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表達敬仰之情，世人送給恩師江平先生“法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三項殊榮。對于常人，能夠勝任其中一項已是難能可貴，先生憑借自己的“學問、人品、文章”，在以上三個領域里面均結(jié)出了累累碩果。作為有幸兩度成為恩師的弟子，深知自己學術資質(zhì)、法學功底、視野文筆太過局限，沒有資格和能力去書寫先生崇信真理、波瀾壯闊的人生，下面僅就我所知道和經(jīng)歷的一些事情，去閱讀、感知先生的人生軌跡。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禮記》
相對于其他兩個稱謂，先生更喜歡稱自己是一個教育家，先生說過：“我是一個法學教育家，我以學校為舞臺，努力培育具有現(xiàn)代法治觀念，具有民主、自由開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學家。”回想先生從前蘇聯(lián)莫斯科大學學成回國之后的經(jīng)歷，除了被錯誤打成“右派”之后的勞動改造，北京政法學院被解散之后的下放勞動，先生絕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是在北京政法學院及后來的中國政法大學度過的。先生“右派”摘帽之后，本來有機會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工作，是什么動力和精神促使先生又回到了曾經(jīng)帶給其精神和身體巨大創(chuàng)傷的高校呢？我想，除了先生對學生的一片摯愛之外，那就是一種“法治天下”巨大責任感的推動，一種為了使“反右”和“文革”那樣的悲劇不要在我們這個民族和個人身上重演的使命感的召喚，而做到這一點，培養(yǎng)人才遠比獨自著書立說要影響大得多。先生在北京政法學院從一名普通教師做起，一直做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直至現(xiàn)在的終身教授，為國家、為民族培養(yǎng)了數(shù)以萬計的現(xiàn)代法律人才。先生不僅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法學教育，而且希望自己的弟子也能夠傳承其對法學教育的摯愛。在全國商法學骨干教師培訓課程班，我與同是法大85級畢業(yè)生的許冰梅同學一起向先生敬酒，先生說：“希望你們做一輩子高校教師。”先生的話我一直銘記于心，以后雖有一些離開高校的機會，但都被我不加考慮謝絕了。
現(xiàn)在，每一個中國政法大學畢業(yè)生都會將江平先生視為法大的“精神領袖” ，先生只向真理低頭的品質(zhì)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的法大畢業(yè)生。先生之所以有這樣的威望，在于先生不僅授學生以謀事之才，更傳學生以立世之德。先生畢生追求民主、自由的崇高人生理想，一生中沒有說過違心的話，更沒有辦過違心的事。先生為追求真理，可謂歷受磨難，踐行了孟子所說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人生軌跡。先生被打成右派后，曾經(jīng)面臨妻子離異、斷肢傷殘的一段極為悲涼的人生際遇，如果換成常人，很可能會一蹶不振，甚至走上辭別人世、尋求解脫之路。但先生選擇了堅持和容忍，先生在《自勉》一詩中寫道：“殘肢逆遇何足悲，傷情失意安得摧。……愿將慚怍五尺軀，送與世爐萬般錘。”正是先生能夠忍常人之所不能，才有后來為世人所尊崇的精神、所矚目的成就。為了“法治天下”的崇高理想，為之奮斗一生，哪怕遭受巨大的精神痛苦，甚至肉體的傷痛也要堅持和容忍，可能就是先生被視為法大的“精神領袖”的緣故吧。
先生對學生之愛是有名的。二十年前，為了勸阻學生，先生拖著一條殘腿，做出了“驚天一跪”，那一場景，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生活中的先生又是非常樸素和平易近人的，這不僅表現(xiàn)在先生對學生之事，只要合理，無不有求必應，更主要的是，先生在在以感恩、謙遜與豁達的品質(zhì)感染著學生，這種品質(zhì)是先生初韌于青年，在紛繁的政治風雨、跌宕的人生起伏中錘煉成型的。記得先生在75歲壽誕時，首先對幾十年風雨同舟、無微不至關照自己生活的師母表達了真摯的謝意、衷心的祝福之后，對在座的弟子說：“我之所以還能夠在學術上取得那么一點點成就，依賴于我的學生的幫助和支持！”聽到先生的話，在座的很多學生已是淚眼朦朧，在座的哪一位學生不是受了先生的影響和教導進入了民商法學的殿堂，哪一位學生不是受惠于先生的指導而學有所成或者術業(yè)有專攻呢？先生濟世達人的人生境界是先生為師者的魅力所在！
但開風氣不為師——龔自珍
