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五十年的人生里，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父母；特別是母親。
傳統中國社會的家教，對子女而言，一般是“嚴父慈母”制：嚴厲的父親，慈祥的母親。嚴父如同刑法威懾，慈母如同道德教化；一個雷霆萬鈞，一個春風化雨。他們的關系，正如傳統中國國家政治的 “德主刑輔”、“恩威并濟”、“禮刑并用”、“寬猛相濟”一樣。中國政治的這個原理，在我家里體現得很突出，只不過父母的角色互換了一下而已。在我家，實行的是“嚴母慈父”制。如果慈父代表德教，嚴母代表刑罰的話，那么我的家里就是典型的“德主刑輔”體制。在過去幾十年的人生里，我感受到的正是這種“德主刑輔”的家教。在我的人生成長歷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嚴母的力量，是刑罰的力量。所以，我在本文里，把“嚴母”置于“慈父”之前。
（一）
1987年6月8日，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我手捧著題為《中國古代法律與道德關系論的反思》的碩士學位論文，懷揣著導師楊鶴皋先生的叮嚀鼓勵，接受答辯委員會的審查。在我的碩士論文的扉頁，我寫的獻詞是：
謹以此著獻給我的母親-------一個平凡的勞動婦女，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在那到處“鶯歌燕舞”的時代，她教我認識了數十種可以充饑的野菜；在開放改革的偉大時代開始之際，她把我送進了文化大觀園。
她向往一個人人都是白求恩、張思德的世界-----那是一個無需法律的世界。可是，中國現在格外需要的是法律進而法治（道德次之）------竟是他兒子的宣言！
寫好碩士論文，我第一個想到要獻給母親。因為母親對我的影響太大了：沒有她的教育風格，就沒有我的人生性格。
1991年10月，我參加了臺灣《中央日報》舉辦的第二屆“重建師生倫理”征文比賽，在參賽的400多篇海內外應征文章中，我被評為社會組第二名，獲得了獎牌和獎金。在那篇題為《文明的薪傳》的散文中，我有一段話專門講到小時候父母親對我進行的“師生倫理”教育：
我上小學第一天的事，今生今世恐怕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天傍晚，我從學校回到家里，母親正在窗前踩著縫紉機為我補衣服。一進門，我興高采烈地告訴母親：“我的老師很矮很小，這么小的老師我不怕，我打得贏他！”話音未落，母親順手抄起那長長的竹尺向我打來。不一會兒功夫，我的屁股上大約就挨了十幾下。深夜，母親撫摸著我屁股上的一道道青痕，輕言細語地說：“老師身材再矮小，他也是你的老師。你要恭恭敬敬！他有文化，他教你知識。現在是新社會，沒有文化就是瞎子！有文化才能做個有用的人，不然就是廢物！今天打你就是要你一輩子記住：敬重老師就是敬重文化！”
是夜，我那念過四年私塾的父親，也跟我講了一大通道理。當時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至今卻還記得特別清楚。父親說：昔日的圣賢們講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上等之人，不教成人；中等之人，教育成人；下等之人，教不成人”。你既非“生而知之”、“不教成人”之人，那么就要好好學習，就要受教育，就要尊敬老師，就要跟老師學習人倫日用、科學知識。不好學習、不敬老師的人，就好比一頭牛、一頭豬，只知道吃喝睡覺，那就不能叫人！父親還跟我講了“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和“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理。父親說這些話時的動氣的情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自那以后，二十多年來，自小學、中學、大學至研究生院，我對老師們一直懷著對知識或文明一樣的真誠的尊敬[1]。
