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先生離我們西去已經十幾年了，也許人們開始漸漸地將他淡忘。對我來說，當自己也成為帶學生的老師，在經常聽到當前學術不端、學生找不到導師等牢騷時，更是慶幸自己能遇到龔先生這樣的恩師，使我受益終生。
一、初次領教
第一次遭遇龔先生是1981年在北大法律系上大二的時候，龔先生給我們開了一門外國憲法課，我想當時聽過龔先生課的同學肯定都會有深刻的記憶。外國憲法課表上寫的是由大羅（羅豪才）老師上，因為羅老師外出，所以臨時改由龔先生代替。龔先生一上課就讓同學們犯傻了，他的濃重的寧波口音使得大部分同學基本上一點沒聽懂。當時上課沒有教科書，只有靠筆記，有的認真的同學筆記記得跟老師的講稿一字不差，但遇到龔先生這樣的鄉音，要記全就難了，聽到前半句，還沒反應過來是什么意思，后半句就落下了。
我也是浙江人，與龔先生同鄉，不僅覺得龔先生講課的家鄉話親切，而且有了用武之地，為同學們充當翻譯。很多同學下課后還借我的筆記抄。不過我的筆記也不整齊，東一句西一句的，看起來比較散。這不怪我，其實我發現了龔先生不同的講課風格。一般老師講課，都是嚴格按照第一章第一節第一個問題，條條框框比較清楚。龔先生講課，不顧那一套，他能將一個基本原則掰開了揉碎了講半個學期。一堂課聽下來你會覺得毫無章法，但回頭一思考，理出了頭緒，就全明白了。當憲法的基本原則都講完了，整部憲法的精義也就了解了，而且真正能體會到了法治的精神。龔先生對英國憲政情有獨鐘，他早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研究公務員任用制度，深受拉斯基、詹寧斯、羅伯遜等的影響。在他的引導下，我認真研讀了《英憲精義》，還用一個寒假在北大圖書館閱讀了王世杰先生的《比較憲法》。我至今仍認為這是我見到的最好的一本憲法教科書。
二、相識相知
上大學期間雖然在為龔先生義務做翻譯，但他老人家根本不知道。本科畢業后我也沒有立即考研究生，就回杭州了。在大學最后一年，同宿舍的張來明同學要考龔先生的研究生，龔先生親自到我們宿舍，才得以近距離接觸。老師到要考研究生的學生房間來，這在現在可能難以想象。據說我們所住的二十八樓是龔先生的傷心地，在文革期間他曾在此掃廁所。龔先生穿著打扮很是時髦，在當時社會風氣還比較保守的情況下夏天他就穿花格子襯衫了，還留著大背頭。
1985年司法部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行政法師資培訓班，班上要求請龔先生來講課，這樣我就到龔先生家說明同學們的要求，他愉快地答應了，并詳細詢問了同學們的情況和要求，當我說這是全國各個大學準備開行政法課的老師們時，他異常興奮，認為行政法快有用武之地了。他在法大行政法師資班上課，舉重若輕，照例講他的合法、合理、合情原則，有時閉目娓娓道來，有時面向窗外若有所思。他手里永遠拿著一根煙，湊到嘴邊又放下，偶爾拿起火柴，試圖點燃又作罷，一堂課下來，他的煙也沒能點上。盡管龔先生只講了半天課，但凡聽課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所沒有想到的是，幾天以后，就收到了龔先生的一封信，他約我在他家附近的浴池等他。我不知道有什么事，他在信中也沒說。我如約前往，在浴室門口的露天茶舍找到了他。他要問我的是師資班的同學們對他這堂課的看法，有什么意見。這還真出乎我的意料，一位老教授既然這么重視一次課，立刻使我肅然起敬。當我告訴他大家從他的課上獲得了很多新的觀念和知識，只是覺得一堂課少了點，他很是高興，并又詢問了還開了哪些課，提了一些建議讓我帶給法大老師。
