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學院據學者考證從清末京師大學堂分科開設法律學門算起，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了。從1954年恢復重建法律系到今年也是半個世紀了。北大法律系恢復重建時我就榮幸地到法律系工作。我到系里報到后，被分配擔任中國法制史課程的助教，至今我還保存著馬寅初校長發給我的聘書。從此開始了我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科研工作，到今年也是我從教五十周年。
五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彈指一揮間，但在人的一生中卻占去了大半輩子。初到北大，有的領導知道我喜歡看書，叫我搞中國法制史，告訴我這門課有看不完的書，我很高興。我喜歡歷史，但是我在讀大學法律系時學校未開這門課，因此，又感到茫然。于是，我想到民國時期大學法學院有中國法制史這門課，就到圖書館查找借閱有關教材，當時在北大圖書館查資料、借書都非常方便。助教也可以隨便進入書庫，把需要的書挑出來，每人可借50本，還沒有時間限制。館里的老先生諳熟目錄和版本，對館藏圖書情況了如指掌。我經常向他們請教，都給我熱情的幫助與指導。多年來，他們已成為我的老師和朋友，結下了不解之緣。至今，我還是經常去圖書館，又結交了許多中青年朋友，我每次查閱圖書資料，他們都為我提供很多方便。北大圖書館藏書包括老北大和燕京兩校圖書館的藏書，總數是全國高校最多的，而且有許多珍本。當時僅民國時期編寫的中國法制史教材就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我從中挑選了兩本自認為滿意的教材，一本是陳顧遠先生的《中國法制史》，一本是楊鴻烈先生的《中國法律發達史》。通過學習，逐漸了解到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
我做助教時分配我的任務是給主講教師寫講稿，查找資料，借圖書，編寫講義，到班級去輔導學生，也參加指導高年級的畢業論文。寫講稿和講義都有硬性時間規定，要按時完成，我把這些工作大都放在晚上去做，騰出白天的時間到文科各系旁聽與中國法制史相關的課程。北大是名師薈萃的地方，為了掌握史料，我到歷史系旁聽張政烺先生給研究生開的先秦史料。去哲學系聽馮友蘭先生為研究生講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為了熟悉中國歷史，到歷史系先后聽過向達、汪篯、鄧廣銘、商鴻逵、吳晗(他是外聘的講明史)等多位先生的斷代史。當時歷史系經常邀請校外學者來開講座，如范文瀾、郭沫若等先輩學者，我都爭取去聽。為了學習古漢語，我到中文系先后旁聽王力和楊伯峻兩位先生的古代漢語。楊先生主要講《論語》。為了學會查找圖書，我到圖書館學系旁聽王重民先生的目錄學，等等。聽這幾位先生的課給我后來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和科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的智商不高，但我在學習上很刻苦。文娛活動我很少參加，每天晚上都在12點以后才睡覺。那時候北大校工會暑期經常組織到外地療養，我從來也不去。我利用假期到校外圖書館查閱資料.我經常騎自行車進城到府右街北京圖書館去看書，后來該館把線裝書放在國子監東街，我也經常去，一去就是一天，每次都是起早走，帶上兩個饅頭夾點咸菜，拿一個小水壺，到中午也是干稀搭配飽餐一頓，晚上回來到家差不多都在7點以后。當時去北圖看書很方便，我有長期的借書證。此外，還有校際間的借書證，可以憑證到外校圖書館借閱。我去過幾個學校，都受到熱情接待，唯獨清華，文科的書很多，院系調整后成為工科大學，圖書未外流，北大沒有的清華有，我去過，但是卻不讓看，說是在庫里封著呢。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為了彌補自己知識的不足，真是如饑似渴地探求有關中國法制史的知識。為查找資料，肯于坐冷板凳，其中自有甘苦，如果找到一條有用的資料，別提多高興了，也有時翻檢半天毫無所獲。
我旁聽前輩先生們的課，獲得很多歷史知識，包括中國法制史知識。但是，我認為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獲就是這些先生們告訴學生如何做學問。他們告訴大家如何在浩瀚的古籍中查找自己所需的資料。還教大家要善于了解每本書的史料價值，辨別真偽等等。先生們講斷代史時，總是把那個時期的基本史料介紹給大家，還要求大家學點目錄學和版本學，正是在他們的啟發下，我去聽王重民先生的目錄學課。王先生根據我的情況，要我讀三部書，一部是《唐律疏議》，還給我介紹了有關唐律的殘卷。一部是沈家本的《歷代刑法考》，還有一部是程樹德的《九朝律考》。這三部書是我從事中國法制史教研工作最早接觸的原始材料和重量級專著。通過這三部書的學習，為我初步奠定了專業基礎，也使我學到了治學方法。五十年來，許多先生已相繼作古，每每回憶我在學術道路上的成長，想到他們對我的潤澤，往往使我又回到風華正茂的青年時代，在課堂聆聽先生們的教誨。五十年來，我作為北大人，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北大，作為法律人，一天也沒離開過法學院；是北大培育了我，是法學院培育了我；我愛北大，我更愛法學院！
