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律師文摘》的年會上，又見到了江平老師。據國棟介紹，江平老師前段時間因感冒而身體欠安，而到會時氣色已好多了。《律師文摘》在風雨中艱難走來，而江平老師的每次與會都給到會者莫大的鼓勵。
看著老師略顯疲憊的神態，我想起了二十二年前與老師的初遇。1987年3月，我參加為期半年的由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主辦的全國法律顧問第五期培訓班。那個班是在豐臺區七里莊路甲15號的部隊大院進行。學員有400多人，上課是大禮堂。按照課程表，江平老師講民法總則，一連三天。作為一名半途改行自學法律的人，我是聽得十分解渴。最后一天的課上完后，盡管有點唐突，我還是上臺請教了老師一個問題：“民事權利與行政管理的關系”。老師反問我：“您從哪里來？過去是做什么的？為什么會關心這個問題？”
我告訴老師，“我從江西景德鎮來，在企業搞管理，半路出家學法律。但工作中總感到企業的權利很多時候受制于政府的管理行為，所以提這個問題。”老師笑了：“景德鎮是個好地方，我知道。你問的是一個實際問題。中國的國情和立法進程決定了無論企業還是個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其權利都將受制于行政權力。這是法律工作者必須面對的實際情況，也是我們需要理性認識的問題。你半路出家也好，有其他工作經驗，這也是財富。”
作為一個小城市來的青年人，是首次如此直接傾聽大師的教誨。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在工作了18年后下決心從頭再來，離開當時較為穩定的企業管理工作，改行當了律師。從此，中國千萬個國企少了我一個管理人員，而多了一個比較勤奮的律師。
一晃二十二年過去了，我無論是在江西，還是到京城執業，那一幕永遠刻在我心里，最難忘。
二十二年間，我關注著老師的聲音，老師關心我的成長。2000年北京，我和老師相聚于全國律師的盛會上。老師的聲音再一次讓我，也讓中國律師感受到了真理的震撼。老師說，二十一世紀中國律師走向政治，有人理解是去參政、去當官。而我理解老師的本意是告訴我們法律人不能也不可能遠離政治，參政僅僅是律師走向政治的方式之一。政治不清明，法治只會是惡治。也就是這次會議上，老師提醒我在偏遠的小城市執業，雖然也能做一個好律師，但舞臺畢竟太小，局限性不言而喻。
會后，我一直回味老師的提醒，思考離開瓷都景德鎮來京發展。幾經周折，我終于通過先設立江西才亮律師事務所北京分所作為跳板，2004年開辦了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年過半百之際舉家入京，二次創業的標桿定在為國家的民主和法治盡微薄之力。這期間，亦多次傾聽老師的教誨。
2007年，同為江老師弟子的龍衛球教授就任北航法學院院長，我亦在北航法學院設立了首份“才良獎學金”。北航法學院舉行了隆重的儀式，老師親臨會場鼓勵并發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講。從老師的言語中，我再一次感受到老師對我人生的影響，我想我決不會辜負老師的期望，堅守理性與良知，做一個真正的律師。
作為知名學者，被人誤解也是常事。前年初春，“重慶釘子戶”事件讓世人矚目。這是一起難得的公開報道的拆遷糾紛。各方力量對此展開博弈，法學家難以置身世外。我在吉林講課時應邀發表了意見，而老師也接受了記者采訪。然而有的媒體記者出于某種考慮，報出來的有關老師的觀點卻成了支持強拆，引起人們對老師的非議。而我聞訊后認為媒體的報道顯然與老師的一貫理念不符。當好幾位媒體的朋友向我求證這個問題時，我當即肯定那篇文章沒有完整地表達老師的觀點，建議再核實。沒過幾天，與江老師相遇在一個案件的論證會上，我向老師匯報了這件事，果然如我所料，老師是接受電話采訪，本意是法律人應當尊重生效的法律文書。至于對生效法律文書有異議，可以申訴但應依法執行。看著老師如此無奈的表情，我有些后悔將此事告訴他而增加了他的煩惱。然而從老師受誤解的過程中，我受到了教育和啟發。捍衛真理，不僅是要面對前面的艱難險阻，同樣要正確應對來自身后的誤解或攻擊。任勞易，任勞且又任怨難。老師作為法大的終身教授，本可以頤養天年的，可他依然像戰士一樣在第一線為中國的民主與法治吶喊。
這一次《律師文摘》年會，聽著老師的講話，同時準備自己發言的腹稿，歸納老師這些年的教誨，不就是“理性”與“良知”兩個詞嗎？面對復雜的社會，我們需要理性的認識，理性的言行。面對各種誘惑，我們一定恪守自己的良知，決不做傷天害理的事情。老師這樣教育我們，我也以此來要求自己和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