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經濟史家汪敬虞晚年曾有這樣一段回憶：“那是在一個可容上千人的大禮堂里舉行的。當時我看到面無表情的周先生坐在臺下正中，兩旁坐的是他的親屬，有人告訴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會上除了群眾一個接一個上臺批判以外，還有周先生親屬的揭發。他們也走上臺，帶著激憤的表情對自己的親人進行聲色俱厲的揭發批判。這種場面，在后來的反右等等運動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為怪。但在建國初期第一次看到時，卻很不習慣，覺得異乎常情”。（汪敬虞《記憶猶新的回憶》，《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其中所記載的，是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發生在北大的一場標志性的批判會，而那位“周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前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先生。
學運當闖將，留學下西洋
清朝光緒十八年（1892），周炳琳出生于浙江黃巖縣上垟鄉的一戶普通人家。幼讀私塾，后入黃巖璇珠小學，再轉學入椒江前所鎮的天主堂小學，習法文。光緒三十三年（1907），考入黃巖中學堂。民國元年（1912），他正好二十歲，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次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并于1916年畢業升入法科經濟門。次年，蔡元培出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當時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匯聚北大，極一時之盛。
從人生的階段來看，當時的周炳琳正值年輕激進的時期。他深刻感受到了這股社會變革的潮流，時代的脈搏不斷敲打著這個有為青年的心弦，他勇敢地、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這場轟轟烈烈的劃時代運動。
1919年5月1日，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中國人民積聚已久的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了”。據許德珩回憶，最初這個消息是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告訴蔡元培，蔡又馬上透露給他。次日晚間，北大一部分愛國學生在北大西齋大飯廳舉行會議，提議由國民雜志社發起組織北京各校同學示威游行。5月3日晚上，又在北大第三院禮堂舉行學生大會，定于次日協同其他兄弟學校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次日，即爆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
周炳琳不僅親身參與了5月4日火燒趙家樓的行動，也是五四前幾次大會的積極參與者。雖然沒有明確或突出的記載，但從他于是年11月28日刊登在《少年世界》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來。該文名為《五四以后的北京學生》，寫作時間在“五四運動”發生半年之后，應屬有關“五四運動”的最早文獻之一。他在文中首先指出“五四是北京學生思想變遷的大關鍵”。五四以前，不要說那般讀死書、不思索的學生絕不想到已成的勢力要學生去推翻，就是號稱自覺的學生也只曉得‘厭故喜新’，至于‘除舊布新’，他們絕不想是當學生的時候能夠做的”。他以親歷者的口吻說，“五月四日那種熱烈的舉動、完全感情的沖動，說不上真有‘除舊布新’的覺悟”，“‘除舊布新’的覺悟緊接著‘五四運動’而發生，……五四運動雖是感情的沖動，然而事后覓根據，覺得這種舉動很合于理性。理性的根據一到手，勇氣陡然增漲，不但消極方面任你政府用怎樣的高壓手段屈服我不了，而且積極方面謀蓄的改造與新的創造”。（周炳琳《五四以后的北京學生》，《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1920年）由此可見，五四當天的一些行動存在感情激動的成分，并非絕然出于理性。而事后更是理性與激情雜糅，最終促成了這場“除舊布新”的偉大運動。
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時期，各種主義盛行，各類社團涌現，當時以救國救民為急務的運動領袖們往往同時參加若干個團體和多種社會運動。周炳琳，就是比較典型的一個。他當時參與的社會團體主要有《國民》雜志社和少年中國學會。
《國民》雜志社與《新潮》雜志社和《國故》月刊社，是當時北京大學鼎足而三的社團，它在五四運動前的若干次北京高校學生愛國請愿運動中自發產生。1918年10月20日成立，蔡元培等到會致辭，并寄以厚望，許德珩、周炳琳、鄧中夏、陳寶鍔、黃日葵等為雜志編委。起初，《國民》雜志與傅斯年主持的《新潮》對立性很強。最后通過李大釗的努力協調，在反對日本侵略中國這點上達成一致。當時，周炳琳不僅擔任了該雜志的編委，還親自撰文，較早地對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進行介紹、探討。
而少年中國學會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個團體，它凝聚了當時社會的一大批精英分子，從某種意義上說，它造就了一個時代。該會于民國七年（1918）六月三十日發起，至民國八年七月一日始開成立大會。宗旨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運動，以創造少年的中國”。從名字上看，使大家很容易聯想到梁啟超那篇膾炙人口的《少年中國說》，其實梁氏的影響在少年中國學會創建過程中的確是存在的。其會員人數堪為五四時期人數最多的一個，其中名聲顯赫的主要有：許德珩、宗白華、田漢、張聞天、周佛海、周炳琳、李大釗、張申府、劉仁靜、惲代英等。除這些人外，還有后來成為新中國主席的毛澤東。但從名單次序來看，毛澤東當時在學會里面并不突出。不管怎樣，在少年中國學會名單中的人物，大多數后來占據各界要津，或成為學界巨子，或成為實業大亨，或成為政界顯要，乃至成為新中國的締造者。而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前后，少年中國學會內部成員逐漸分流，成為各主要政黨的代表人物，深刻影響了當時中國的政局。不僅如此，在學術、實業等領域，他們也有突出的表現。例如周炳琳在1930年代執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之牛耳，許德珩成為著名的“左派”教授。