法律系重建初期，在中國法制史學科建設上，可以說是白手起家，學科的名稱都是學習蘇聯的。蘇聯大學本科有“蘇聯國家與法的歷史”，仿照蘇聯我們開設“中國國家與法的歷史”，課程內容包括國家與法律兩部分，因為講法律離不開國家，國家是法律實施的保障。我們寫講稿和講義都是按照這個體系。講義每次上課都要發給學生，最早是手工刻的蠟版油印，后來是打字的蠟板油印。開始時，講義是大綱式的，后來每年修改，增加新內容，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補充新的資料，到60年代已經是具有幾十萬字的大部頭油印教材了。1977年恢復高考后，給學生上課時才正式使用“中國法制史”這個名稱。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法制史簡編》上下兩冊，就是在原有油印教材的基礎上修訂的。這是我們中國法制史教學組共同勞動的成果。這部教材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公開出版的教材，在國內外影響很大。
中國法制史課程時數開始時是136學時，兩個學期的課，屬于法律學科的基礎課，與法理學的課程時數一樣。當時高等教育部的教學計劃，要求綜合性大學法律系與政法學院在培養目標上有所區別，前者主要是培養教學科研人員，因此加強基礎理論課時數，后者主要是培養司法部門的實際工作者，要加強司法業務課。
1977年恢復高考后，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法律系陸續增加了一些新的課程，而且在培養目標方面，全國政法院系都一樣，沒有區別，前沿性的新學科不斷出現，而且科學發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我們必須在前沿學科方面跟上去，多投入些力量，力爭有所創造，在法學領域，我們既要引進先進的法學文化彌補我們的不足，同時，也要把我們的研究成果輸出去，發揮我們的長處。中國古代就曾經是一個法律文化輸出的國家。引進來，輸出去，起到互動作用，變被動為主動，才能顯示我們法學院的學術生機。為此，分去中國法制史的一些課時，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五六十年代，青年教師第一次講課，要先寫教學大綱和講稿，寫好后在教學小組討論通過，再交教研室討論通過，然后試講。對大綱和講稿的討論主要著重觀點、結構和內容。試講主要著重口頭表達和思維邏輯，看講課效果。講稿和試講有時反復二、三次，通過以后才能正式到課堂給學生講。在課程內容上，國家部分主要講國家的本質和政權組織，即國體與政體。法律部分主要講立法概況、法的本質、刑事立法與司法制度。要突出每個歷史時期國家與法律的階級性，不能過多的介紹史料，強調理論分析。這樣就難免出現貼標簽的現象，甚至有些不是根據史料，而是靠推理得出結論。說的是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對待歷史上的法律制度，實際是以形而上學和法律虛無主義，一概采取批判的態度。只片面的強調法律的階級性，從而忽視了法律的繼承關系，忽視了法律廣泛的社會功能。對歷代的國體與政體，只強調階級專政的一面，忽視了國家的其他職能。當時有一種錯誤的邏輯推理，凡是剝削階級的法律制度都是反動的，只能通過批判認識其反動的階級本質。這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制度的一種粗暴態度。歷史上的法律制度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同其他文化的一樣，其中積淀著精華與糟粕，正確的態度，應該實事求是地批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為我們的法制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1952年學習蘇聯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原北大法學院撤銷，在教學行政管理體制上是：學校下設各系，系下分設各教研室，每一門課成為一個教學小組。法律系恢復重建時，教師不多，全系只有41位教職工。當時法制史和法理學在一個教研室，叫“國家與法的理論和國家與法的歷史教研室”，開設四門課，即國家與法的理論、中國國家與法的歷史、蘇聯國家與法的歷史、國家與法的通史（外國法制史）。后來取消蘇聯國家與法的歷史，開設中國政治法律思想史，起初這門課程只有一位教師，只講先秦的，后來秦漢以后的請哲學、歷史系的教師講專題，課時不多。1974年才由外專業轉來一位教師，課時相對增加。外國政治法律思想史開得較晚，大約是1960年。后來歷史與法理分為兩個教研室，法制史教研室有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政治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和外國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國法制史學時一直是最多的。1960年中國法制史專業開始招收研究生，同時還有法學理論、國際法、民法三個專業，每年各專業只招收一兩名，學制均為三年。
