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老師的學說及風范，惠人無數(shù)。作為后學及晚輩的普通一員，在聆聽江老師字正腔圓、邏輯清晰的演講時，我喜歡靜靜地仰望著他，一如年幼懵懂的孩童，坐在小板凳上，仰望著心目中全能全知的幼兒園教師——人生的幸福，莫過于此！
我不是江平老師的嫡傳弟子，然而，命運之神似乎對我多有眷顧，讓我與這位令人肅然起敬、但又平易近人的長者，有過多次近距離的接觸。
以學術的方式為江老師暖壽，自己何其幸福
“江平老師代表著法學界的精神與風骨”。早在十年前，我就曾聽聞許多師者這樣評價江老師。當時少不更事的我，完全不能讀出這句簡單的話語，竟然承載著如此厚重的歷史和滄桑！
1999年，我還在讀研究生二年級，初涉商法，對公司法產生了朦朧的興趣。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見到江平老師主編的《新編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現(xiàn)在有新版本了），體例緊湊，文字簡約，我愛不釋手，由此確立了以公司法為中心的商法研習方向。感謝江老師，雖然未曾謀面，但我已從其著述中受益良多。
更大的幸福接踵而至。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我考取了北大法學院吳志攀教授的博士生，當年適逢江平老師七十華誕，承蒙顧功耘教授厚愛，使我有機會與其合作《市場經濟與我國商法和經濟法的發(fā)展》一文，載于《民商法縱論——江平教授七十華誕祝賀文集》（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以學術的方式為尊敬的江平老師七十華誕暖壽，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
憶起十年前寫那篇文章的場景。當時，充盈于心的喜悅中，夾雜著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忐忑心情——唯恐自己幼稚的筆觸，無法承載這一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現(xiàn)在想來，文章質量高低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顆真誠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靈。唯此，才能真正領會并傳承江老師“只向真理低頭”的學者品格與風骨！而這，才是江老師最希望看到的。
流光飛逝，十年彈指一揮間。在這十年里，江老師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為中國的民主法制進程，不懈地鼓與呼。每每從報章雜志里讀到有關江老師的信息，在親切之余倍感振奮。而自己，也從當年的學生成為了一名普通的教師。在江老師耄耋之年，有機會寫下一些文字，為其八十誕辰暖壽，我的內心，再次閃動著幸福的光澤！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猶記得在北大讀博期間，2001年2月的某個午后，我奉恩師之命，前往江平老師家中遞送文案。我很興奮，揣著請江老師簽名并與其合影的“私心”，與江老師約好時間后，直奔其寓所。
第一次如此近距離接觸江老師，終究有些緊張。江老師問：“最近在研究什么啊？”我說，“這段時間在學習WTO規(guī)則，還沒有什么研究。”江老師接著說，“WTO規(guī)則當然要學，國內的商事法律制度也很重要，中國這方面還很落后……”當時我還不知此話的深意，只是條件反射般地點頭稱是，心中盤算的是如何得到“簽名加合影”的如意小算盤。后來知悉江平老師與吳敬璉先生兩位學界巨擘的對話，以及兩位先生共同主持的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系列學術活動演繹出的市場經濟法治之精髓，才理解江老師多年來難以釋懷的良好愿景：中國的市場經濟之路，要力避權勢與行政之干預，否則有滑向官僚資本主義的危險……
辦完了正事，我鼓足勇氣，拿出揣在包里的兩本書（《江平文集》、《民商法縱論——江平教授七十華誕祝賀文集》），請江平老師簽名，并小聲地補了一句，“里面有一篇我與顧功耘教授合作的小文章。”江平老師問，“這兩本書是你自己買的？”我說“是的”，江老師說，“嗨，不用買，出版社該給你寄的！”我忙說，“可能已經寄了，但或許是因為我人到了北京，暫時沒有收到罷！”江老師“哦”了一聲，掏出筆，略作沉吟，在《江平文集》的封二寫下“培新惠存。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江平”；在《民商法縱論——江平教授七十華誕祝賀文集》的封二寫下了“培新，感謝你對本書的貢獻。 江平”。落款日期均為2001年2月。我“得寸進尺”，提出合影請求，江老師也慷慨地答應了。
在回北大的路上，我快樂得像一只小鳥。
后來我了解到，江平老師對年輕人，均極盡栽培提攜之能事。因為主持講座的緣故，與北大、清華等高校的師友多有交流，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江老師的知遇之恩，無不感念在心。
“我的發(fā)言不能稱為基調發(fā)言”