在少年中國學會中，周炳琳應屬比較活躍的一個。他不僅身任第一組編輯員，協助李大釗等編輯《少年中國》月刊，還親自撰文主張男女平等和大學開放女禁。而從《少年世界》登載周炳琳的兩篇文章看，他儼然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忠實報道者和冷靜觀察者。可以說，這一時期他的思想相當活躍，甚至有點激進。由于五四以后，政府處置乖張，“不是解散學校，就是克扣教育費”。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中，對當時教育被蹂躪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號召“少年世界的青年呀！奮斗！犧牲！實地做去！別當作口頭禪！”（周炳琳《一九一九年秋季開學后的北京學生界》，《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二期，1920年）
目前見諸記載的，他當時所關心并且較有研究的，主要有兩方面問題。其一，探討婦女解放和大學開放女禁的問題。他曾《少年中國》雜志第四期“婦女號”上著文呼吁“開放大學”與“婦女解放”。該期作為討論婦女問題的專號，第一篇刊載的是胡適的文章《大學開女禁的問題》。胡適在文末表明自己的立場：希望要先有許多能直接入大學的女子，現在空談大學開放女禁是沒有用的。周炳琳的文章《開放大學與婦女解放》比較醒目，更具有男女平權的意味。他旗幟鮮明主張婦女自己解放自己，不容男子插嘴。談到大學開放，他又號召女同胞們“只要你們能夠打門，開門的人不會沒有的”。（周炳琳《開放大學與婦女解放》，《少年中國》第四期，1919年）與胡適的文章相比，兩者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周炳琳看到了根本的問題，即婦女的解放必須由她們“自動”完成，并不需要男子們插嘴，只有這樣才是做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而胡適的主張更具操作性，最后北京大學于1920年率先招收三名女學生入學，實際上就是采用了胡適的主張，即在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男女同校的情況下，招收女生入學。自從北京大學開風氣之先，男女同校漸漸就不再成為一個問題了，而婦女解放更成為現代中國的一股不可逆轉的洪流。
其二，對社會主義運動的介紹和探討。十月革命以后，社會主義傳到中國。他遍查新從歐美來的雜志，從英文翻譯過來一篇《鮑爾錫維克主義底研究》，在1920年1月的《國民》雜志刊登，將英美學者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研究文章介紹給國人。而在該雜志第二卷第二號上面，又繼續探討了“社會主義在中國應該怎樣運動”的問題。他在考察了當時社會主義運動和俄國社會主義思想之后，給出他的回答：“挾著經濟改造底熱忱，加入城市底人中、鄉村農民中共同生活，默運潛移，使工農都覺悟，大家起來推翻游閑階級（Leisure Class）、坐食勞動階級、勞而不得食的舊社會，建立共同消費、共同生產的社會”。（周炳琳《社會主義在中國應該怎樣運動？》，《國民》第二卷第二號，1920年）從解決經濟問題入手，“建立共同消費、共同生產的社會”，就是他當時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理解。
經歷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周炳琳以學行優異獲得了一次難得的出國留學機會。1920年著名的民族資本家、紡織業大王穆藕初捐資五萬兩，派遣學生赴歐、美求學，請蔡元培主持，蔣夢麟、胡適之、馬寅初等輔助，最終選定段錫朋、周炳琳、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等五名學生赴美留學。此舉在當時引起巨大影響，人們將之與清末考察憲政的“五大臣”相比擬，譽為學界“五大臣出洋”。
1920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宣武門外岳云別墅召開北京會員第一次年會，并歡送周炳琳、康白情等人出洋留學。抵達美國后，他先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社會科學理論。次年，獲得哥大文學碩士學位。嗣后，轉赴歐洲，入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法國巴黎索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等研究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1925年8月，他輾轉回到闊別五載的祖國——一個仍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奮力掙扎的古老國度。
離開國內激烈的社會變革運動，西方世界的大門驟地向周炳琳打開了，而且選擇的空間驀地廣闊起來，他并沒有繼續選擇社會主義的學說或運動。以今日之視角觀察，周炳琳的這樣轉變并非沒有道理。其一，馬克思主義學說乃西方世界諸多學說之一種，從未出現過由它“一統天下”的局面。而且，實際上它在西方世界的經濟學、社會科學乃至哲學領域，也只是諸多學說之一種。俄國十月革命、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等學說雖然具有很大的批判性，在西方世界的確曾經引起巨大的震動，但也不曾也不可能完全顛覆西方社會存在的基礎。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五四運動時期，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的影響及其傳播，遠比在西方世界更深廣、更獲得人心。自從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主義等“社會主義”的學說產生之日起，西方世界就以敵人相待，通過各種手段加以打壓，盡量減少他們在西方世界的影響。也就是說，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更有市場，而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很難獲得合理生發的根據。在紛繁復雜、林林種種的經濟學說、社會科學理論中，選擇也就不是唯一的。而且，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學習的“德先生”本質上也是一個西方世界的舶來品，并非來自獲得新生的蘇俄政權。周炳琳在出國前早已受到歐風美雨的浸潤，并且對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心向往之，出國后作出那樣的選擇也不足為奇，更不應該成為責備或批判的理由。其二，周炳琳等出國獲得穆藕初的資助，“五萬兩”在當時的確可觀，每人每月生活費120美金，甚至高于官費生，完全可以滿足他們在國外的生活、學習需要。衣食無憂，“有恒產者有恒心”，周炳琳自然會更投入到相關學術的鉆研中去。他大可不必像赴法勤工儉學那批革命者，多數在出國前抱有一種極力改變現實的想法，做工、讀書與革命往往是融為一體的，他們也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革命學說相當信奉，有很強的功利主義色彩。周炳琳等出國以前，在學業上均打下一定的基礎。出國后，自然傾向于在學理上繼續作深入的研究。如果毫無專業知識的基礎，他們也未嘗不會“見異思遷”，甚至走上革命的道路。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可以認為周炳琳在五年的留學過程并沒有放棄追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曾經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獲得的歷練，以及當時在國立北京大學熏陶形成的“自由主義”的獨立品格，并沒有褪減多少，他歸國以后的言行就是最好的證明。“條條大陸通羅馬”，在拯救國家民族于危難水火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只要都在全心全意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努力奮斗，只要他們沒有侵害別人的合法權益、沒有做損人利己的事情，任何個人或團體都沒有資格去否定他們所付出的努力，也不可能抹煞他們的功績，更沒有理由因他們選擇的道路與己不同而斥其為反動，甚至大加撻伐。