龔先生重視每一堂課的認真負責的態度后來更是深有體會。一般而言，到龔先生家，隨時歡迎，并不厭其煩地與你討論，但如果明天他有課，他會頭也不抬地告訴你下次再來，今天沒空。我想，一個老教授，反復講一門課，用得著每次都精心準備嗎，當時不太理解。我從北大法律系本科畢業后在杭州一所學校任教，適逢他到寧波路過杭州，我所在學校的領導認為北大名教授來杭州機會難得，順便想讓龔先生給學生們作一場報告，我想這沒問題，就允承下來了。當天晚上，我向龔先生提出，明天上午我們去西湖邊逛一逛，中午在樓外樓用餐，下午順便給我校師生們作一個報告，題目自定。龔先生盡管是浙江人，但他到杭州機會很少，既然來了，我想就放松一下，出去走走。當我說到前兩個安排時，他也很滿意，說西湖醋魚很久沒吃到了。但當聽說下午還有報告時，他的臉色馬上就陰沉下來了，他到不是不愿意講課，他樂于跟同學們談談心，但他認為我應該提前幾天跟他說，好有個準備。天知道校長也是當天跟我提的，只是我主觀認為不需要事前準備也可以。但龔先生不這么認為，他馬上表示，這樣的話，明天上午就不出去了，他要備課。結果那天晚上早早地將他送到賓館，第二天中午我只是在單位食堂找師傅做了幾個菜解決。
欠龔先生一次樓外樓，后來來的時候終于補上了，我和79級北大法律系的陳小英還陪他去了當時剛開發的一個叫瑤琳仙境的地方。
那天的講座，不僅同學們去了，連老師們也去了，座無虛席，后來同事們、學生們都向我說起，那次課很精采，領略到了大師講課的風采。照例是學生隨便提問，龔先生發表他的看法。同學們還問了很多做學問、為人處世的道理，“背離”了主題。因難以收場，差一點趕不上去寧波的火車。當時北大正在協助寧波大學法律系的籌建，第二天要在寧波大學開會討論。后來我問同學們，這些問題以前你們怎么不問我，他們笑而不答，我知道，我閱歷淺，當時比他們大不了幾歲。重要的是，同學們從龔先生的講課和機智詼諧地回答問題中體會到了龔先生的博大精深，他是一個認真的人，更是一個正直的人！
龔先生的這些認真的態度，使我直到現在，也不斷怠慢。不管講過多少次，在上課之前每每必然要充分備課，不能對付學生。一些新的內容、案例需要及時補充。學生來聽課，盡量讓他們得到較多的新知識和啟發。當接到政府有關部門參加論證會、專家座談會邀請后，我也必然提前作認真準備，盡量給他們提供書面材料，認真對待每一節課、每一次講座、每一個會議。
三、言傳身教
再見龔先生，是考完研究生以后。因為他只能招一個，我不是第一名，所以沒有錄取。知道這一消息后，我給龔先生寫了一封信，說出了自己的苦悶，希望他想想辦法。他來杭州，我和胡建淼去火車站接他。記得他從見到我開始，當著胡建淼的面（盡管當時胡還不是校長，但也是杭州大學的名老師了，我得尊稱他為老師而不能直呼其名）就毫不留情地數落我，考不上研究生怕什么，農民不是還在種地嗎？難道不活了。他認為我的態度是消極的，應該積極面對挫折。考不上研究生可以再考，也可以另謀出路，條條大路通羅馬，沒什么了不起的。那次談話給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龔先生嚴肅的不留情面的批評倒是使我樹立起了正確的人生觀，連在一旁陪著的胡老師也感到了龔先生的威嚴的一面，他說他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老師。但事后我倆都認識到了，這樣的老師可交可信，他是真正在為你著想，激勵你發奮圖強、永不氣餒的人。
