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研究所成立已經45周年了。眼看今日之法學所與時代同步前進，學科齊全，人才濟濟，碩果累累，在振興豐富法學、完善國家的法律體系等事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以預見，今后法學所的業績將更加紅火。顯然，今日法學所的工作業績已非昔日之法學所可比擬。
當我們歡慶今日的成績的時候，不禁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話，就是“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這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可以說今日的法學所是在前輩法學家艱苦建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沒有董老、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沒有張友漁、周新民等老一輩法學家領導當年的一批“小伙子”奮斗創業，很難有今天欣欣向榮的法學所。
法學所老一輩的領導人有許多，在我接觸最多的領導人中就有王珉燦（即王珉）同志。盡管他已經故去8年，但每當我作出一些小小的成績時，總是要想起他來，值此歡度所慶之際，借機追憶王珉燦同志的為人及其對法學事業的貢獻。
我和珉燦同志相識于1959年在法學研究所工作期間。珉燦同志是1937年入黨的老黨員，自中央政法干校調來法學研究所任所領導小組成員、研究組的負責人。對于我們當時還是年輕的研究人員來說，都把他看成是一個職務很高的領導同志。但是在相處一段時間之后，發現他是那么平易近人，謙虛樸實，而且為人正派。他作為研究組的負責人，不僅自己日以繼夜地從事研究并寫作，而且充分發動研究人員的力量，組織大家共同探討，共同寫作。在對某個問題共同切磋時，他能夠傾聽來自不同角度的各種意見，又能堅持以馬克思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立論。由于他在學術上的謙遜態度以及原則立場，使他負責的課題組的學術空氣和研究氣氛總是濃濃的。參加寫作的同志總是能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真正起到了集思廣益，發揮集體力量的作用。
在珉燦同志的領導下，研究組的成員注重調查研究，勤奮筆耕，因而成果頗豐。但是在當時我國出版事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許多研究成果難以發表，而珉燦同志總是千方百計地幫助年輕研究人員經過辛勤勞動所得的成果能有所作用，他或積極聯系出版，或內部印刷，或專辟展室展覽大家的成果，使人們的勞動不至于僅限于“自我欣賞”。他的這些做法出于這樣一種指導思想，即“大家的辛勤勞動，應當尊重”。鑒于他的這種思想，許多年輕人愿意與他共事，而且覺得心情舒暢，認為他的這種尊重他人勞動的精神是一種高尚的品德。這種品德能激發他人無怨無悔地工作，能培養他人奮發向上的精神。
珉燦同志具有極強的政治敏銳性。他自1977年恢復工作以后，深感法制建設工作遭受林彪、“四人幫”為期十年的干擾破壞，極左路線流毒深廣，使法學領域禁區林立，研究法學一度被視為畏途。但是，人心思治、人心思法是當時中國億萬人民的強烈愿望，法學研究必須盡快加強。于是，他著手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派員到各地政法院校做些人才資源調查工作，旨在團結法學界更多的精英共圖發展法學大業。
第二件事就是在法學研究所籌備《法學研究》雜志的刊行，作為法學理論研究的陣地。經過1978年的幾期試刊，即行正式發行，成為當時在文化大革命后最早發行的期刊，給全國法學界提供發表研究成果的一塊陣地。其后經過幾批人的努力，使《法學研究》成為全國第一流法學刊物。每當我們看到現在這本雜志的興旺發達的狀況，不能不想到他的創始人——王珉燦同志。
第三件事就是他直接向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同志建議，編寫一部中型的綜合性法學詞典，以適應廣大干部群眾學習法學的迫切要求。此項建議得到了胡喬木同志的支持。但是，當由一項動議要變成現實將是何等的艱巨。在當時尚無基本法律的條件下，在啟動這項工程時他遇到了各種主觀和客觀的困擾。珉燦同志邀我協助他工作，我明知此項工作的艱巨，但為他那種高尚的“為民”意識所傾倒，為他那種執著精神所折服。
