風而且神秘。當時我想，既然選擇了學法律，將來一定要為捍衛(wèi)無產(chǎn)階級專政、鎮(zhèn)壓反社會主義的壞人作出貢獻。但是，在大學的思想氛圍中熏陶沐浴了一番以后，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我的觀念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轉(zhuǎn)變，我脫胎換骨地變了個人。
我在西南政法大學的這四年（1980~1984），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政治氛圍或社會思潮變化最為劇烈的四年，也是我個人思想觀念發(fā)生革命質(zhì)變的四年。那四年，在剛剛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之后，黨和政府在全國推行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取消“階級斗爭”提法，取消階級成分劃分（地、富、反、壞、右都變成與我們貧下中農(nóng)平等的公民），為千千萬萬“反革命”、“走資派”、“右派”平反，否定“文革”（將我們從前看成神圣的“圣戰(zhàn)”運動的文革定性為“十年浩劫”），高揚“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旗，還準備跟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派搞好關(guān)系。這一切，在我看來，簡直都是“資本主義復辟”，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奪取了政權(quán)。記得上大學之初，我曾在日記中寫道：“太可怕了，中國變修了。反革命分子都卷土重來了，我們要暗無天日了，我們廣大勞動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了。”
在那四年里，西南校園的思想空氣，似乎每天都有新的火藥桶發(fā)生爆炸。學校的教學樓、食堂、宿舍樓無所不在的墻報，都是思想論戰(zhàn)的“刀光劍影”大擂臺。先是“人生觀”大討論，“回首文革”的“傷痕文學”盛行，“人本質(zhì)是自私的”這種“資產(chǎn)階級腐朽人生觀”堂而皇之地上了墻報，有人贊許，有人大罵。接著是討論《苦戀》：“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贊成者說這破除了“愚民主義”的“祖國崇拜”；反對者說這有“離間青年和祖國”的“險惡用心”。接著是重新評價“文革”和毛澤東，有人說“文革”一無是處，有人說誰否定文革我就跟他拼命；有人說毛澤東小農(nóng)意識嚴重、不懂馬克思主義，犯了許多錯誤、過大于功；有人說“誰敢誣蔑毛主席就是我們的敵人”。接著又是“西單民主墻”、“自由競選運動”，有人鼓動大家搞自由競選參政問政，聘請美國人來主持或監(jiān)督選舉；有人大罵這是“反革命陰謀”。接著又是重新評價馬克思，否定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主張“回到馬克思”、“回到青年馬克思”、“回到民主與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張全面討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認真反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異化；有人又說“這是危險的思想傾向”，“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是“精神污染”，要趕快清除。
在這思想的熊熊爐火中、鏘鏘錘砧中，我被燃燒、被錘煉、被淬火。大一時我還是個“保皇黨”，記得我在讀了二班蔡鎮(zhèn)舜同學的《略論“文革”》的大字報后于日記中寫道：“他竟然批評我們有忠君思想，何其反動！我就是有忠君思想。發(fā)自內(nèi)心對人民之君的忠，對人民之君的愛，有什么不好？”不久，在另一篇日記中我哀嘆，“思想解放使人們在政治上沒有主心骨”，“思想解放已經(jīng)到了以個人為中心的極端自由主義階段”，“思想解放使文明傳統(tǒng)喪失”；我為此“痛心疾首”。但是，從大二開始，我就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到了大三、大四，我已經(jīng)成了“激進民主派”。
1988年北京《瞭望》周刊舉辦“我與這十年”征文競賽，我寫了一篇文章應征（后來獲獎）。這篇文章標題是《從臣民到公民》。文章說：
自1981年秋開始，在老師的指點下，我開始研讀大量西方法學名著。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我原有的思想竟是如此陳腐、如此狹隘。我天天喊著“做國家的主人”，卻原來甘為“臣民”而不自知。我開始接受那些在從前看來“大逆不道”的觀念：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quán)原則”、“人民反抗權(quán)理論”，洛克的“人生而平等”，孟德斯鳩的“權(quán)力分立與制衡”，還有他們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等等。讀著這些“新說”，我就象梁啟超先生當年讀《天演論》一樣----“若受電然”！同時，我又讀了嚴復的《法意》按語，梁啟超的《自由書》、《新民說》，讀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的著作。我更為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不久前我所擁有并引以為自豪的觀念，正是近百年來啟蒙思想家們傾盡全力奔走呼號要改造或消除的封建臣民觀念；我的品性，正是他們所致力于改造的“國民劣根性”或“奴隸性”。我被震撼了，深感恥辱、自卑和痛苦。[1]
“從臣民到公民”，這概括了我這個從山溝里出來的“農(nóng)村娃”在大學四年的思想轉(zhuǎn)變歷程，我想也概括了許許多多與我一樣出身經(jīng)歷的同學們的思想歷程。我們的思想轉(zhuǎn)變，正是那個時代的山崩地裂巨變的縮影。
從那以后，我更加強烈地想作貢獻：在課堂上或課間，經(jīng)常與老師就政治性“學術(shù)”問題辯論；班會上，經(jīng)常與輔導員老師或黨員干部同學辯論，痛斥“御用理論”，激烈反對“清污”運動；宿舍里，經(jīng)常跟同學“抬杠”，以被人批評為“偏激”、“自由化”而自豪。整天一知半解地醉心西方式民主自由法治，天天急于寫文章宣傳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為“新啟蒙”呼號，主張“反封建”、“開民智”、“新民德”、“伸民權(quán)”，猛批領(lǐng)導“僵化的”政治思想和政策做法。終日逃課逃會，衣帶漸寬、形容憔悴，背著滿滿一大軍用掛包的書籍，出入于各自習教室，自我炫耀地堆書兩尺于課桌頭，與人談論的盡是“如欲平治天下”、“吾其為東周乎”的高玄話題，簡直有點“天下皆醉我獨醒”的自矜，有點“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狂妄。那幾年，只要一聞社會弊端、公德衰落、民心“愚昧”、官吏貪腐、法制被踐、弱者被欺、冤案未昭雪……之類的事情發(fā)生，就“怒發(fā)上沖冠”，就“拍案而起”，就把自己當成“鐵面御史”，就上書中央，就寫信給報社，就寫火藥味十足的文章。記得有一次曾為遼寧某青年刊物上報道的一個驚天大冤案跟同班卓澤淵、徐國建等同學商討兩三天，想寫一篇石破天驚的文章，題目就叫《我怒發(fā)沖冠時》。文章寫了，寄了出去，泥牛入海。那幾年，我到底寫了多少這樣的“怒發(fā)沖冠”的文章，有多少泥牛入海了，我自己也記不得（可惜那時文章都不興留底稿）。激情如七月流火，如彗星，如閃電，短瞬一現(xiàn)，什么也沒留下，就完了。明天、后天有此類信息刺激，又挽起衣袖，奮力揮毫，無疲無倦……。
[1] 《瞭望》周刊1988年第41期，198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