得到江平老師簽名并與其合影的這份快樂，隨著與江老師的進一步交往而在延續(xù)。2002年3月22日，“北京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春季論壇暨亞洲公司治理與資本市場監(jiān)管研討會”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開。此前，恩師吳志攀教授委我以“重任”，讓我擔任本次會議的總協(xié)調人，負責邀請學者、安排議程、接待、住宿等會務事宜（再次感謝吳老師給予的鍛煉機會和北大金融法中心同仁的熱誠幫助）。征得吳老師首肯后，我們決定請江平老師擔任論壇的中方基調發(fā)言人。由于此次會議有上百名學者與會，邀請函數(shù)月前悉數(shù)發(fā)出，時間地點均無法變更。我代表吳老師致電江平老師，江老師問明時間地點，略作沉吟，說，“我看過你們發(fā)過來的邀請函，這兩天外地有講學任務，對方訂了機票……這樣吧，我讓對方調整航班，爭取趕過來參加你們的會議……發(fā)言稿不用你們準備了……”擱下電話，我的內心充滿了感激。
2002年3月22日上午，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江平老師如期而至。他以“公司治理結構法律制度的定位”為題的基調發(fā)言一貫大氣，但他卻稱，自己的發(fā)言不能稱為基調發(fā)言，因為大會討論無任何基調。
簡簡單單的一句話，透著謙和的性情和開明的學養(yǎng)。
為保全一段歷史，我們當時作了錄音整理，不妨把江老師那天上午的演講全文照錄如下：
女士們、先生們、同行們：
我的發(fā)言不能稱為基調發(fā)言，因為大會討論無任何基調，我只想就《公司法》實施過程中的三個問題做一個發(fā)言。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公司法中有關公司治理結構的規(guī)范的定位。究竟哪些應當定位為強行性規(guī)范？哪些應當定位為任意性規(guī)范？中國公
司法的立法精神比較強調公司法應當是強行性規(guī)范，但我認為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應該更多的是任意性規(guī)范。中國公司法在治理結構上有三
點應該是強行性的：意思機關、法定代表人和意思機關的權限，這三點應該是強行性的，當事人不能任意變更。至于像管理人員的設置，
如要不要設置CEO，董事會成員的人數(shù)，表決的一些程序，應該是任意性的，這樣可以擴大公司的股東、董事會意思自治的權限。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監(jiān)督機構的定位。因為中國公司法是董事會中心主義，董事會的權限過大，因此，如何加強和完善監(jiān)督機制至關
重要。前幾年我和王保樹教授參加了日本早稻田大學召開的日、中、韓三國公司法討論會，其中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三國共同關心的問題，
就是如何加強監(jiān)督機制，這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中國現(xiàn)在實行的是多元化監(jiān)督機制，從國有企業(yè)到國有企業(yè)改制，我們
曾經有過許多種監(jiān)督機制，包括財務大檢查，特派稽查員制度，甚至是國有資產部門派出的監(jiān)事會的監(jiān)督，黨委的監(jiān)督，職工代表大會的
監(jiān)督，以及現(xiàn)在的獨立董事的監(jiān)督等。我認為與其是多元化監(jiān)督還不如加強一元化監(jiān)督。中國現(xiàn)在的監(jiān)督體制，與日本、臺灣地區(qū)是同一
種體制，我仍主張從法律和實踐角度加強監(jiān)事會的權力和監(jiān)事會的監(jiān)督力度。
第三個問題是司法機關如何介入到公司管理糾紛的定位。中國過去公司管理機構的糾紛往往通過行政力量解決，現(xiàn)在行政機關力量減
弱了，如果沒有司法機關的介入，會造成管理機構的僵局，甚至使得管理機構無法運作下去，這種情況現(xiàn)在已經出現(xiàn)很多。北大方正集團
和高新公司有關股東會召集權力的糾紛，法院已經受理了，但這只是個開始。國際仲裁委員會審理的一個案子里，經理被外方免職，而按
照章程，經理應該是中方提名，法院認為仲裁委員會的裁決，即強制外方把經理改為中方的，無法執(zhí)行。中國法中沒有像英美法里法院可
以發(fā)出禁令（injunction）這樣的制度。最近又遇到一個有意思的案子，加勒比海的一個英屬小島國的一個公司，股東之間產生糾紛，最
后法院作出判決，由法院指定一個接管人來接管這個公司的全部管理工作。這種指令在我國能不能改變我國外國獨資公司的產權歸屬？還
是必須要有董事會的決議？英美法有一個很好的制度——接管人（receiver）制度，也就是說當股東發(fā)生爭議，使得公司癱瘓而無法進行
正常工作時，可以由法院來指定接管人，以減少公司的損失，這種制度很值得我們借鑒，應當擴大我國司法對公司管理糾紛的介入權力。
我認為在未來公司法修改中，治理結構的定位應該有這三個問題。一是加大任意性規(guī)范的比例；二是加強一元化的監(jiān)督力度；三是加
大司法機構干預公司管理的權力。謝謝大家！
江老師此番演講提及的觀點，絕大多數(shù)為三年后修訂的我國新《公司法》所吸收。
