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盧梅（1908 - 2009 ），當代德國法學大家，法學思想開創者，古典自由主義者，激情理想主義者，在走完了101年坎坷但卻豐富多彩的人生歷程后，安靜地離開了人世。不過，他的人生模式，他的思想方法，他的學術精神，他的理論貢獻肯定將永久地留傳給后人。從學術領域來說，弗盧梅首先是一個羅馬法學家和民法學家，同時也是稅法和法律史學家。但他百年之后所獲得的人生論定，卻已超出了一個法學家的范圍，這在當代德國法學界是不多見的。這種身后的蓋棺論定，足以說明他在當代德國法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不尋常地位。
我是從老朋友，帕騷大學孟文理（Ulrich Manthe）教授那里得知弗盧梅先生去世消息的，他在弗盧梅去世的次日給我發了郵件，告知這一消息，并附上了德國媒體已刊載的訃告和評論。這以后的幾天，我通過不同途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有關弗盧梅的評論。一個退休已經幾十年的法學家，他的逝去能夠引起學界和社會如此廣泛的反應，這里面必定有其道理。我想，除非是他的精神、人格、思想和學問感動影響著人們，否則還有什么其他的東西能夠起到這樣的功用呢？一個位高權重的官吏，在位時前呼后擁，神氣頤指，一日下臺，人走茶涼，不要說幾十年后，很可能第二天就能感到世態炎涼的苦楚失落。但一個真正的、無權無勢的普通學者，一個用他的思想和學問影響了民眾和社會的思想者和布道者，卻往往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多地被人們了解，被人們尊敬。毫無疑問，弗盧梅就是這樣一位平凡普通、影響深遠、受人尊敬的法學家和思想者。
按照中國人的文化，一個人能夠活到100歲那真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顧；長命百歲，這是中國人對老年人的最好祝福。弗盧梅以101歲的高壽辭世，不由讓人想起佛教中所說的涅槃，那是一種很高的境界和甚為理想的歸宿，不是一般的凡人所能達到的。至少，讓人覺得這個逝去的人很可能是前世積德今生造化的。此外，這也給法學家們帶來一些安慰，因為這個榜樣可給從事法學的人們帶來一種希望，似乎研究法學會更有機會長壽。當然，我想這個人首先應該是個真正的法學家，一個做了許多善事和有功于社會民生的法學家，而要想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法學家，他首先又必須是一個好人，即一個人格高尚，樂善好施的人。在德國法學界，弗盧梅應該可以說得上是一個好人。正因如此，他的去世才使得那么多人予以關注和紀念。
我和弗盧梅先生沒有太多的交往，直接的交流很少，但他留給我的印象很深刻。1997至1998兩年中，我作為德國洪堡獎學金獲得者在德國波恩大學法學院羅馬法研究所進行專題研究。那時候羅馬法研究所開了一門“學說匯纂注釋”（Exegese）課，由弗盧梅的學生雅可布斯（H. H. Jakobs）教授主講，我是在這個課上接觸弗盧梅的。雅科布斯教授向他介紹我來自中國，他表現得很高興。來自于遙遠的，他那一代沒有機會更多了解的中國的學人能夠有興趣參加這種極為學院式甚至有些經院式的注釋課程，對他來說至少是新奇的。
學說匯纂注釋最初是中世紀羅馬法復興之初注釋法學派采用的一種研讀羅馬法經典法律文獻的方法，即對《學說匯纂》的拉丁文本進行精讀、分析、講解和討論。這是一種非常艱澀，但卻非常能夠訓練思維分析能力的方法，現今歐洲的有些大學至今仍保留著這種非常傳統的學習研究方法。上這個課的基本條件是要懂拉丁文，所以我上這個課是很勉強的，只有聽的資格，幾乎沒有機會參加討論，因為聽老師和同事讀講拉丁文，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我學習拉丁文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在讀大學本科時自學，只是學了些基本的語法，沒有使用的機會，漸漸又都忘記；第二次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我去德國漢堡馬普研究所，老朋友門策爾（F. Munzel）教授幾乎是督促我上了大概一個多月的拉丁文強化班，可是后來幾乎10年不用，也就又一次交還了老師；第三次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去波恩搞羅馬法和德國民法研究，受柯努特爾（R. Knuetel）教授鼓勵，又一次將拉丁文撿了起來，同時嘗試參加他們的學說匯纂注釋課。那時的雅可布斯教授即將退休，已經是65歲開外的老教授了，一般人都會對它恭恭敬敬，唯聽是盼。可是，他的老師，已經是89歲的弗盧梅先生偏偏每次都來參與，并且確實有如太上皇那樣坐在他老學生的旁邊。在課堂上，當雅科布斯講解并同大家討論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是靜靜地聽，不怎么說話。看得出，他來參加這個課，很愉悅受用，讓人覺得其實這是他生命過程的一項內容，是學者生活的一種快樂。可是，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在有不同看法時往往會出人意料地突然大吼：不、不、不（nein, nein , nein！然后闡釋他的不同意見。