說到先生的學問，世人也送給先生很多稱號，“中國民法的教父”、“民商法學泰斗”等等。我認為能夠非常精確概括先生學術貢獻的，是清代學者龔自珍的一句詩：“但開風氣不為師”。實際上，人們常常用這句話來評價“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胡適先生。胡適先生是現(xiàn)代中國學術界開一代風氣之先的人物，其在白話文、新體詩、中國哲學研究、人權(quán)研究、歷史考證研究等多個領域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相較于胡適，江平先生是我國民商法以至于法學領域開一代風氣之先的領軍人物，其學術觀點與思想方法對現(xiàn)代中國的法學學術領域產(chǎn)生了廣泛及深遠的影響。所不同的是，胡適成名于二十七八歲從美國學成歸國之時，而先生以同樣的年齡從前蘇聯(lián)學成歸國后，卻有長達二十年不能進行學術研究的“右派”生涯，成名是在胡博士暴得大名雙倍年齡之后。
先生是中國法學界少有的將民商兩個領域全部貫通的學者。當今的中國民商法學界可謂是學科興旺、人才輩出。但每個進入這一領域的學者，無不為該領域的博大精深所懾服，或止于民、或止于商。兩者皆通者，不過寥寥數(shù)人，而江平先生則是被民商兩個學科所公認的泰山北斗級的學者。北京政法學院復校后，江平先生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最先在高校開設了羅馬法、西方民商法課程，在民商法學界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作為《民法通則》起草小組的四位專家之一，江平先生的貢獻眾人皆知；先生與方流芳先生合寫了當時高校奉為經(jīng)典的《公司法》教材；先生是《信托法》和《合同法》專家起草小組組長，擔任《物權(quán)法》、《民法典》起草專家小組的負責人；對于《國家賠償法》、《公司法》、《證券法》、《票據(jù)法》、《合伙企業(yè)法》、《獨資企業(yè)法》等法律的制定，先生都做過非常重要的參與工作。
先生也是少有的將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做到兼收并蓄的學者。在學術研究和立法模式的選取上，學術界經(jīng)常面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模式之爭，大陸法系以其嚴謹、系統(tǒng)化著稱于世，而英美法系又以其開放、富有時代精神引領著世界。在吸收大陸法和英美法的問題上，先生認為：在形式上，應以傳統(tǒng)和制度形式習慣為出發(fā)點，主要吸收大陸法系，在實質(zhì)規(guī)則上，則本著生活互通的認識，兼收并蓄。先生的觀點既兼顧了我國的立法傳統(tǒng)，又符合時代精神，《信托法》的研究與立法可謂是先生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對于一些遺憾，先生也不諱言。記得有一次向先生請教信托的問題，先生對個人信托沒有寫進《信托法》感到很是惋惜。對于中國企業(yè)家缺乏信托精神，郎咸平先生曾多次呼吁，這也是兩位學界大師共同的感慨吧！
先生興趣廣博、涉獵眾多。除民商法外，先生對憲法、行政法、國際法、環(huán)保法等多學科均有研究。本科畢業(yè)之后，曾幾次去看望先生，清楚記得，有一次先生在辦公室看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格勞秀斯的著作。為推動法律與經(jīng)濟跨學科研究、培養(yǎng)青年研究人才，先生甚至和吳敬璉教授聯(lián)合發(fā)起了“吳敬璉、江平法律與經(jīng)濟研究獎學金”。因為我的碩士、博士專業(yè)并不是法律，在申報先生博士后時我的心中不免忐忑，擔心沒有扎實、系統(tǒng)的民商法學習經(jīng)歷，不被先生認可。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余的，先生一直倡導多學科的融合，強調(diào)研究民商法應該具有一些經(jīng)濟、金融的背景。我在先生指導下進行博士后課題研究期間，最先申報的研究課題是金融衍生證券法律問題的研究，后來改為“國際溫室氣體排放權(quán)交易法律問題研究”，因為該領域要涉及大量的國際法、環(huán)保法問題，擔心與先生指導的“公司法、證券法”博士后方向相沖突，但先生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如今，經(jīng)先生倡導的一些民商法二級學科已是人才濟濟、碩果累累。先生在引領風氣之后，從不以導師自居，而是盡量為大家創(chuàng)造學術研究空間，樂觀其成！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