“非典，路上不安全，我把序言寄給你”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之間就接近畢業(yè)的尾聲。2003年5月，我在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后，將論文增刪修補，準備付梓。恩師吳志攀教授對叢書已經作了總序，故我動了請江老師做序的念頭。我想，江老師對人很好，一定會成人之美的。江老師在電話那頭，問清楚了事由后慨然應允。同時，江老師考慮到當時北京非典肆虐，出行不便，就很貼心地說，“非典，路上不安全，我會把序言寄給你。”果然，幾天之后，江老師把序言親自寄來。
先生提攜后輩之心，山高水長！至今，我還珍藏著江老師的這封寶貴的信函。
博士畢業(yè)不久，我成為了一名教師。其間翻譯出版了一些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的小書，我都會郵寄給江老師一本，我想讓他知道，他的這位不入室弟子一直沒有放棄努力。在青燈黃卷、寂寥無人的深夜引介國外先進商事制度時，我分明記得數(shù)年前江平老師對我說起的“中國的商事法律制度還很落后……我們要努力！”
原以為自己沒有太多的機會再見到忙碌的江老師了，然而，人生何處不相逢！2007年11月1日，北京大學承辦的北京論壇之分論壇，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開。有幸作為與會代表的我，再一次地，感受到了江平老師基調報告之大氣磅礴。我當時帶了筆記本，幸福地記錄著江老師的發(fā)言：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
中國的公司立法和真正規(guī)范化的公司，也就是20年左右的時間。而中國公司又是從舊有的企業(yè)體制中脫胎而來的，所以，不可避免地
面臨以下問題：（一）企業(yè)自治與國家干預之間的困惑。企業(yè)是私法主體，具有私性。同時企業(yè)也具有社會性。當我們強調其私性時，要
強調自治；當我們強調其社會性時，要強調干預。長期以來，中國的問題是政企不分。美國SOX法案的頒布表明，美國聯(lián)邦政府的干預性
與州立法的自治性之間有著劇烈的沖突。中國新的公司法增加了一些柔性條款，也增加了一個自然人公司和一個法人設立的公司等新的公
司形式。公司的設立門檻降低了，但企業(yè)設立時仍然管制有余。工商部門也提出來要把管理變?yōu)榉⻊眨俦疚挥^念仍然十分嚴重。在強
調企業(yè)自治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二）關于企業(yè)民主還是集中。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企業(yè)一長制，決策與執(zhí)行未能分開。也就
是未能把決策的民主與執(zhí)行的集中結合起來。它還反映了困惑中國多年的政治制度的問題。最近三九集團的老總趙新先出獄了。趙新先是
三九集團長盛不衰的老總，但被判刑一年零九個月，因其犯了國有公司濫用職權罪。趙超越了國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權限，有人認為最主
要的問題是權力過于集中。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國民法通則與公司法對于法定代表人的權力沒有規(guī)定……
在大會茶歇期間，趁著江平老師沒人打擾的間隙，我快步上前，把當年出版的新譯作送給他并請他指正。一直坐著的江平老師居然馬上站起來，一邊致謝，一邊緊緊握住我的手。這雙如此溫暖的手，曾經給過多少莘莘學子以無窮的動力！
接機遲到，痛悔不已
與江平老師最近的一次接觸，則是在2009年4月23日。“培新，這是我病好之后第一次乘飛機”，在上海虹橋機場，尊敬的江平老師見到我，對我說了這句話。我一邊感動萬分，一邊痛悔不已。我感動的是，兩年未曾謀面，且大病初愈，江平老師居然還能叫出我的名字。我痛悔的是，由于“首屆法學名家論壇”接待任務繁重，頭緒很多，我領到接江平教授的任務后，只能踩著時點去接，中間還因為工作關系而聯(lián)絡電話不斷，以為至少可以提前十五分鐘候在出口，但沒有想到，我們見到江老師時，江老師已經在出口處等我們了——飛機居然早到了十分鐘！
盡管沒讓江老師等多久，但他是一位年近八旬、倍受尊敬的長者，想來我們真是失禮至極，我在心里狠狠地罵了自己，趕緊把江老師迎入車中。江平老師一如既往地親和有加，對我問寒問暖，絲毫沒有責怪我的意思，這樣我越發(fā)自責——這或許是我迄今為止最為痛悔的事情了……
江老師在參加“首屆法學名家論壇”之前，還參加了經濟法的高峰論壇，并作了主旨發(fā)言。對此，我校師生自是感激不盡。
江平老師卓絕獨立之精神氣質，提攜后進之寬廣胸襟，代表著我國老一輩的法學家群體。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他們不畏千難萬險，披荊斬棘，今天，中國的法學能夠氣象萬千；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他們嘔心瀝血，提攜后進，今天，中國的法學能夠新人輩出；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他們勇于擔當，辦刊啟智，今天，中國的法學研究能夠蔚然成風……
他們是我國法學界的拓荒者，更是我國法學事業(yè)的奠基人。向江平老師致敬，向所有的老一輩法學家們致敬！
祝尊敬的江平老師八十華誕幸福快樂！
寫于耶魯大學斯特林紀念圖書館
*羅培新：華東政法大學科研處處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