這篇給我惹了點小麻煩的散文，其實主要是寫給父母親的。“師生倫理”是父母教我的第一層倫理。在還沒有怎么教我“父子倫理”之前，就如此讓我領教師生倫理。我父母親就是師生倫理的最好護衛者。記得那時，當我們在學校犯錯誤時，父母總是授權老師：“幫我打！教不醒就打！打就是愛護，我感謝你！”這絕對不是說反話，因為有時我在學校調皮搗蛋做壞事，被老師體罰后，回到家里如果告訴母親，母親會再將我痛打一頓，然后第二天趕到學校向老師賠禮，并給老師送去一兩斤西瓜子、黃花或花生作為謝儀。那絕對是發自內心的感謝，因為母親認為，老師的懲戒，是在她自己鞭長莫及的時候，老師代替自己阻止了孩子犯更大的錯誤。他總是說，老師的心和父母的心是一樣的，都是恨鐵不成鋼。那時候，絕對沒有聽說老師批評學生，學生回家告狀，家長到學校興師問罪的事情！只要老師沒有把學生打傷（僅僅皮肉腫痛一下不算傷），家長都堅決支持老師；就算是打破了皮出了點血，只要是孩子確實有錯，家長們也只是帶孩子去上藥包扎了事。我小時候從來沒有聽說過因為老師體罰了學生，家長跑到學校來毆打老師“報仇雪恨”的事！
（二）
1992年7月，我的第一本專著《情理法與中國人》（與鄭定、詹學農合著）出版。在這本書里，我也提到了我的父母親對我的家教中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法律觀念：
當然，這種“法即是刑” 的觀念，感受最深的應該是作者本人。記得小時候因淘氣挨母親的棍棒時，母親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給你一點王法！”那就是法！[2]
1998年6月6日，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參加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我的導師是著名法學家曾憲義先生。在我的這篇題為《刑法中的親情：中西法倫理的沖突與融合》的博士學位論文“后記”中，我又寫道：
說到當博士，我常常忍俊不禁。少時讀書愛逃學，父母總訓我：“不好好讀書，將來只有當博士！”在故鄉的詞匯里，博士者，木匠也。因為怕當“博士”，因為怕瘦弱的胳膊輪不起大斧頭，于是讀書就不能不稍加用心。……由此，我不得不特別感激我的雙親。父親常念叨“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斯為下矣”等圣訓，驅我走上了職業讀書家的人生旅程。母親常常徹夜不息地踩踏縫紉機，為兒時的我彈奏了最美好的催眠音樂，她掙來的分分硬幣、角角紙幣，都轉化成我們的鉛筆、鋼筆、練習本、課本。雙親的愛，造就了我視愛如命、嫉惡如仇的人生性格，使我尤其重視親情------這就是我為什么要選這個題目寫博士論文。
2003年9月，我的第五本專著《現行法秩序思問錄》出版。在題為《成我誤我皆“貢獻”》 序言中，我提到了我父親對我的人生觀的深刻影響：
人好不容易嘮叨世界走一遭，總得有點目的。那目的，應當是對社會或多或少有點貢獻。我有此念頭，倒不是什么偉大理想教育的結果，而是來自蒙童時代我父親講授的《三字經》中的規勸：“犬守夜，雞司晨。茍不學，曷為人？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3]
2006年3月我在多個網站上發表《袁寶璟案與政府的安忍之懷》一文。文章中，我又提到了小時候母親對我進行教育時“以刑為主”、“執法無私”的法家風格：
我想起小時候，村里小伙伴們經常相互打架斗毆，有時也發生“流血事件”。我們的“執法機關”―――父母們對這類事件的處理，一般是“以暴易暴”：把有錯的孩子抓住痛打一頓。我母親尤為“執法無私”的典范：只要我參與了打架，不管有理沒理，她先要把我痛打一頓，然后再問是非。有一次她用火鉗打我，打得我皮開肉綻，火鉗都打彎了。適逢我仁慈的大姨媽來了，她一把抓住我母親的手，奪下火鉗，給了我母親兩個耳光：“你還是不是人，這么兇狠！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嗎？！”
“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嗎！”近四十年過去了，我還清楚地記得大姨媽說話時憤怒的表情。自那兩個耳光以后，我母親教訓我時手腳輕多了（有時如果下手重了，打傷了我屁股，半夜里還要挑燈為我擦藥按摩；我還看到她暗自落淚）[4]。