每當這個時候，雅科布斯就漲紅了臉，尷尬地一聲不吭地聽著。不過，他也有忍耐不住的時候，于是就會紅著臉和他的老師爭論，而這時候的弗盧梅也會固執堅決，旁若無人地大聲爭論。于是，兩個老頭，一個六七十歲，一個快90歲了，便會像孩子一樣面紅耳赤地斗雞般爭吵。遇到這種情形，所有聽課的老師學生都會在一旁坐山觀虎斗，暗暗偷笑兩位老人的交鋒。時間久了，大家似乎都下意識地期待著弗盧梅的吼聲，希望看到兩位老人論爭的場面。說得露骨些，就是有些唯恐天下不亂乃至幸災樂禍的心理，因為其實就是在他們這種近乎孩子般的天真論辯中，大家都學到了許多東西，陶冶了治學論辯追求真實的情趣。往往是兩位老人爭辯既久，沒了力氣，自動地慢慢緩和下來。爭論之時，作為學生的雅科布斯更為激動，而作為老師的弗盧梅總是看都不看雅科布斯，眼睛只盯著書，簡單地重復說：不、不、不！他越是這樣，雅科布斯就越激動。在我的記憶中，老師從來沒有錯過，最終的結局總是以雅科布斯無奈地搖搖頭不再說話而結束。看到他們這對兒師生的論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他們對知識和學術的認真執著，感受到他們師生在知識和學術面前的平等。當然，弗盧梅的參與的確有時候讓雅科布斯很為難，甚至尷尬。有一次他在課后對我們悄悄說：你們看，我都60多歲了，可我的老師還總是坐在我的旁邊，讓我覺得很不自由。對于他的心態，我們當然理解，可是，兩位老人家爭論，畢竟是很有趣的事情，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至今思來仍然栩栩如生，歷歷在目。我不是國畫家，要不然勾勒出一幅兩位老師徒論辯學問的寫意圖，那肯定很有意境和旨趣。
在波恩期間，弗盧梅先生給我印象頗深的還有一件事，使我每每感嘆不同文化中的老者待遇反差很大。1997、1998年的弗盧梅，已經是年近90歲高齡的耄耋老者了。在中國，這么大年紀的老者，即使不是學者，只是一個普通的老人，出門時也必然是有人陪伴，而像弗盧梅這樣的學者或泰斗在中國，肯定是出有車食有魚，左右相隨前呼后擁，學生們會像眾星捧月似地圍繞在他的周圍。但在德國，情形則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德國同事告訴我，他來上課常常是自己駕車前來，回去也是一樣，偶爾也會有學生或年輕人送他回去。他那時看上去精神很好，并不像已近90歲的老人。聽說他家里有游泳池，他每天都堅持游泳一個小時。他在課堂上是位老師學者，但下了課后就是一個普通的老人，有時候會有學生陪著他走出教室，更多時候他擺擺手拒絕陪同徑自離去。不止一次，望著他略微有些蹣跚而去的背影，我都不禁生出感慨：這就是在德國，若在中國，像他這樣的法學大家，九旬長者如何可能獨往獨來。這時候，我自然也會暗自為中國的學者和老者慶幸。在中國，不管你是真正的法學家或是宣傳炒作出來的法學家，只要你上了一把年紀，到時候就會有人跟隨你簇擁你尊敬你，讓你飄飄然真的覺得自己可能是什么大家大師了，于是一時間會把過去做教授的所有艱難困苦、酸甜苦辣、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都忘掉，過一把惺惺之癮。相對于德國乃至西方，在中國做教授不一定好，但做老教授確實好！所以，做了教授怎么樣也要熬到老，老了就會苦盡甜來，享受弟子真情，桃李芬芳。不然，怎么會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吏們都要在大學里搞一個兼職導師乃至兼職博導。當然，大學里的人也看中了官場，也想接近籠絡官員攀沿入仕，過把官兒癮。于是，資源共享，各得其所。在德國和西方，這種情形也有，但極少。教授就是教授，官員就是官員，不過臨到死時回頭盤算一下，他們同樣也是各得其所。這就是文化的差異給教授們帶來的不同待遇。
1998年離開波恩后，我雖然又有幾次去過波恩和波恩大學法學院的羅馬法研究所，但沒有再見到過弗盧梅先生。不過幾乎每次和德國同事或那里的中國留學生把晤，都會提及弗盧梅。因為學習德國民法甚至德國法，幾乎難以繞過弗盧梅，他的民法學說尤其是他的法律交易（法律行為）學說，是一個至今沒有人超越，也沒有人能繞過的經典之論。據說弗盧梅晚年一直在給報刊寫文章，說得上是一個活到老寫到老的學者，也就是說他的學術思想創造力一直沒有衰退。他在學界和社會上的影響始終存在，這是其中原因之一。當然，以我個人的看法，他的學者人格和學術風范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老師和前任所長舒爾茨（ Schultz）教授，在納粹掌權之前已經名滿德國，后來因受納粹迫害離開德國去了英國。他本人也是堅決反對納粹政策的，因而也受到迫害。在這方面，他和當時慕尼黑大學教授拉倫茨是鮮明的對比，而且某種程度上也因此導致形成了學術流派的對立。這種思想感情的隔膜和學術上的對峙一直延續到他們的學生輩，即羅馬法研究所前所長雅科布斯和科柯努特爾教授。不過，隨著來自于奧地利的舍馬耶爾（M. Schennaier）教授擔任所長，波恩與慕尼黑的這種情感隔閡自然會漸漸消失，歷史的一頁早晚要翻過去。
弗盧梅走了，當代德國法學界的一個大家離去。但是，正像德國學界評價的那樣，弗盧梅的學術思想與理論早已經成為德國法學史的一頁，他本人也將在德國法律史上留下一個熠熠生輝的畫像。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于澳門海明灣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