珉燦同志建議編寫一部綜合性的法學專科詞典的另一層意思，是想通過編寫工作，把全國有造詣的專家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為進一步開展法學研究工作鋪平道路。于是，他不辭辛苦地到北京一些高校以及全國各地的一些有關單位，座談粉碎“四人幫”后的法制建設形勢，邀請一些專家，包括當時尚未落實政策但確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參加本部詞典的編寫工作。事實證明，這些專家都是以后一個時期內法學研究領域中各學科的帶頭人。由此可見珉燦同志在政治上的高瞻遠矚和高屋建瓴。
1978年8月以后，珉燦同志雖然離開了法學研究所，但他仍然是我們編撰法學詞典的精神支柱。由于他的支持使得本詞典的各項工作得以順利進展。直至1979年的10月間，該詞典已進入統稿階段，珉燦同志仍與我們眾多的常務編委一起做出版前的最后沖刺，共同討論和解決一些疑難問題。從經他手審改過的稿子，可以看出他的敬業精神。為了按計劃完成統稿工作，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但他的工作仍然是那么細致入微，一絲不茍，哪怕是個標點符號，也從不放過。1980年6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法學專科詞典問世了。它的出版，其效應轟動國內外。在國內，第一次印刷即達13萬，很快銷售一空。以后經過修訂、再版，累計印刷8次，計近120萬冊。這樣的印刷量，在專科詞典中是名列前茅的。在國外，同樣也得到了各界的好評。一位美國教授專門撰文評價這部詞典，稱它為世界一流的（當然，由于當時在中國還沒有這樣的法學書籍）。記得有一位本詞典的編委在美國參加一個聽證會遇到了阻撓，但當他出示本法學詞典，并說明是該詞典的編委后，一切矛盾解決了。當我們談到本詞典的這些社會效應時，總要說這是珉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為社會、為人民作出的一起功德無量的、實實在在的好事情。然而珉燦同志總是謙遜的一笑了之。
珉燦同志具有極強的開拓精神。1979年他到司法部教育司任職，曾同我說過，新華書店的法律書籍太少了，只有幾本小薄冊子。他要在幾年內，使新華書店設專柜陳列法律書籍。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實踐的。在他的領導下，司法部成立了法學教材編輯部。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此項既偉大、又艱巨的統編系列教材工程中去了。從此他又與一大批獻身法學建設事業的同志們一起日以繼夜、廢寢忘餐地工作著，甚至以辦公室為家，直至一大批統編教材問世，擺在了新華書店的法律書籍專柜上，實現了他的諾言。
在珉燦同志全力以赴地從事法學教材的同時，在其他法學建設上也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比如他以相當大的精力參加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的組織、編審工作；他又參加了中國法學會、中國政法大學的籌建工作。即使在他離休后，仍不遺余力地到廣州大學籌建法學系。所有這些事業、這些單位有今天蓬勃發展的狀況，不能不想到珉燦同志是這些事業的鋪路人，不能不欽佩珉燦同志一往無前的開拓精神，這種精神使他的革命精力永遠旺盛，使人感到他永遠年輕，使人真正感受到他為法學建設事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不是一種空泛的褒揚，而是看得見、摸得著、實實在在地體現在具體的業績中的、能夠傳之于后世的一種革命精神。更值得一提的是，珉燦同志一生不計名利、清正廉潔、具有很強的黨性。在那個時代，從理論上講，各項工作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個革命者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為黨做許多的工作。但是在實踐中，由于每位具體掌權者的思想品質的差異，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都給人、尤其是具有開拓精神的人以一種良好的工作環境。然而珉燦同志從不計較這些。他不計較自己的官階有多高，不計較收入有多少，不計較對他有什么謠傳，也不計較個別心術不正的權欲者為他設置的障礙。他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發展法學事業，千方百計地克服一切困難，包括人為的障礙，來實現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品格，這種品格是我黨興旺發達的寶貴財富。
如今，故人已去，但留下的卻是美好的東西，可以為我們無窮的思念，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一個共產黨員的一生，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