在這些文字里，我雖然寫了母親的嚴厲甚至兇狠，但我絲毫沒有抱怨的意思，相反我是以一種感激的心情在回憶。我不是鼓勵家庭暴力，而是說，嚴厲的家教，“刑主德輔”的家教，對于特別調皮搗蛋的孩子而言是必要的。在小時候，我們有幾個人懂得父母給我們和顏悅色時講過的那些高尚的道理呢？但是，懲創之痛，是任何人都不能不害怕的。沒有這些懲痛，象我這種自小“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人，哪能安靜下來學習，哪能安靜下來反省？
不過這里我也特別感謝我的父親，一個非常溫和仁慈的書生。因為他的仁慈，我在家里感覺有溫暖。如果像母親那樣一味嚴厲，那就是只有嚴冬而無春夏了。過去幾十年里，父親簡直就沒有正式打過我一次。唯獨有一次，母親不在家，父親叫我做家務，我不聽，還“諞哏趔嘴”，父親要打我。但我好漢不吃眼前虧，拔腿就跑。父親抓起桌子上的竹花刷帚（篾匠削下的薄竹皮扎制的刷帚，用來刷桌子）向我投擲過來，我身手敏捷地躲開并把刷子接住了。父親忍不住笑了，再也不打了。不過，幸而父親在家里少些，如果老是這樣仁慈溫和，我真的沒有“怕處”，大概犯錯誤會更多，也會更加懶惰。
（三）
2008年《法學家茶座》雜志發表我的自傳《紅色國氛與我的成長》，并在封二配發了我的大幅照片。在該文中，把我自己的成長環境總結為三個因素構成：第一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教育；第二是我父母對我的教育和影響；第三是那個時代的物質生活和娛樂嚴重貧乏的影響。關于第二點，我寫道：
第二是我的父母對我的教育和影響。我父母都是做事極其認真的人，是特別勤勞的人。他們的品德稟性影響了我。我的名字是我母親取的。作為文盲，她竟然能給我哥哥、我、我的堂弟們分別取了充滿儒家教義的名字：“忠恕”（大哥）、“忠義”（二哥，三歲時被牛踩死了）、“忠信”、“中祥”、“中和”、“中正”，至今想來讓我驚嘆，驚嘆儒家文化在一個文盲身上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反過來，讀過四書五經的父親給我的姐妹們取的名字不但沒有儒家氣味，甚至還有革命意味：“陽花”、“定枝”、“秋良”、“反修”）。我父親在鄉、大隊作會計，幾十年沒有錯一筆帳，多次評為縣里的模范。1975年全縣推選一人到北京參加會計系統勞模表彰大會，推的就是我父親（但后來不知何故沒有成行）。我父親三次連續當選縣人大代表，靠的就是兢兢業業、不貪不欺，在鄉里名聲特好。我母親是50年代初入黨的老黨員，作過鄉、大隊的團支書、婦聯主任、黨支部委員。也多次當選鄉人大代表。他們的認真勤奮，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上小學時常夜宿父親的辦公室兼臥室，常常見父親天快亮了還在撥算盤做賬；在家里，常常見母親通宵不睡，踩縫紉機為村鄰做衣服掙錢養家。我小時從未看見父母親是天亮后起床的（生病時除外）。我小時候也很少在天亮后起床，因為母親會在叫兩次我還沒有起床時就大叫一聲“要不要我拿棍子來接你”，嚇得我乖乖在幾秒鐘內完成穿衣程序。母親從來不讓我們兄妹有閑暇，除上學以外的一切時間，包括早晚，她總是下令要我們砍柴、打豬草、舂米、磨麥、鋤菜、施肥、撿豬糞，或者要我們到生產隊里干活掙工分。她常常說：“細伢兒一旦懶慣了身子，一生就算完了。”小時候要想睡一個懶覺，只有裝病。但不能裝得太重，次數也不能多。次數多了就漏餡，頂多一個季度裝一次；裝重了也容易漏餡，因為母親一定會找醫生來。裝病的好處，除了能睡個懶覺外，還可以得到一碗辣椒面“發汗”。當然有時裝病“穿了幫”會招來一頓狠打。有時候我也想逃學，不想讀書（那時學校也基本上不讀書，而是整天“學工、學農、學軍”和“批判資產階級”），我母親對付我的辦法極其簡單：叫我跟他一塊兒到生產隊干活，她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能叫苦。這樣兩三次以后我再也不敢逃學了。當然，我父親也同時對我進行中國傳統式的“理想”教育。讀過四年私塾曾經背誦過《四書》的父親，在我們村里是少有的“知識分子”。父親常常跟我講《三字經》：“犬守夜，雞司晨，茍不學，曷為人；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盡管那時官方在“批林批孔”，把《三字經》當反面教材）。