法學并不是玄學，更不是關起門來不問世事變遷的經(jīng)院之學。作為與民生、私權(quán)社會聯(lián)系最為密切的民商法，江平先生一貫主張學者知行合一，身體力行，參與到國家的立法工作中。先生曾經(jīng)擔任小組組長，負責、深度參與我國重要法律起草的立法有十幾部，至今這個記錄法學界還無人打破。先生身影遍及立法、司法、政府、企業(yè)各個領域，可謂名副其實的社會活動家，先生曾于1988年當選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擔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職務，在位期間推動了許多重要法律的立法工作。從一片空白，到今日我國能夠基本建立符合市場經(jīng)濟要求的民商法律體系著實不易，用先生的話說就是：“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走兩步、退一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這句話真實地反映了中國法學界面臨經(jīng)濟、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法治建設的艱難處境。中國的改革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復雜系統(tǒng)工程，制度設計者首先要將這個復雜系統(tǒng)讀懂，這對于絕大多數(shù)受到大陸法系學說、思想訓練的法學家談何容易？大陸法學家兼具的“價值保守、體系嚴謹”的氣質(zhì)首先是與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中的效率優(yōu)先格格不入的，何況是復雜的系統(tǒng)制度的設計？因此，在這場改革中，絕大多數(shù)法學家采取呆在象牙塔中專事學問，或者采取應然的態(tài)度，空發(fā)議論與批評。而先生則憑借其學貫民商、通曉大陸、英美兩大法系，對中國社會透徹的了解，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制度設計意見，在這個紛繁復雜的過程中，先生以他特有的學者智慧和個人魅力發(fā)揮著獨特的推動作用。在追隨先生學習、研究的過程中，先生的“知行合一”，注重實踐和參與的精神對我們這些學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先生對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弱者進行了最大的關注并給予了廣泛的同情。如在“河北孫大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事件”中，先生認為我國現(xiàn)在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guī)存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界定不清的問題。先生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與正常的民間借貸有什么區(qū)別？我向20個人借行不行？有沒有一個界限？我現(xiàn)在看沒有。如果我向50個村民借貸是不是就變成了非法吸收存款？”孫大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在先生及社會各界的關注下終于有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審判結(jié)局。先生在對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弱者給予了廣泛同情的同時，也堅守了法律最后的底線，這和先生一貫秉承的“法治天下”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如在“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中，先生認為，如果補償合理，就應該拆遷。如果當事人認為補償不合理，應該到法院進行訴訟。先生認為該拆遷戶是否侵犯了公共利益不能由其自身說了算，最后應該服從法院的裁判。先生的表態(tài)受到了“左派”的強烈批評，筆者無意卷入“左右派”之爭，但對先生堅持法律框架下解決問題，堅守法律底線的“法治”精神與人格非常崇尚和敬佩，對無視我國業(yè)已初步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以代表所謂的“人民利益”將我國重新引入文革“無法無天”的做法感到不解與不安。孫大午被法院判刑之后，他曾有一個“我無罪，但我服法”的著名表態(tài)，孫大午與先生一樣都是痛定思痛，經(jīng)歷過沒有法律或者法律定性不清的苦難，渴望我們國家能夠走上法治健全、長治久安軌道的道德品行高尚的有識之士。中國的改革要納入到法治的軌道，改革中所暴露出的問題與矛盾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得到解決，“不折騰”應該代表社會上下有識之士的共識！
時值先生八十華誕之日，匆匆寫成以上文字，以感謝先生培育之情！
*韓良：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