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在法學領域，最紅火者是法律史。1979年9月，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于長春，中法史、外法史、中思史、西思史四學科的隊伍結成同盟，浩浩蕩蕩，為法學界各分支中隊伍最龐大者。最初的碩士點，法律史居三分之一。報刊上的學術論文，法律史亦占二三成。那時的法律史學，堪稱顯學。相反，中國法學會及其下轄各研究會大都是在1980年以后才成立的。不過，待成立較晚的經濟法、民法、刑法、國際法等學會研究會成為新的“顯學”陣地時，法律史學漸漸變成 了“冷學”或“隱學”。每當咀嚼這一令人傷感的變化過程時，我就想起了張師國華先生的教誨“搞思想史，貴在反省思想的歷史，別指望老當顯學”。
張老師講思想史，跟當時的教科書體例大不一樣，與其他老師的風格也不一樣。按當時的教科書及思想史著作體例，歷史被劃分為一個個思想階段，與原始、奴隸、封建等社會形態相對應。每一個階段，選幾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給每人定一個階級屬性，然后介紹其有階級屬性的具體思想。在介紹具體思想時，一般取古人自己言論中的一個論點性命題（如“法不阿貴”、“德主刑輔”等作為標題，引出與此相關的論述或事跡，然后加以評判。此種體例風格，顯得相當零散、刻板。張老師不是這樣。他在講先秦法律思想史時，特別注意兩點：一是注意介紹分析特定時代特定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征，二是特別注意總結反省一定法律思想（主題）的演化規律。
關于先秦各家法律思想的特征，張老師經常引導我們總結。他說，從西周到東周，是一個歷史巨變。平王東遷，中央權威開始式微，諸侯國爭雄稱霸，舊有的秩序已在墮壞。因為諸侯們要爭霸，要生存，所以急需治國方術及賢佐，諸子百家學說應運而生，其主旨都在向諸侯們獻策。里面雖有階級利益，階級斗爭的因素，但不可簡單地貼標簽。各家均是從自己所代表的職業群體獨有的目光出發來評價社會劇變、提出治國建議。張老師形象生動地給我們演述了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班固《漢書·藝文志》之大義，令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儒家的目光，是禮賓官、司儀官及吹鼓手們的目光，他們注重通過有形的“禮樂”建立一種“穆穆有容”的等級尊卑“和諧”秩序，這正是喪祭等典儀上的第一要求。儒家把全國的政治過程看成一個典儀，把他們自己當成國家的贊禮官，強調典儀上人人表現的莊嚴肅穆仁慈等等態態與其內心的莊嚴仁義等等品質完全一致�！耙远Y治國”主旨是以典儀約束人們言行進而內心。所以儒家首重“禮治”。“禮治”要靠在上位的人以模范行動做表率，故儒家又重“人治”即賢人政治�！岸Y治”、“人治”歸根結底是為了提升人民，的道德水準，故儒家又主張“德治”。“禮治”、“德治” 、“人治”三者是加三個不同角度說的，其共同本質是“仁”。法家目光，是司法官的目光，他們注重國家訂定的強制規則能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主張“法治”，主張“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刑無等級”、“重刑輕罪”、“以刑止刑”等，這是“理官”隊伍的職業愛好。道家的目光，是史官的目光，在“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以后，把一切都看透了、想通了，所以主張與世無爭，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無為而治。墨家的目光，是上古守宗廟陵寢官吏們的目光，他們在清冷肅穆的崗位上思考，自然明白一切奢華都無意義，所以力主“節用”、“節葬”，反對繁榮的“禮樂”，主張人世間多一點溫情，所以主“兼愛非攻”。張老師說，當時要向諸侯們獻“立國固民”之策，也只有各條系統上的官員及其追隨者們才有資格。后來，甚至沒有那種職業或職務背景的士人也成了這各種學說的代表人物時，就形成了“諸子百家”。先秦法律思想，就是這樣在爭鳴中逐漸充實發達的法律思想�！鞍偌覡庿Q”為中國后來大一統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提供了基本素材。經張老師這么一講，我們大有豁然開朗之感，遂對先秦法律思想特別是“百家爭鳴”的法律思想有了宏觀把握。