父親還常常代圣人傳言：“上等之人，不教成人；中等之人，教育成人；下等之人，教不成人”；“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父親的這些教導，因那時懵懂無知，說對我有好大的啟發作用似乎說不上，但的確時常提醒我不要當“不如物”的“下等之人”，阻止了我向壞的方向發展[5]。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先后撰寫的著述中，七次提到了父母親對我的影響，這絕對是我們同齡人的文章中少見的。二十年如一日，我經常在文章里提及自己的父母親。寫的時候，并不是有意“光耀”父母，常常是情不自禁地寫到他們了。-----不光是寫他們的正面教育，也包括寫他們的負面影響。這只能說明，父母對我的影響太重要了，太大了。我要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或追溯自己某些觀念的形成，都繞不開父母的影響。
（四）
說到父母對我的影響，我不能不特別提到母親多次責令我寫檢討書的往事。
我的母親是個共產黨員。她經常把黨內的教育方式帶回家。寫檢討書就是其中之一。
因為犯錯誤，母親責令我寫過多少次檢討書，我實在記不清了。最早寫檢討書大概是小學三年級左右因為逃學受罰。記得大約是1968年左右，那時雖然“文革”興起了，但學校還是認真督促大家到校。雖然不讀書，但“學工學農學軍”搞得煞有介事，每天都嚴格考勤。為了在校外玩耍，我常欺騙老師，說家里有急事，父母不讓上學，要請假。誰知老師還挺負責，托別的同學帶信給家里核實一下。穿幫后，除了要我在家跟她一起干農活作為懲罰以外，母親還要我寫檢討。那時九歲左右，只是剛剛教寫作文，根本寫不出來。被痛打了屁股以后，不敢坐凳子，于是趴在桌子上搜腸枯肚找詞句，拼檢討。一下午只寫了“我昨天撒謊了，跟××逃學了，我錯了，今后要改正，不改正就該打……”幾句話，實在寫不下去。但是母親堅決不讓步，非要我寫兩頁紙（作文本的格子紙，一頁大約200字）的檢討，否則堅決不讓吃晚飯。她還反復引導我，為什么會產生躲到校外玩的想法？為什么不想到學校？不到學校到底為什么是錯的，錯在哪里？欺騙人為什么不好，有什么危害？將來準備怎么樣做？把每一個問題想幾遍，把真實的想法寫出來。果然，分解為這樣的幾個問題一一去想，就發現有話說了，一寫就寫了兩頁多。這次檢討，母親要我抄寫三份，一份交給校長，一份交給班主任老師，一份留在家里存檔。今天想來，這何止是一份簡單的檢討，簡直就是我那文盲母親在叫我如何寫作文呢。我之所以后來在學校里一直以作文寫得好見長，可能與寫檢討有很大關系。
還有一次寫檢討是因為用“野話”罵人。我記得大約是1971年左右，我12歲時，一天我與幾個小伙伴在田間參加農忙勞動，一對新婚三天的夫婦路過。因為男的有點憨傻，女的很漂亮，我們幾個孩子就一起高聲用“野話”（就是不文明的話語）取笑他們，惡作劇搞人，使他們哭著狼狽逃走，我們則獲得一種捉弄人的快樂。這事兒被告發到了母親那里，晚上回到家里，好一頓毒打。吹火筒都打破了。打完了以后，母親聯合幾個嬸嬸和鄰居，一定要我們幾個罵人最兇的寫檢討。那時我已經是五年級了，能寫作文，于是母親提高了標準，要我們每人寫800字以上的檢討，對我則具體要求到1000字以上。這次檢討，寫得比較快，但是母親說我們認識不深刻，要我和堂弟中祥返工重寫了兩次。寫好以后，母親要我們抄成兩份，一份留家里存檔，另一份由我們幾個“壞家伙”一起送到“受害人”家里“請罪”-----人家接受了、原諒了則罷，不行就重寫。好在人家接受了，我們也勉強過關了。
還有一次寫檢討是因為“偷東西”。大約是初中一年級的時候，一天放學回家，經過一戶人家的菜園子。我們幾個小伙伴因為太餓，悄悄地爬上了人家菜園子里的一棵梨樹。因為我瘦而善爬樹，于是就負責上樹去摘梨子往下丟，不會爬樹的伙伴就在樹下接著。我每丟下一個，就要喊一聲“接著沒有？”下面的伙伴就回答“接到了！”不一會兒，樹底下突然鴉雀無聲。我溜下樹一看，原來母親在樹底下等著我呢。母親先把我們押送到梨樹的主人家道歉，交還梨子。然后把我們（包括別人家的孩子）帶回家，抄起門后的棍子，當著那些小伙伴的面，著著實實地把我痛打了一頓，那些小伙伴早已嚇得魂飛魄散。把伙伴們交回他們的父母后，母親責令我寫2000字以上的檢討。隨著年級升高，我的檢討的字數要求也提高了。奇怪的是這次他沒有責令其他孩子寫檢討，大概是因為伙伴們一致指認是我帶頭的，于是母親認定我是首犯，對其他孩子就“脅從不問”了。這次檢討，也責令我抄寫了兩份，一份交給“受害人”，一份交給學校。