參政又議政，言語復鏗鏘
周炳琳回國后，即受聘國立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當時的中國革命勢力高漲，國民黨和共產黨早已結成“國民革命”統一陣線。經共產黨員李大釗介紹，他加入了當時勢力占主導的國民黨。從此，周炳琳作為一名國民黨員，以自由主義為高標，既參政又議政，踏上了他“由參加政府而尋求新中國底希望”的不懈探索之路。
1926年1月，周炳琳南下，任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教授。“三·一八”慘案發生后，舉世震驚。他懷著悲憤的心情，放棄教職，只身趕赴南方的革命中心——廣州。7月9日，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8月，由當時任國民黨中央中央宣傳部長的同鄉顧孟余介紹，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任干事。
由于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他隨國民黨中央黨部北遷，后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參與了收回漢口租界的斗爭。1928年春，應新創辦的《中央日報》主筆彭學沛之請，為該報撰寫社論等，后又短暫出任國民黨浙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兼組織部長。1929年3月15日至28日，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正式宣布軍政時期結束，開始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獨負全責”進行訓政。周炳琳作為浙江省六名代表之一，出席了該次大會。會后，他應羅家倫之邀，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1930年12月23日，新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到校視事，對北大原有制度多有興革，如根據新頒《大學組織法》，改全校為文、理、法三院。1931年6月6日，《北大日刊》公布“本校法學院下學年教授名單”，周炳琳為經濟系教授，并任法學院院長。即從1931年起，直至1949年，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一職長期由周炳琳擔任。期間他雖曾短暫出任他職，但是院長一職仍虛位以待。算起來，他前后十余年掌北大法學院之舵，發揮作用、產生影響均相當深遠，則其在北大百年歷史、乃至近代大學教育史上之地位自不容忽視。
在他上任不到半年，“九·一八”事變就發生了。一時間，群情激憤，救國呼聲此起彼伏。事變發生后，北大教職員也組織了“北大教職員對日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商討對日策略。該會分別于1931年9月21日、22日，在第二院會議室召開“北大教職員對日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會議”，法學院派周炳琳和戴修瓚兩位先生參加，并由周炳琳擔任大會主席。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決推舉周炳琳、胡適、燕樹棠三位先生起草致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函電，請政府向日本嚴重抗議，要求立刻撤兵，恢復原狀等。
1932年5月2日，有感于時事艱難，富有使命感的《獨立評論》創刊。該刊秉持自由主義之精神，成為當時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重要的言論舞臺。而此刊物的審批事項基本是由周炳琳一手操辦的。由于《獨立評論》其中一些文章討論的內容超出蔣介石政府言論許可的范圍，曾經受到的兩次郵寄查扣。而周炳琳之所以能操辦該刊的登記事宜，原因是他在此期間擔任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委員，所以有諸多便利。可以說，周炳琳是《獨立評論》背后有實力的支持者之一。言其是《獨立評論》的支持者，不僅因為他幫助辦理刊物登記事宜，更表現在他勇于為該刊撰寫文章上。其實，周炳琳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文章數量并不多，一共只有四篇。與其他作者如胡適、傅斯年、陳之邁等相比，他該算是相當少的了。但是，讀完這幾篇文章，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他寫作的魄力和思想的深度。
在這四篇文章中，有三篇是針對中日問題有感而發。第一篇寫作于1932年7月3日，距“九·一八”事變發生不到一年。當時，國民政府的一些外交行為給人“仿佛已經有了對日新方針”的印象，但又不十分明顯。周炳琳在文中認為，未來的對日新方針必須注意以下三點：第一，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收關內外民氣之效；第二，此新方針之實行應能轉變國際視聽，增強國際對滿洲事變之注意；第三，此新方針之實行，其本身應能稍抑制日本之野心。從當時的民氣上看，很需要“全國一致作有組織的動作”，振作士氣，維系民心，否則“東北之失地絕無收復之望”。而對于“一味蠻強，根本不講理性”的日本軍閥，不能藉靠“純理性”的解決方法，他認為，“對日新方針中應有討伐偽國一著為其主要部分。我們本應早有討伐偽國一舉，……對偽國與對日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文末，他提醒大家，“時機迫矣”，如果不采取緊急、有效的行動，后果將不堪設想！（周炳琳《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獨立評論》第七號，1932年7月3日）
另外兩篇探討中日問題的文章均發表于抗戰前一年，對日寇的侵略行徑進行了無情揭露和批評。周炳琳在文中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方面對日本為侵略中國制造的詭辯理由，即“人口過剩”和“將以制俄”，進行嚴厲批判。他首先指出，對于人口過剩的問題，“其國之人口未必真成過剩，即或過剩，亦不能恃移民出國以宣泄之”，日本“非基于人民實際需要而強為攫取他國土地，適見其武力侵略用心之辣惡”。對于日本“將以制俄”的理由，他認為，“謂俄威脅日本固遠不若謂日本威脅俄國之含有真實意義。現今俄之對日，情勢誠極緊張，但緊張之禍根不在俄而在日”。周炳琳批評日本侵略者說，“禍根在己，而反揚言將以制俄，東亞之安定勢力非日本莫屬”，詭辯若能勝事實，國際間就沒有是非可言了。（周炳琳《中日國交調整中幾個要點》，《獨立評論》第二二三號，1936年10月18日）