法律系重建后的五十年中，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1999年又恢復重建法學院，從教職工和在校生人數來看，已幾倍幾十倍于五十年前，原有的系資料室，隨著藏書數量的增加，已擴展為具有相當規模的圖書館。教師隊伍的建設，圖書資料的建設，是辦學的兩大支柱。現在法學院教師素質不斷提高，許多青年教師脫穎而出，我認為他們中有的已經達到星級標準的學術精英，還有出道未久的年輕教師，在學術上也嶄露頭角。他們的特點是：專業基礎扎實、知識面廣、外語好，而且對于學科前沿問題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寫出了不少的學術著作，在社會上得到好評，作為北大法律人，每當我聽到這種信息，內心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因為他們代表著北大法學院的希望和未來。五十年來，我生活在北大，成長在北大，是地道的北大法律人，與北大法學院同呼吸、共命運，榮辱與共。北大這塊牌子很硬，北大法學院這塊牌子也很硬。但是我們不能關起門來夜郎自大，我們要放眼全國、放眼世界。同兄弟院校和世界相關院校相比要學習人家的長處，一定要謙虛謹慎，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能有半點浮躁。要學科與學科相比，教師與教師相比，按理說我們在學術水平上應該高于別人，這樣才能與北大這塊牌子名實相符，至少能與人家比肩和立，平起平坐。在每個學科都要有發言權。用現代時興的話說：要打造自己的品牌。近幾年來，各大學都提出爭創世界一流，作為辦學方向，這是好事，我們也要力爭，對世界一流的標準，我還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爭創世界一流的法學院不是口號，要靠我們腳踏實地的去做。只要我們的教師隊伍的素質不斷提高，多出一些社會上公認的學術骨干和學科帶頭人。科研方面取得世界矚目的成果，在學科設置、教學質量上達到世界名牌大學的標準。我們的圖書資料在館藏方面具有較好條件，教學管理水平不斷科學化，當社會上都說北大法學院已經達到世界一流了，盡管我們自己還感到不夠，但是人家硬是這么說，而且是發自內心的贊譽，那該多好啊！
我今年已經七十有七，回首大半輩子的工作歷程，常因對黨和國家沒有多大貢獻而頗感愧怍，但聊以堪慰的是，尚能勤勉敬業，刻苦學習，以勤補拙，認真工作，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方能取得一點成績，較好的按時完成我所承擔的教學科研工作。時至今日，作為北大法律人，我仍愿為法學院發揮余熱，承擔力所能及的工作。
謹以此文祝賀北大法學院百年院慶暨重建五十周年！
蒲堅，北京大學教授，字固之，號宜水。1927年生，河北玉田人。1949年9月入中國政法大學學習，1950年2月轉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54年畢業，同年到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全國法律史學會理事，中國法制史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法律問題研究會理事，中國政法大學法制史研究所和法律文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制史專業博士點導師組成員，中南政法學院客座教授，國家教委中國人民大學文科文獻信息中心學術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校內外開設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中國法制史史料學、中國行政立法史、中國經濟立法史以及唐律研究等課程。
主要由他執筆編寫的《中國法制史簡編》（上下冊）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公開出版的中國法制史著作，在國內外影響很大。他主編的《中國法制史》（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獲北京大學優秀教材獎。他的力作《中國古代行政立法》一出版便受到學界的廣泛注目。他還擔任《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中國法制史學科主編。曾獲得中央司法部頒發的優秀教師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