初次跟龔先生接觸，你會發生錯覺，認為龔先生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甚至可能認為少點人情味。他對同學們的生活可能不太關心（也難怪，連他自己也需要方先生的照顧），尤其不喜歡女同學的婆婆媽媽，好像從來沒有請研究生們吃過飯。我結婚，師母方先生說要慶賀一下，他說已經結婚了就不用了。但龔先生對學生的前途和學業進步是非常關注的。我曾提出要上寧波大學，他不僅表示支持而且積極幫著聯系，只是后來命運發生了變化，北大法律系錄取了我而沒有去寧波。
從龔先生那里，不僅是學知識，更多地是尋求精神上的寄托。每每遇到一些迷惘，無論何時，到他家中，他除了出國，一般都在，也不用事先預約，當時家里也沒有電話。現在研究生們很多反映導師難找，出國、講學、開會等，一個個忙得不亦樂乎，不事先約好不可能找到導師，找到了導師也很少有時間與你討論學術問題，相反可能要求你為導師查資料，有些導師被學生戲稱為老板。去龔先生家，除了不管飯，每每與他討論一些問題，他都會耐心地回答，從來沒有說今天我很忙改天再來的推托之時。他有時也會講講他的苦惱，如他想參加共產黨但組織不接納他，出國辦手續處處被阻等。龔先生從內心來說是一個很愛國的人，他希望國家繁榮富強民主，有時只是感到報國無門而苦悶。
龔先生不僅不會“剽竊”研究生的成果，而且努力為研究生的成果得以發表而創造各種機會。我的處女作就是在龔先生的引薦下發表的。在討論公民權利保障時，龔先生認為，82憲法第41條關于公民控告、檢舉權是沒有保障的，請求國家賠償權更是難以實現。因為當時既沒有《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國家賠償法》這些法律，也沒有行政法庭、行政復議機構和行政監察機關，向有關機關提出控告、申訴等于一紙空文。我就以《公民控告、檢舉、申訴權的實施》為題寫了一篇論文，經龔先生推薦，發表在《法學雜志》1987年第2期上。我的文章發表后，盡管與龔先生觀點有所不同，但龔先生特別高興。后來我寫的第一本個人專著《依法行政》（1992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龔先生對每一章都認真地加以審閱，但拒絕了我提出的掛他名的要求。他認為，他沒有寫，只是看，不能署名。龔先生這些做人做事的原則，一直是我做老師的準則，從來不敢逾越。
四、精耕細作
當今各方面都是突飛猛進的時代，教授“著作等身”是成就卓著的體現。記得1986年《法學雜志》編輯周恩惠老師專訪龔先生時，說龔先生“著譯甚豐”，其實按現在的標準，龔先生的科研成果可能算是少的，也許連規定的科研工作量都完不成。濃縮龔先生一生的精華其實在他的鴻篇巨著《比較憲法與行政法》中，這本四十多萬字的專著，是龔先生在給北大法律系多少年講授《比較憲法》和《比較行政法》兩門課程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著作中沒有大話空話，資料豐富，深入淺出，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屬于正宗原創。說起龔先生的《比較憲法與行政法》，直到現在，還經常有學者與我提起，這簡直是一個知識的寶庫。在著作中，龔先生不僅對其鐘情的憲法與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進行了詳細的闡釋，而且對他所實踐過的事業進行了重點研究。龔先生早年研究文官制度，晚年加入國際議會監察專員組織，在著作中可以看到龔先生的身影。在著作中，龔先生將行政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帶給了我們，如行政行為，將我們國家當時還沒有的一些保障行政法治的組織機構介紹給了我們，如行政裁判所、行政法院、行政監察專員，使我們耳目一新。