另外一篇文章中，周炳琳更對日本侵略者提出的“華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的主張進行批判。他嚴厲指出：“所謂兩難題，實是同一行動揭著兩面幌子。華北的實際特殊化，才是日方的真意向。鬧了一陣熱鬧，原來還是一個騙局”！（周炳琳《冀察現局》，《獨立評論》第二二八號，1936年11月22日）他并且警告日本侵略者，“一旦踏入廝殺之悲境，甲殺乙，乙亦能殺甲也”。（周炳琳《中日國交調整中幾個要點》，《獨立評論》第二二三號，1936年10月18日）生于亂世，百般艱難，身為一介書生，雖剴切陳詞亦不能挽回危局，惟此良苦用心足堪欽敬。
在《獨立評論》時代，周炳琳曾有一篇文章往往被人們解讀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那就是《我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批評》。以今日視角考察，他的那些“批評”并非空穴來風，也完全不是惡意中傷。首先，他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及共產黨青年團出現之背景，如“打破現狀之情緒”、“社會主義學說中平等觀念之得人心”、“蘇俄革命成功之被理想化”等。我們知道，周炳琳在五四時代就曾研究過蘇俄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歷史，并曾有文章發表，他對于社會主義學說的接受早在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前。從他發表的有關文章看，他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研究較具學理特色，與革命者的理解存在一定不同，也就更少工具主義的色彩。而且他與早期中共領袖李大釗、鄧中夏等人交往甚多，因此對他們的革命理想相當熟悉。此外，他早年曾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對當時“打破現狀之情緒”，可以說是親身體會。
周炳琳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對比分析似乎才是今天不容易被理解的內容。他以社會革命和國民革命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之間的差別，并由此認為各自政黨應在歷史的不同階段采取適當的方式完成各自的使命。他在文中直言不諱：“我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批評是：該黨年來政策上最大的錯誤在于中途不忠于原來的認識，妄想超越‘國民革命’階段而突進。此舉無論在理論上在利用機會一點上，均屬錯誤”。可見，他之所以批評中共原因是他心目中存在一個預設的改造中國的邏輯，即只有先經歷國民革命，才能進行社會革命。共產黨人不應該超越當時國民革命的歷史階段，“妄想”進行社會革命，否則是行不通的。
該文的最后一段才暴露他的真正立場，希望中國共產黨“迅速放棄其暴動政策運流寇行為，取得法律上之地位，循憲政常軌，以與國民黨或其他在朝黨抗衡”。原來，他在這里最希望實現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是希望多種政治勢力（當然包括中國共產黨）能取得法律上之地位，以憲政和民主為武器與國民黨和其他在朝黨進行抗爭。（周炳琳《我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批評》，《獨立評論》第六十二號，1933年8月6日）
周炳琳身為國民黨員，一貫保持著對革命左派及共產黨的關注和同情。1932年12月13日，著名左派教授許德珩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侯外廬、馬敘倫二人。消息傳出后，輿論大嘩，蔡元培、周炳琳等人組織援救。經過多方努力，許德珩被釋放出獄。除此以外，他甚至還同許德珩等人曾經給陜北的毛澤東等人送過食品和衣物。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最近兩年由于知情者張友仁先生的揭示才重見天日。（參見張友仁《周炳琳等教授向陜北毛主席贈送火腿等物》，《文匯讀書周報》2004年10月1日）
1937年春，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周炳琳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原定由周炳琳擔任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秘書，后改楊振聲代行其事。1938年3月14日，周炳琳、蔣夢麟、張伯苓、鄭天挺、秦瓚、施嘉煬、吳有訓等在昆明市內四川旅行社開會，商討籌組西南聯合大學事宜。1938年4月2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仍由三校校長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蔣夢麟欲聘周炳琳為總務委員，周推辭不就，旋奉命赴重慶整頓中央政治學校，任該校教育長。兩年后，方回聯大任教。1944年8月，原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奉派赴美，提出辭呈，周炳琳繼任該職，后又兼任聯大法科研究所所長，以迄聯大結束。
1938年7月7日，抗戰時期重要的參政議政機構——國民參政會在漢口大戲院召開了第一次大會，周炳琳被推選為參政員。從此，開始了他八年的“參政”之路。次年2月24日，經國民參政會第五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周炳琳與周覽等人聯名提出的“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其中指出值此抗戰建國之際，“我人尤宜淬勵民主法治值精神，確立民主法治之制度，以期訓政早有實際的成就，而為憲政預立鞏固的基礎”。
在每次國民參政會上，周炳琳言詞犀利，不留情面，是令國民政府感到“難受”的幾個提問者之一。如在國民參政會的發言安排上，政府報告時間過長，聽者皆感疲倦；而參政員詢問的時間過短，很多問題沒等提出，時間就到了。多數參政員雖然不滿，卻又無可奈何。而周炳琳與許德珩勇敢站出來，大加撻伐。據當時報道，他當時說，參政員詢問的時間有限制，為什么政府報告的時間反不限制？根據這幾天的情形，每一個政府機關的報告時間和參政員的詢問時間恰是二十四與一之比，就是一個政府機關報告所占據的時間，等于二十四個參政員所詢問的時間，現在要求最低改為十二與一之比”。結果，同感痛苦的參政員們，對許、周兩參政員的這一聲明，立即報以全場鼓掌。他還在參政會上對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嗤之以鼻，他說中國近年來風氣很不好，鬧得官商簡直不分，在南美巴西的存款，事實都是那些貪官污吏的仕宦之家。所以，獻糧獻錢，先要由重慶做起，因為重慶是這種仕宦之家的所在地。