這就是母親逼我寫檢討書檢查反省的經歷。這一經歷，一方面的確促使我多少有些反省，不過就是“深刻反省”完畢后不幾天就“重蹈覆轍”而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到具體事情面前就糊涂了呢？1989年北京事件以后，我在單位也被責令寫檢討。那次寫檢討，我一寫就寫了十萬字左右。同事們都說，“小范真能寫檢討！咋一寫就能寫那么多字呢？”我笑著說：“從小練的基本功，家學淵源！”我自忖，過去幾十年的檢討書如果全部收集起來，大概有三四十萬字，可以出一本書了。我喜歡寫作文，而且作文老是得到老師的表彰，每每作為范文被點評和公示，大概就與我的檢討書生涯有關，與我從小就幾乎成了“檢討痞子”有關。母親不知道，她要我寫檢討本來是要我加強思想改造或道德升華，沒想到這一目的至今可能仍沒有達到，倒是“歪打正著”地促使我成為一個以寫作見長的學人。迄今為止，我寫了200多篇論文、5本專著或譯著，總字數達300多萬字；其中1本專著和4篇論文被外國同行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在海外被關注。這一切，不能不說部分地拜嚴母之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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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仁慈的父親沒有變化，還是那樣菩薩心腸，甚至更甚：前些年他發頭暈時，有親戚送來一只貓頭鷹，說是吃了就可以治頭暈頭痛頑癥，但被他馬上放生了。他說，謀人家一條命，太殘忍，還不如我接著往下痛呢。嚴厲的母親，到晚年則有了極大的變化，他老是反省自己年輕時打人下手太重，老說“那時我怎么能那樣狠心呢？”于是，每當我和妹妹們下手懲戒兒女時，他總是在一邊堅決阻止，并批評我們。甚至有時我們僅僅是罵孩子口氣重一點時，她也反對，說：“有話好好說，別那么大聲，把孩子嚇著了！”于是我們就老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反駁她：“比起你當年打罵孩子，那簡直不知道溫柔到哪里去了！”母親就會說：“當年是當年，現在是現在！好孩子不是打出來的！我現在明白了這個道理，還不算晚吧？”
2009年8月29日
寫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注釋：
[1] 載臺灣《中央日報》1991年10月27日，文藝副刊，第九版。
[2] 見拙著《情理法與中國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15頁。該書于1996年被韓國學者翻譯為韓文在漢城一潮閣出版，更名為《中國法律文化探究》。
[3] 拙著《現行法秩序思問錄》，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頁。該文后來又以《激情燃燒的“貢獻”歲月》為題被收入《法學家茶座》第五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115頁。
[4] 見“法律博客”網hongfan.fyfz.cn/blog/hongfan/index.aspx?blogid=72188； “法天下”網www.fatianxia.com/history/writer.asp?id=48；“雅典學園”網www.yadian.cc/paper/4796/；“滄海云帆論壇” bbs.canghai.org/viewthread.php?tid=40608等500多個網頁。
[5] 《法學家茶座》第20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98-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