龔先生的專著成書于1983年，初版是在1985年。專著出版后，龔先生親自為我寄來了一本（當時我在杭州），還題了詞。只可惜由于反復翻閱，又被人不斷借閱，成了暢銷小說，連書皮都爛了。可能由于初版數量有限，學術性又強，出版社和書店都比較保守，很多讀者反映不好買。幸虧法律出版社2003年將其又作為法學研究生精讀書系之一再版，才得以使現在的研究生們熟知龔先生。否則，也許再過若干年后，年輕一代不再知道龔先生是誰了。正如不知孫中山是誰一樣，以為是鐵拳無私孫中山。
好書過多久都不過時，直到現在，我仍將龔先生的專著擺放在顯眼的位置以供隨時查閱，也一直將其列為研究生的必讀經典。在學術空氣日益浮躁的當下，仔細想來，一生一部著作足矣，要看是否真的給后人留下點什么。著作等身，掩埋了自己，最終不過是給造紙廠增添了一份原料。高產快出成果，不能怪學者們，學者們是“被高產”，職稱考評體系逼迫著你不得不以數量取勝。這么說，龔先生是幸運的，得以在書宅中字斟句酌，不惜工本，十年磨一劍。
四、濟濟一堂
現在大學不僅本科生上課，而且研究生上課，都是正襟危坐，修一門課多少學分，上課前確定教學方案，教育部甚至要對講課內容作評估。上世紀八十年代，老師招的研究生數量比較少，碩士生比現在的博士生可能還少，一個導師一年也就一兩個學生，老師和學生得以形成師徒關系。我是1986級的研究生，上面還有兩個年級的師兄，一共也就五、六個同學，我們都在一起“上課”。跟念小學時在農村學校一樣，所有的班都在一個“教室”，教室就是龔先生的家。所謂“上課”，也沒有課表，甚至連課程的名稱也未定，是一種漫談式的教學方法。同學們，先由高年級的同學就最近看的書的心得談一談體會，也可以就某一種社會現象發表看法，然后就著這一主題展開討論，龔先生閉著眼睛聽著，聽著聽著突然打斷發言，開始說他的觀點。他一打開思路就滔滔不絕，沒有我們發言的機會了。有時我們也要求他講講英、法、美等國家的制度和對類似問題的處理。
龔先生的課堂甚至是開放式的，有時中國政法大學的行政法碩士研究生們也來與我們一起上課討論，如胡建淼、熊文釗、肖鳳城，包括英年早逝的呂錫偉，北大和法大行政法的兩種風格得以在同一課堂上交鋒。龔先生的憲法和行政法更多地帶有英國的痕跡，而法大王老王名揚先生的行政法則更具法國色彩。放在一個鍋里煮，自然會碰出許多火花。只是龔先生的陋室容納不了這么多人，有一陣子我們借了旁邊居委會的一間辦公室上課。
龔先生的家也是青年學者們常常拜訪的地方，龔先生是樂于奉陪、來者不拒。曾看到宋先科先生的一篇《憶龔祥瑞先生》的文章說，“幾乎全部有雄心抱負的人都到北大中關園502樓202室老先生家中做過客。”這我不敢斷定，只是每每在龔先生家里上課、討論問題，會進來一些年輕人，與龔先生交流。龔先生有時也會介紹我是他的研究生，我默默地聽著他們的討論，從中受到很多啟發。龔先生說，從與這些年輕人的交談中，也能了解到外面的很多情況，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些什么。當時也沒有電腦和網絡，消息的來源除了官方的新聞，就主要是來訪者的介紹。
龔先生當然不完全是現在所說的“宅男”，他還特別關注中國行政法制建設的實踐。在70多歲高齡時還親自帶領研究生對中國新頒布的《行政訴訟法》的實施情況到各地進行了調研，出版了《法治的理想與現實》。他到基層法院，與基層法官坐上馬車去辦案，他從中看到了中國法治的希望。
值得欣慰的是，當我重新打開塵封多年的舊雜志，看到1986年《法學雜志》對龔先生的專訪文章，龔先生當時所呼吁的“管政府和管官的法”現在已經一應俱全了，而且這些法在行政實踐中不斷得到實現。
愿龔先生的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