參政會后，周炳琳在西南聯大報告關于國民參政會的情形和他的觀感，《新華日報》還對此做了專題報道，大字標題為“周炳琳報告參政會觀感，主張民主政治要徹底”。據該報道，周炳琳對于政府三十四年度施政報告的審查，認為政府雖然有一頂總的帽子，但各部門的依然是一篇篇的流水帳，較之過去實無多大進步。他在報告最后，又告訴聯大的同學們說，他已和參政員錢端升氏在參政會閉幕后舉行的憲政實施協進會上，提出了一個請政府充實人民基本權利的提案，包括“各黨各派應一律有合法的存在地位”、“各省參政會的職權應該擴大”等。周炳琳堅持認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抗戰，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國。民主政治須全盤的，徹底的，故不以一點點全權限的擴大為已足”。
從《新華日報》這幾則報道看，周炳琳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不可謂不深刻，而對民主、憲政和法治的追求也不可謂不執著。對于《新華日報》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喉舌”，能對身為國民黨員的周炳琳給以這樣密切的關注和詳盡的報道，足見當時統戰工作的良苦用心。
而由于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使他漸漸對自己多年努力的“由參加政府而尋求新中國底希望”道路開始發生懷疑，因此他拒絕參加所謂的“國大”，同時也斷絕了與南京的一切活動。1946年11月，國民黨當局置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強烈抗議于不顧，一意孤行召開所謂的“國民大會”（史稱“偽國大”），國共談判最終破裂。據《大公報》1946年11月13日的報道，周炳琳與許德珩一致表示“尚無出席國大之意”。除此以外，他極力反對內戰，1947年5月6日，更公開表示拒絕參加國民參政會，因為他早已看透國民黨內戰的陰謀，與國民政府徹底斷絕關系。
1947年11月5日，民主同盟被蔣介石政府宣布為“非法團體”，勒令解散。周炳琳義憤填膺，聯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共48位教授，在儲安平主辦的《觀察》雜志上公開發表《我們對于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一文。文中指出，政府壓迫民盟的做法嚴重侵害了人民的權利，要求政府“重作決定”。
在與國民黨政府逐漸疏遠的同時，周炳琳在國共“重慶談判”后，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似乎走得越來越近。如1946年2月，周恩來、鄧穎超設宴款待周炳琳及其夫人魏璧女士，席間有王若飛、秦邦憲等作陪。不意兩月后，飛機失事，王若飛等十余人罹難。周炳琳特修書一封與周恩來，以示哀悼，感慨地說“人生真若朝露，聚散尤嘆無常”。可見，當時周炳琳與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關系已經非同尋常了。
然而，生逢亂世，他沒有悲觀，更沒有消極，始終是站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1948年3月1日，受宋子文的資助，前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負責人錢昌照在北京主持成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并決定主辦《新路》周刊。該經濟研究會和《新路》刊物，被認為當時“第三條道路”的代表。北大的周炳琳和清華的潘光旦先后參與其中，建國后他們二人也曾因此“獲罪”。周炳琳在社會經濟研究會中的活動比較缺乏記載，《新路》中有他的一篇文章，完全針對當時的《中美友好合作通商條約》有感而發。他在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祛了外交詞令，赤裸裸露出來的，是美國獎勵中國政府戡亂，支持他打內戰”，并嚴厲質問代表中國政府的王世杰部長和代表美國政府的司徒雷登大使，“不知道他們在交飲香檳酒后，回到自己的寓所，想到這宗援助眼見九九歸一，要拿來支持并增劇殘殺，又想到自己多年教育家或宗教家的身份，也感到不安否？”
內戰打得如火如荼，周炳琳雖然也曾為和平奔走呼吁，但心里實在感到無可奈何。在他給胡適的一封信中就透露了這樣的訊息。他說，武人只知武力足恃，不惜訴諸戰爭以解決內政糾紛。“在此局勢中，號稱主人翁之人民呼吁無靈，而智識分子尤可憐。……吾人今日于內戰雖不能挽回劫運，然是非須分明，至少應持超然的態度”。在1948年底，他與趙迺摶、樊弘、周作仁、陳振漢等四位教授一起公開表示不會離開北平。1949年1月15日，北平市各界團體籌組成立“華北人民和平促進會”。何思源、周炳琳、張東蓀、鄭天挺等人應邀參加。次日，該會又推派何思源、周炳琳、何基鴻等11人作為代表，赴香山訪晤葉劍英，商談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然而，周炳琳在六年后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當人民解放戰爭接近在全國范圍取得勝利的時候，眾人歡騰，我卻變得十分矜持”。對于這位久經風霜的五四健將，在新生的政權下，接下來的世變可能遠遠超出他的想像。
教育是本職，自由為理想
1931年7月31日，胡適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下午與周枚蓀長談，也關政治。他是國民黨員，但終因北大的訓練，不脫自由主義的意味。”（《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40）這一次長談發生在周炳琳擔任北大經濟系教授后一個多月。同為民國時期“自由主義”分子的代表，胡適對周的評價比較恰切。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在“革命”和“專政”的背景下，不僅受到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限制，更常被人誤解，甚至橫遭社會之摧折。
民國時期北大一些學科院系的設置與今天很不相同。五四運動前，北京大學有法科，下設法律門、經濟門、政治門。蔡元培當校長后，法科學長先是王建祖，后為黃右昌，三門中一般以法律門主任為主席。五四運動后，遂“廢學長，設系主任”，然以往“法科”之觀念并未盡去。黃右昌、王世杰、何基鴻等，相繼為法律系主任。經過“京師大學校”及“北平大學區”前后幾年的擾攘，北大歷史逐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蔣夢麟當上北大校長后，對北大原有體制進行改革。首先取消預科，改法科為法學院，以周炳琳為院長。院內設置三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以及法律學系。從此，除在西南聯大時期，曾將社會學系并入法商學院外，北大法學院長期保持了這樣的格局。