為了詳細演述先秦各家法律思想的特征，我記得，張老師是以每一家為一個單位來剖析，而不是按人頭講。每講一家，他先要講該家的核心追求是什么，然后再講為實現此一追求各家提出的各種主張，并特別注意各種主張之間的邏輯互賴關系。比如，張老師認為，墨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兼愛”，其最高依據是“天志”（“天欲人相愛相利”）。為了實現“兼愛”，在思想上墨家主張“尚同”，斬斷人們“別相惡交相賊”的根子；政治上主張“非攻”“尚賢”，經濟上主張“交相利”、“節用”、“強本”。一切攻令法律都必須以此為宗旨，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兼愛”。又如，關于法家的法律思想，張老師認為，其核心是“法治”。如何實現法治？法家的主張不外四者，一是“刑治”，重刑威懾，重刑連坐，用刑于將過，使民不敢犯法；二是“刑無等級”，上下貴賤均須守法；三是“賞譽同軌，非誅俱行”，道德輿論必須與法律一致，輔助法律，不得與法律的評價相反；四是“以法為教”，徹底廢除舊道德說教，以法律中的宗旨或要求為核心用刑罰培植百姓的國家至上道德觀。張老師說，若不抓住各家法律主張的核心及圍繞這一核心的各個主張，我們就會理不清頭緒。聽張老師的課，的確有“一覽眾山小”之體會。我特別記憶深刻的是，張老師在講法家為什么特別主張“以法為教”，排斥傳統道德對法律活動的干涉時，曾精辟地指出：“法家既主張法治，當然主張法出一門。禮義說教、先王之語雜入司法活動，當然就是法出多門，法外有法。法令不一是法治的最大忌諱。所以法家特別排斥傳統的道德說教，并非他們絕對不喜歡這些道德的內涵或價值，而是從維護法律的統一性嚴肅性要求出發的。”
關于法律思想演進的規律，張老師特別注意引導我們去總結探索。
張老師曾引導我們分析儒家法律思想的演變規律。他說，儒家法律思想在先秦時期就有三個階段，三次變化，顯示出三期不同的側重或特色。孔子繼承周公思想，注重以“仁”為質、以“禮”為文的政治秩序，注重人們自律尤其是統治者的道德自律。孟子注重“仁”用于具體政治，講求仁政仁術，注重王政策略，旨在糾正當時政治的殘暴不仁。荀子更加務實，直接站在帝王的角度上思考政治策略，主張禮法并用。從三人所代表的傾向看，顯示儒家思想從社會批判理論逐漸墮落為統治階級的看家術。到董仲舒、《白虎通》，這種看家術更加完善，更加庸俗。到朱熹王陽明，思辯性雖有增強，但看家術性質未變，批判性傾向越發蕩然無存。他特別引導我們分析了“德主刑輔”思想的軌跡。他提醒我們注意：在孔孟，只強調“德教”和“仁”，未強調“刑輔”地位，幾乎不從正面肯定“刑政”地位，這顯然更有在野知識分子批判暴政的味道。到了荀子董子，開始禮刑并重，向在朝的理論轉變。到了朱熹王陽明，儒家的最大代表也幾乎“外儒內法”了，比如朱熹實際上主張君主“深于用法而果于殺人”，又曾親自主治地方斬殺“盜賊”，王陽明更以破“山中賊”之功勛而著稱。張老師說，這種從在野的代表一定民意的儒家向完全在朝的代表官意的儒家的思想演變過程，是中國法律思想主流的演化歷程的縮影。法律哲學或法理學說之色彩越來越趨于滅亡，平庸短視的法律實務之說越來越占主導地位，這就是從先秦到清末中國法律思想史越來越枯燥單調，了無新意的重要原因。張老師說，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任務，不僅僅是羅列古代有什么法律思想，更重要的是反省思想的歷史——抓住思想的特征，總結思想的演變規律，反省思想之得失。
張老師的教誨深深地啟發了我。為反省思想的歷史，我選擇了一個很為張老師贊成的碩士論文論題《中國古代法律與道德關系論的反思》。這篇三萬余字的文章，是楊鶴桌老師、張國華老師共同指導下完成的，后來收入了群眾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法學碩士論文集》。在寫作過程中，我多次訪謁張國華先生，聆聽指導。文章寫出后，張老師并不滿意，說我在文章中并未充分地對古人的法德關系論的利弊得失、變遷規律進行反思，只是從一個較獨到的角度整理了古人關于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理論并略加評價。這是真的，我接受了張老師的批評，但又 自知“反思”、“反省”功力不足，于是只好在收入論文集時改名為《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古代中國人的回答》。
張老師離開我們快四年了�；叵胧軓埨蠋煻崦婷畷r，往事歷歷如電影。張師的教誨�？M于懷。反省思想的歷史，這是張老師的囑托，也是我近十年間研究的主要宗旨，可惜未能如張師所寄望的那樣做好。最近，我又開始了中國近代法治思想發展規律的研究，并受到了國家資助。此題初旨，就是想“繼承張老師遺志”。然而，近幾年，我總是感到有些愧對張老師，他教我們別指望把法律史弄成“顯學”，而我卻老是為法律史不能成為顯學而不平。憶起張師教海，我當自責。反思反省之學必冷，冷而后方可靜。只有靜中冷峻的省思，才可能體悟思想的規律。在顯學的“熱鬧”中是無法完成思想的反省的。
張老師走了，他的良師慈父風范長存，他那“貴在反省思想的歷史”的叮囑長在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