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鐵崖先生是著名的國際法學家，曾任國際法院前南問題特別刑事法庭大法官。采訪先生是我的夙愿。在北大讀本科時我曾參加系刊記者招聘，考試題目是：著名國際法學家王鐵崖先生即將赴海牙就任國際法院前南問題特別刑事法庭大法官，在王先生離開中國之際，你將如何進行這次采訪？沒想到來到清華后，竟然有機會實現這個夙愿。
先生因身體原因不得不從國際法院大法官任上離職，回國后一直在家休養。我對能否采訪并沒有把握。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撥通了先生家的電話，接電話的是師母。我自報家門后，先生接過了話筒，聽說我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的研究生，先生爽快地答應了我的采訪請求。我簡直欣喜若狂。過了幾天，李兆杰老師（先生的弟子）把我找去，告訴我老先生最近十分激動，這些天一直在回憶清華的時光，希望我們認真準備，并且采訪時要注意先生的身體。
終于見到先生了。先生大病初愈，身體有些消瘦，但精神很好。采訪前，我們在清華檔案館找到了先生在清華讀書時的注冊卡片。卡片的內容非常簡單，“姓名：王鐵崖，性別：男，籍貫：福建省閩侯縣，22年6月在法學院政治學系畢業，21歲。”（民國22年應為1933年，先生當年其實只有20歲，是清華法學院政治學五級最年輕的學生。）先生接過這張發黃的卡片，念叨著：“很好，很好。謝謝。”先生的回憶，就從這張注冊卡片開始，前塵往事，點點滴滴，娓娓道來。
清華時光
“我要講的話很多，先講講在清華的情況。我先在復旦大學英語系，后來轉到政治系，1931年又從政治系轉到清華讀三年級。剛一進校，就趕上“九·一八”事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緒很濃，停學上街游行，還組織了三個星期的軍訓，我也參加了。后來學校說，都回來讀書吧，讀書也是救國之道，所以我們又回到學校讀書。然后，我受了一年的苦。那時清華有一股不好的風氣，新生入學后要受高年級同學的迫害，流行的做法是‘拖尸’，英文叫toss，就是要受老生的捉弄，先做各種各樣的動作，最后被兩個學生拖起來，甩到墻上去，墻上有電。我是三年級學生，他們對我比較寬容，所以免去了這一劫難。
“我孤身一人來到北平，舉目無親，語言也不通。幸好我的哥哥有一位同學莊果在清華，他對我很好，時常照顧我，還帶我參加進步活動。更重要的一點，那時莊果和幾個學生已經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其中包括喬冠華，我從那時就開始認識喬冠華。在莊果的影響下，我那時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不幸的是，莊果不久就病逝了。
“然后，我就開始上課。上課需要先登記。當時的法學院院長是陳岱孫先生，他代理政治學系主任，和我是同鄉（陳岱孫先生是福州人），我們都知道這一點，但誰也不曾提起。陳岱孫先生很寬容，我選什么課他就登什么課，也沒講什么話，就笑笑說，可以了，可以了。我是從復旦過來的，有些清華必須修的課我沒有修，所以三四年級還得補課。清華當時有一個非常好的制度，規定所有的文科學生都必須選理科的一門課，理科學生必須選修政治、法律、經濟三門課中的一門。我當時選了生物學的課。清華還有一個非常好的規矩，所有大教授都要到一年級去教課，外系的課也是大教授教，我的生物學就是陳幀（著名生物學家）教的。
“我在清華念書的時候，經常去圖書館。當時清華的圖書館非常好，參考書可以到圖書館去借。許多課程教員一上來就告訴學生這門課要念哪些參考書，這些參考書在圖書館都有，可以去借。但有一個規定，晚上可以借回去看，第二天必須還，這個制度非常嚴格。圖書管理員辦事很認真，我得益很多。我作研究生畢業論文時需要參考兩本外文書，一本德文的，一本法文的，當時圖書館沒有這兩本書，我給圖書管理員說了，管理員說我們給你買，果然沒多久就從德國和法國買回了這兩本書。這種情況不光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就是現在，國內許多大學也做不到。
“清華的體育運動風氣很盛，每天下午4：30，所有的學生都要到操場上運動，不許再學習。流行的運動有‘斗牛’，就是在籃球場里無規則地打籃球，抱著球跑也可以，類似于橄欖球運動。我沒有這個力氣，就跑步。我以前身體不太好，到了清華以后就比較好了。