在周炳琳擔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長沒有多久，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由于學潮迭起，北大校務出現經費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校長蔣夢麟和法學院長周炳琳多次商討對策，也曾打過退堂鼓——二人聯袂離校，南下上海。據蔣夢麟致胡適和傅斯年的信件稱，“我這回的離校，外面看來，似乎有些突如其來，其實不然。枚孫和我兩人，商量了不知多少回，才決定的。學校的致命傷在經費的積欠，教員的灰心。兩位也知道好多教員，真是窮得沒有飯吃。第一批學生南下的時候，我們兩人已議決了把北大放棄不辦。……學生的跋扈——背了愛國招牌更利害了——真使人難受。好好一個人，為什么要聽群眾無理的命令呢？”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以蔣夢麟和周炳琳身為一校之長或一院之長，“處其位，謀其政”，當然希望能在校、院事務上制定施行他們的教育計劃。這并非像某些人所說的“完全出于鎮壓學生運動的目的”，作為學校的管理者、教育者出于育人之目的，理由自當說得過去。當然，因為蔣夢麟和周炳琳皆為國民黨員，不可避免帶有“政府派”的色彩，如果他們惟黨部的命令是從，極力推行“黨化教育”，必當受人詬病。其二，蔣夢麟和周炳琳皆以“社會精英”自許，尤其周炳琳既有五四的親身經驗，又一貫追求憲政民主的道路，他們改造舊中國的計劃也完全是一條“精英路線”，則他們對于當時的底層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會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類似本能的抵拒。其三，在社會動蕩的年代，欲求若干長期計劃殊非容易之事。教育更是“百年大計”，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更是舉步維艱。根本上說，不論是教育，還是憲政，皆必以社會穩定和具有秩序為實現的前提。對于穩定，在舊中國，各種勢力你爭我奪，戰亂頻仍，欲求之而不得。對于秩序，國民黨試圖按照他們的黨綱和蔣介石獨裁之需要建立、維護一種他們心中的“理想秩序”，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各種政治勢力和團體對國民黨的“理想秩序”并不滿意，不斷批評、抗爭，甚至以擾亂、顛覆國民黨的秩序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秩序為職志。這種尋求秩序和顛覆秩序之間的矛盾沖突，在近代中國，由于沒有一種絕對強勢的政治力量來掌控局面，長期存在著。由此看來，上述蔣、周二人離校事件既出于偶然，又是當時社會背景下的一種必然之事了。因為民國時期的北京大學，尤其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后，早就成了各種社會矛盾集中表現、爆發的場所，用一種流行的話說就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能像北大這樣與一個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
關于周炳琳在法學院長任上的成績，用當時法律系主任戴修瓚先生的評價“長院以來，多所興革。學生風紀及在學成績，已較昔年為進步”，這樣的評價實不為過。他在任職期間，為法學院的發展花費不少心思。比如借鑒東西方的教學經驗，改良法學院各系的課程設置。又如，延聘著名學者來法學院任教，深入開展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研究活動。其中1935年初，派助教張守正赴日本進修法律一事足可體現周炳琳注重對人才的培養辦事的雷厲風行。張守正原由本校法預科升入，1930年畢業于北大法律系，即留校任教，同時攻讀李懷亮先生的研究生。1935年3月12日，法律系主任戴修瓚先生以法律系教授會名義給院長周炳琳寫信，提出擬派張守正赴日考察法律教育的建議，其中謂“查本系助教張守正品學俱優，于訴訟法一學科尤有心得，擬令張助教支領原俸，前往日本調查，并就其研究之學科搜集材料”。法律系教授會的意見當天即得到院長周炳琳的同意，并親筆致函校長蔣夢麟，最終得到學校允準。一個月后，張守正即取道上海，東渡扶桑，并于同年4月22日抵達東京，開始了考察工作。
當年周炳琳出于維護正常教學秩序所做的一些事情，一度有人解釋成“壓制學生運動”。1935年，他在“一二·九”運動中的表現就被冠上這樣的帽子。今日如能平心靜氣地考察，考慮到周炳琳身為一院之長，教育職責所在，則對他的做法似乎會有更多理解。另外，如果認為這是“壓制學生運動”，并由此推倒出來“周炳琳反動”的觀點，則又與上面所述當年年底他與許德珩、勞君展等人惠贈毛澤東等食品、衣物的舉動大相矛盾了。
中日時局的惡化似在周炳琳的意料之中，而身為一介書生，除了振臂高呼，喚醒民眾的覺醒，還能奈何？1937年春，周炳琳離開戰云密布的北平，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盧溝橋事變后，隨著抗戰形勢的惡化，他來到了戰時的陪都——重慶。抗戰八年，用馬敘倫的話說，“周先生任參政員兼北大教授，他的表現十足站在民主方面了”。而在昆明，每年的五四，他都要講演、寫文章，“為警惕人家，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覺悟及學習五四的精神”。可以說，周炳琳的一生與五四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是五四的風云人物之一，曾抱著滿腔的熱忱與理想，參加了這個洪流，他希望蒼老的中國經過它的洗禮，能夠由黑暗過渡到黎明。事實上，五四以后的中國，政治上更趨專制和獨裁，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在1947年五四紀念活動中，他非常感慨地說：“五四運動就好比一場惡戰，我是參加這場惡戰受傷下來的傷兵，一個離開火線的傷兵，對于戰事自然是感慨萬千，因此“他希望推進新中國進步的力量，要有朝氣的青年勇敢地擔任起來”。“五四運動”之精神在他的心中是無比圣潔、崇高的，“他認為假若任何人都可以紀念五四的話，那五四精神將成一團廢紙”。對于當時所謂“愛國護權運動大會”紀念五四的活動，他極為反感，憤怒地表示：“這些人要紀念五四，簡直對五四是一種污辱”！（麥揚《訪問周炳琳》，《五四特刊》，1947）
在西南聯大即將結束前夕，1945年，昆明發生了“一二·一”慘案。此時，因聯大教授會主席梅貽琦不在昆明，由周炳琳代司其職。當天下午，聯大教授會召開緊急會議，發表譴責軍政當局的宣言。次日上午，聯大教授會召開第三次會議，首先報告死傷情況，接著議決接受聯大28位助教建議書中關于法律的部分，組織法律委員會負責研討，準備對云南軍政當局提起法律訴訟。法律委員會由周炳琳、錢端升、費青、燕樹棠、趙鳳喈五先生及建議書具名之法律系助教曹樹經、聞鴻鈞等充任。12月4日，聯大教授會第四次會議，由周炳琳報告了法律委員會的工作情形。大會最后決議委托法律委員會搜集本次事件之材料，并加緊工作，務期早日辦到懲兇及取消非法禁止集會之命令。
一個星期后，法律委員會關于案件材料搜集完畢，并草擬出了“告訴狀”，其中談到“此等人犯罪大惡極，過去萬惡軍閥所不敢為者，竟貿然為之，泰然處之。茍不嚴懲，國將不國。……伏懇鈞會迅予調集證據，依法審判。豈僅生者感恩、死者銜環，滇省社會秩序、中國法治前途，均利賴之”。在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里，在法律上能作如此堅韌之爭取，足見那個時代之人對“法治”不懈追求。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諸多類似的政治運動或慘案，過去的人們往往被“政治”遮蔽了眼界，其中蘊涵的法律層面似乎很少有人注意。“一二·一”慘案中幾個主犯獲得最終的處罰，也并非毫無法律根據。而在那個亂世里，政治和革命的聲浪此起彼伏，任何拙劣、骯臟的手段都使得出來，法律或法治又真能算作什么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6年7月，著名教授李公樸、聞一多相繼遭到國民黨特務殺害。昆明的氣氛驟地緊張起來，公憤難平，周炳琳聽到消息后，17日致函梅貽琦，其中稱“決不可開個追悼會，拿死人作文章。做了文章，便了結”。之后，他又聯絡蔡樞衡、費青、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等西南聯大教職員共33人，上書教育部長朱家驊，向政府的卑劣行徑表示嚴正抗議，祈求從速處理，以平公憤。7月28日，重慶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大會，到會者有張群、張篤倫、吳玉章、胡子昂、周炳琳、許德珩、史良、張友漁等各界知名人士和文化教育界教師、學生、職業青年、工人、機關公務人員、家庭主婦、在職軍人等六千余人。大會推周炳琳擔任主席團成員和主祭人。在公祭大會上，他再次對國民黨政府抨擊并勸勉生者繼續奮斗。
與此同時，法學院內部也正在經歷一次不小的調整。此事緣起可從周炳琳1946年7月9日致胡適的信中窺見苗頭。其中，周因病擬辭法學院長職務，同時提出法學院內部亦極待調整：（1）燕樹棠原任法律系主任，周覺其甚不相宜，主張變更，而傅斯年不同意；（2）政治系原由錢端升主持，于蔣夢麟辭職獲準、以傅斯年暫代后，表示欲辭去系主任職務；（3）趙迺摶主持經濟學系，“亦非理想人選”。對于法學院院務，周炳琳在信中表示，希望延請張忠紱返校主持，惟聞其將在上海辦報，特請胡適為之商洽。周炳琳感到個人力量不足，“倘能另請得一人主持，于學校、于個人均為計得耳”。
一個月后，周炳琳給胡適的信中，再次談到此事。在這第二封信里，他更加強調“辭去院長職務”和“法律系主任易人”兩事。對于他辭去院長職務，理由似乎較充分。而其所主張“法律系主任易人”一事，并沒有交代什么明白的理由。以上兩函并不會使人明顯感到這次“法律系主任易人”之事的嚴重性，而8月29日周炳琳給胡適的信件透露給我們的信息卻更具深度，使這次事件顯得非同尋常。周在信中這樣談到法律系易主任事，“作此提議，本是忍痛為之，事非得已”，純為“公事”起見。為此曾向代校長傅斯年剴切陳情，不蒙見諒，不假商討，遽施否決。而對于燕樹棠提出辭呈，他希望胡適能進行“慰留”。同時表示“今后對外當仍持緘默，有何譴責，愿一身當之。若有人謂曲在我，當不分辨。總之，此事在琳為一苦痛之經驗，不再多言為妙”。傅斯年對周炳琳的主張“不假商討，遽施否決”，不僅使他感到有點下不來臺，比較痛苦、尷尬，更有可能由此傷了同事之間的感情。盡管周主張法律系主任易人，但是似乎他并不想燕樹棠離開北大，不然他也不會請胡適加以挽留，更不會表示愿意只身承擔由此事帶來的“譴責”，并且“不分辨”。（《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1037“周炳琳致胡適”，頁124－128）
周炳琳心中對法律系的發展自有獨特考慮。他在這封信中，特別強調法律系教授太少，乃其最焦慮之事。他當時最感可痛心的是，當時法學界中什九都有營業關系。他還談到抗戰期間的教訓，即原本校教師張企泰心騖于戰時臨時工作，一再延期到校。1940年始到昆明，即教書兼為律師，不到兩年又離去，來重慶就司法院事，兼中大教授，并兼為律師。由此推測，周炳琳在北大法律系復員后，乃力圖從根本上整頓，堅決避免教員兼任律師的現象。則法律系主任易人之事，當與此有相當關系。
周炳琳認為，在燕樹棠卸任后，戴修瓚最為合適。戴修瓚在抗戰前即長期擔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兼法律系教授會主席。及至抗戰軍興，他及時趕到長沙，仍身充法律系教授會主席，并擔任數門課程的教學任務。待三校西遷昆明，他因故未能立即趕到，結果聯大任命與戴修瓚資歷相當之燕樹棠擔任法律系主任。燕樹棠從此擔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前后達九年時間。在法學院發生“法律系主任易人”事件之時，戴修瓚身在南京，對于此事內部是否有所知曉或者參與，如今不得而知。周炳琳認為戴修瓚是一位極珍重友情的朋友，且無兼業律師的問題，因此認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與此同時，在這封長信中，周炳琳對法學院未來的網羅人才計劃向胡適做了比較全面的報告。他重點談到了下面這些人物：法律學王克勤、紀元，政治學吳恩裕、王鐵崖、樓邦彥等，這些人物于1946年9月10日均成功受聘于北京大學。結果，燕樹棠最終辭去北大法律系主任一職，并向校長胡適請假一年，得到允準，赴武漢休養。法律系主任暫由周炳琳兼代。1948年4月，周炳琳辭去該職，由冀貢泉擔任。
抗戰結束之后，內戰又起，國共兩黨水火不容，尤其國民黨不斷制造慘案和暴行，大失人心。周炳琳在1946年11月9日給胡適的信中希望胡能為參加“國大”一事慎重考慮，繼而以校務繁重，苦心挽留：“不是杞人憂天，一年余昆明歷次事件之經驗已使人成了驚弓之鳥”。昔日的五四健將已經“兩鬢如霜”，他的“由參加政府而尋求新中國底希望”的夢想破滅了。他累了，他希望能用一種“超然”的態度面對這人間巨變。
書生意氣濃，赤子情懷長
解放前，一份相當秘密的匯報材料《國立北京大學概況》對周炳琳做了這樣的介紹：“周炳琳——浙江人，五十余歲，國民黨員，參政員，失意政客。現任法學院長兼法律系主任、經濟系教授。……是一個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人。時而為了迎合學生們的心理，發一頓牢騷，時而又為了將來好做大官，變成了一個極反動的人”。從其中“現任法學院長兼法律系主任”一語來看，此材料大致形成于1947年或1948年初，最遲不會超過1948年4月即周炳琳辭去法律系主任的時間。當時這份材料寫作者的立場，通過材料的敘述，早已不言自明。
1949年2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了熱烈的入北平城儀式。2月28日，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對北大實行接管，并派員駐校。次日，周炳琳上書主動辭去法學院長職務，專任經濟學系教授。5月5日，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決定成立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由湯用彤任主席，并命令“自校務委員會成立之日起，舊有行政組織即停止活動”。同日，任命錢端升為新一任法學院長。此時的周炳琳百感交集，用他自己的話說“當人民解放戰爭接近在全國范圍取得勝利的時候，眾人歡騰，我卻變得十分矜持”。
1949年后，新生政權對建國前的所謂“舊知識分子”進行了若干次“思想革新”運動，文革前較大規模的主要有四次，即1949年2月至1950年下半年的政治學習運動，1951年秋至1952年夏的思想改造運動，1954年開始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而到了文革時期，舊知識分子更被視為“臭老九”，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建國后，周炳琳首先經歷的就是那場空前的“思想改造運動”。而在運動之前，周炳琳和朱光潛早已是北京大學內定的重點批判對象。周炳琳因幾次檢討難以通過，特向校長馬寅初表示拒絕再作檢討，并“愿承擔一切后果”。但馬寅初先是親自找他談話，然后動員周的妻女和朋友對之進行“幫教”。后來，果真見了效。1952年4月，就發生了文章開頭那非同尋常的一幕。后來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將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認為“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作法”。不知在毛澤東心中究竟把周炳琳定位成“中間派”還是“反動派”，但是，不管怎樣，北京大學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快就得以在對其他知識分子改造中推廣開來，然則周炳琳對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貢獻”也著實不小。