“清華還有一個特點，所有的教授都是有名的學者。象法學院的錢端升、張奚若、蕭公權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學者。政治學系的學生可以選外系的課，我選了國際關系和外交史的課，常去聽蔣廷黻先生的課，他是當時國際上都很有名的學者。還有葉公超，他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他的英語當時不光在國內是一流的，就是在國際上也是一流的，我差一點兒選他的課。在清華的幾年，我確實收益很大。
位職海牙
先生在耄耋之年遠赴海牙，就任國際法院大法官，國內對先生這段經歷報道得比較少，因而這段時光就成了我們極感興趣的一個話題。
“在海牙，頭一年工作很重，因為每一個案子都有很多材料必須要看。特別法庭分為上訴庭和審判庭，我在上訴庭。在所有的法官中，我年紀最大，其他人都是七十歲以下，我都八十多了。當時的法庭里面，大多數法官都是過去當過法官的，沒當過法官的學者有五個，我是其中一個。我剛去的時候是很苦的，因為我從來沒有到過法院，更沒有當過法官，一切都得從頭學起。他們的statue，我要研究；他們的程序證據規則，這是最復雜的問題，我也要研究。
“我在國際法院過得很愉快。當時的庭長是一位女法官，美國人，她對我很好，重要的案子叫我參加，不重要的案子就算了，不讓我參加。我的幾位同事也不錯，他們對我都非常尊敬，因為我的資格比他們都老（笑）。案子討論時他們都覺得我的意見還可以，沒有什么問題。許多法官都成了我的好朋友。這樣過了兩年半。法庭處理的案子有的是很重要的案子，但是法庭的工作很慢，一個案子可以審判兩年，我經手的案子結案的只有三個。
“我有一個助手，是北大畢業的，牛津大學的法學博士，英文非常好，對程序非常熟悉。第二年，我實在太累了，他就把這些案子分類，必須看的，可以看可以不看的，不用看的，然后讓我看。案子判決時，分為幾個部分，每個法官擔任一部分，分頭去寫，然后再討論通過。我回來就和他討論，讓他先起草，然后由我修改，這樣我就省事多了。后來，我病得很厲害，眼睛也失明了，就由外交部的一個司長劉大群接替我。他在審判庭，很年輕，干得不錯。”
在海牙，先生的心里始終想著中國。先生說：“不容易，這個工作不容易。人家都看著你中國人怎么辦呢。人家都認為你中國法律比較落后，人家要看你中國人的法律到底怎么樣。”
就這樣，先生不顧年邁體弱，以他出色的工作，展現了中國學者在國際法上的造詣，結交了國際友人，為中國贏得了在世界上的聲譽。
心系國際法事業
談起國際法研究，王鐵崖先生禁不住激動起來。
“中國的國際法研究不僅不如西方發達國家，連一些中等國家都不如，連埃及、印度都不如。江澤民主席1996年12月在中央法律講座上講了一次話，說要重視國際法研究，講得非常好。所以我動了個念頭和其他教授給他寫信，他接到我的信后，立即下指示給李嵐清副總理。李嵐清副總理轉給教委主任，教委主任又下到兩個司，社會科學司和教育司，就沒有下文了，到下面就沒有下文了。有人說，中國現在國際法很好嘛，用不著這樣搞。我說這是坐井觀天，瞎子摸黑，你到外面去看一看，在哪一個地方中國人才能夠出頭？哪一個地方中國不缺人才？現在外交部從司長級到部長級都承認，我們中國國際法人才是太缺了，不是太多了！這是很危險的，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國際法人才沒有啊。國際法院法官，我之后有劉大群來做，劉大群之后由誰來做呢？一代不如一代，這樣下去，怎么得了呢？應該是一代比一代強！（先生猛地一揮手）你是六十歲，我是三十五歲，我比你強，這樣才對，這個社會才能發展。現在好啦，五十不如六十，四十不如五十，三十不如四十，這樣下去怎么辦呢？那這個社會怎么辦呢？”
講到這里，先生異常激動，我不得不停下來，勸先生喝點水，平靜下來。三年前，先生在離開中國去海牙赴任前給北大法律系學生作了一場講座，我有幸聆聽。先生也提到了他寫信的事，一樣的激動，一樣的無奈。
“現在來講，我們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國際法研究遠遠落后別的國家，不行的，這個話我對很多人都講過，太落后了，比一些中等國家都落后。這樣不行，我們必須趕上去。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夠推動中國國際法事業的發展。我現在年紀很大了，八十八了，沒有多少年了。我已經做了幾件事，現在還想干幾件事。一個是要辦好國際法學會，國際法學會是我發起的，一定要辦好，為中國集中一些國際法人才；第二，在清華設立一個國際法圖書資料聯合中心，把圖書資料搞好；第三，在北大國際法研究所設立專著出版計劃，與法律出版社合作，搞個專著系列（叢刊）。這樣做成的話，中國國際法的前途是很好的。