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署名周炳琳文章——《人民民主政權給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創造力以發揮的機會》。在這篇“自我檢討”式的文章中，周炳琳表示能以新的氣宇來祝賀大規模建設前夕的國慶，歡愉之情尤異尋常。而他將思想改造運動以及歷次革命活動看作是“返樸歸真”的運動，與這些運動的發動者的動機迥然不同。從某一方面說，他無法認清這場運動的真面目。
而經過改造，周炳琳對“革命”的認識和體會又遠較其他方面要深。他看到當時中國的情形，正是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勢激動了中國人民原就蘊藏著的潛。“為人民大眾而獻身于革命；依靠革命群眾來進行革命；革命勝利了，人民政權建立并鞏固起來了，讓人民大眾發揮其智能以創造其美好的將來，這是革命的全程，也是革命的要義”。他在文章末尾認為，新中國即將開始大規模的建設，一切條件都已經或快要具備了。
周炳琳在這次深刻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艱難過關以后，北大繼續安排了他的教學任務。根據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案，1954年的“北大經濟系新開課程”中即有他新開的“外國經濟史”課程，并作為政治經濟學專業課程，他的職稱仍舊是教授；同年的“教材建設計劃”中，也由他來主要負責“外國經濟史”和“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編訂工作。而在1957年為慶祝北大建校六十周年，更命他與趙迺摶參與編輯校史。
盡管經過了“思想改造運動”，并且做了公開“檢討”，周炳琳內心世界的斗爭仍是激烈的。1949－1954年，他的心路歷程在他于1954年政協會議上所作的發言中有較為完整的體現。他的發言刊登在1955年的第一號《新華月報》上，并且在此之前曾對臺灣地區全文廣播過。
在發言中他詳細梳理了自己“從自外于人民到靠攏人民再進一步愉快地懷著信心地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其一份微末的力量”，這樣一個“從昏暗走向明亮”的過程。他說：“我曾自以為，自己一貫要求政治民主并且為政治民主做過斗爭，無論如何總是站在人民方面的。我并自以為，自己早已就看到反動的蔣政權是注定要失敗的，早已同它斷絕關系，就新局面的到來早在意料之中，自己對于這新局面是不會覺得有什么抵觸的”。但是，當人民解放戰爭接近在全國范圍取得勝利的時候，眾人歡騰，他卻變得十分“矜持”，“曾有一個時候，思想混亂達于極點”。這種思想的“混亂”，“直到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接觸到土地改革中農民斗爭的質樸性，混亂才略見澄清，但即便是在土地改革中，我至多也只是一個善意的觀察者”。
在參加廣西省的土地改革期間，他讀到了周恩來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所作演講的記錄，深佩其所指陳之富有說服力，同時結合自己的經驗，懂得思想與祖國的實際情況不對頭是極痛苦的一樁事，于是對思想改造這一口號之提出，不唯不像解放初期那樣反對，而且對其積極作用心向往之。后來，他在民主黨派中的朋友，包括中共朋友在內，以及在大學的師友，特別是幾位老友，和他的愛人，“都以極大的熱情和最大的耐心”進行說服，使之“體認到固執成見是可恥的，延緩進步是可恥的”。特別使他感動的，“是青年們對新事物有那樣敏銳的感覺，對推動新中國前進有那樣豪邁的氣概”，使他重憶起五四運動前夕的自己，使他感到“返樸歸真，長保赤子之心，這對于改造自己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于是“深悟前非，決心由自外于人民轉向于靠攏人民了”。
據他自己講，這時他才認真閱讀毛主席的著作，特別是他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著作。經過一番檢查，發現自己原來的知識全是些“支零破碎的東西”，“可以說，真實學問一無所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中的折中主義則中其毒很深。賴已有返樸歸真、從源頭上看問題和重新作起這一念頭，我在學術工作上也開始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這在我是一個新生的力量”。
由于當時海外傳言周炳琳等學者在大陸深受迫害，在臺灣的胡適對他的境遇也深表關切。出于統戰工作的需要，文章最后，他向那些“隨蔣賊去臺灣的人們”發出忠告：“被劫持的朋友們，猛省吧！回頭是岸，猛省吧！”但是，他基本認為，“他們中間必有不少是不甘心殉葬的。他們的問題不是愿意背叛祖國、愿意聽任蔣賊出賣祖國領土的一部分給美帝國主義的問題，而是在劫持之下不能表達出他們的自由意志的問題”。去臺灣的這些“朋友”，究否“被劫持”而“不能表達出他們的自由意志”無甚重要，關鍵是周炳琳這樣的說法一定程度上反駁了當時的“謠言”。
平心而論，不管“思想改造運動”多么猛烈，新中國還是對周炳琳的生活工作進行一定的安排。除了讓他繼續擔任經濟學系教授外，還被吸收為民革中央委員、政協委員，亦曾隨團赴國外參加會議。而在1949至1963年，這14年中，周炳琳是基本在思想矛盾中渡過的。尤其在1954年前后，他的思想“混亂到了極點”。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后，他大為不解，并拒絕接受檢查，思想矛盾再次劇烈起來。對于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這也真是晚年的不幸。但周炳琳的晚年相對算是幸運的，因為他去世三年后，那場“空前浩劫”才在中華大地刮起狂飚。
1963年10月24日，周炳琳的人生帷幕終于落下。他死在了北京醫院的病床上，享年71歲。
結 語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世事多變，追求歷久彌堅。五四運動過去往往被解釋成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但是，一旦我們走近五四，走近五四時代的具體人物、事件，就會對這種解釋感到不滿意。周炳琳就是一個深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作為當年五四健將，親身參與其中，從此五四所代表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就一直在伴隨他。對于社會主義，他算是當時中國人較早注意，并進行積極研究、介紹的人士之一。但是，在他出國后，卻對西方的憲政民主情有獨鐘，回國后，以其獨特的社會地位、深厚的學術素養，儼然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