“中國的國際法研究要趕上去，一方面要靠年輕教員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我們要幫助他們，在圖書資料方面幫助他們，要不然沒有前途。所以這是我去世以前的心愿，希望給年輕的教員幫一些忙，希望不要遭遇太多的困難。現在問題還不少，但是我想，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克服，向前進，就好了。”
清華精神
在采訪之前，我們就聽老師說，先生對清華的感情很深，先生認為他一生最有意義的幾年就是在清華度過的。先生與清華的關系理所當然就成了我們這次采訪所關注的對象。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回過頭來看您走過的路，您的青春時光在清華園里度過，從清華園里走出，到國外留學，回國任教，有著豐富的人生經歷，最后又和清華發生了密切的聯系，可以說是最終歸宿到清華。您對此有什么感想？
答：我覺得很難說。我最后又歸到清華，我覺得非常幸運。1952年院系調整時，我反對清華取消文科，差一點犯錯誤，后來我就不講話了。清華恢復文科，這很好，我又能夠和清華發生聯系，我覺得很幸運。當然我也不能忘本，我也是北大人，北大和清華都是我的母校。（笑）
記：楊振寧先生退休以后回到清華來任教，他說坐在清華的教室里，看著窗外熟悉的風景，感覺人生好像走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點。不知道您怎樣理解這一句話，或許您也有同感吧？
答：他和我不一樣，他是真正單一的清華人。我是跨兩校，不一樣的，我坐在北大的教室里看過去，那感覺是不一樣的（笑）。我在北大的路比較曲折，‘四清’啊，‘文化大革命’啊，都是在北大過的。我在清華過得比較痛快，兩年大學，三年研究生，一年清華研修，我在清華一共生活了6年，但直到現在仍沒有機會再一次坐在清華明齋里看窗外的風景，也不知自己會有什么感想。
記；您認為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在感染看您，讓您離開清華以后仍然夠受益終生？
答：我學清華的精神，“認真”兩個字，非常重要，我沒有完全學到手。認真做事，認真做人，認真……毛主席講過，共產黨人就要講究認真。認真兩個字，非常重要，清華有這種傳統。清華的這種傳統解放以后還在，清華文科并到北京大學，清華的傳統在北大也生了根。現在清華恢復法學院，要發揚這個傳統，我相信，清華的傳統再加上現代法治精神，清華法學院一定能夠辦好，一定能夠辦出自己的特色．”
記：作為一位老校友，您對我們當代大學生有什么期望和忠告？
答：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國際法研究十分落后，不光是國際法，很多東西都落后。應該一代更比一代強！所以你們年輕一代，一定要下決心，把中國的學問搞上去，這個是當務之急呀！
我希望你們能學貫中西古今，大陸法、普通法都可以接受一些，但不能照搬，要把中外古今揉在一起，要有獨創精神。清華應該有條件產生另外一個陳寅恪，怎么會沒有呢？
要我講期望和忠告，我記得復建清華法學院的時候，我去了，講了話。后來建院一周年的時候，我在海牙，來信讓我題詞，我也題詞了。我主要的意見是，清華一定要學貫中西古今，要發揚清華的光榮傳統，促進整個中國學術事業的發展，希望你們努力學習，為國爭光，希望你們努力為世界的和平貢獻一份力量。
采訪結束了，我們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在兩個小時的交談中，我們聽到的是一個清華老校友的肺腑之言，感受到的是一個中國人對祖國的拳拳愛國之心。采訪中，我偶然得知，明年先生和師母將慶祝他們的鉆石婚，真心祝愿先生和師母健康、長壽。
我們期待著，先生能在四月的春天里回到清華園，參加清華九十華誕慶典。當一位世紀老人回到魂牽夢繞的母校，當他又一次坐在窗前，看著窗外熟悉的風景，這本身也將成為校園中風景的永恒。
（研0 吳飛 暴強 法9 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