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謙和的學者
第一次見到先生，是1992年10月下旬一個周末的上午。
那天，武漢大學法學院在環境法研究所舉行丁曉慶女士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我的碩士導師張仲伯教授出席該答辯會，并帶我去旁聽。
1986年，我念本科期間修讀國際私法課程，當時讀的就是先生主編的、新中國第一本國際私法統編教材《國際私法》，之后讀過先生后來主編的《中國沖突法研究》等著作。而且，從1984年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上，我了解到先生當時是新中國十大法學家中健在的兩位之一。那時，一個年輕學子對先生的仰慕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雖然只是去旁聽答辯，我內心的緊張卻是難以言表的。當先生邁著健朗的步伐進入答辯會場后，在和遠道來參加答辯的西北政法學院的劉震江教授和張仲伯教授握手問好，和其他老師打招呼之后，先生竟然還笑著向我們旁聽的同學問早上好。
先生的儒雅、謙和，使我得以在珞珈山輕松體驗了第一堂國際私法課。
雖然已近仲秋，但那天的珞珈山，在明媚的秋陽下仍然翠綠蔥蔥。
第一次登門向先生求教，是1994年2月初的一個下午。那天，隆冬的積雪已經開始融化，癸酉迎甲戌的年味兒也已開始籠罩千家萬戶。
下午三點半左右，我如約來到先生家里。
我向先生說明來意，希望能報考國際私法專業，投奔到先生門下繼續學習。先生在大致翻了我呈上的幾篇習作之后，笑著對我說：“張仲伯教授研究國際私法多年，他一般不輕易推薦人的。我歡迎你報考！”
先生耐心地給我開出了復習的書單，建議我復習國際公法時，要讀梁西教授主編的《國際法》以及梁西教授寫的《國際組織法》；建議我準備國際私法時，除了看他主編的那本《國際私法》外，還要看看J. H. C. Morris寫的《沖突法》(Conflict of Laws)。他特別對我講：“Morris的那本書通俗易懂，和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國際私法學者不同的是，關于國際私法的理論與方法問題，Morris是放在最后一部分寫的。閱讀過程中希望你好好理解。”
那天的風很大，而我卻覺得渾身熱血沸騰。為了引導一位青年學生走進國際私法的殿堂，先生竟然與我談了近一個小時。
重教書更重育人
1994年9月，我如愿到先生門下開始3年的珞珈山苦讀。
1996年6月初，我有幸陪同先生去上海財經大學參加余先予主持的課題成果鑒定會。
鑒定會結束后，先生和我在余先予教授及上海財經大學的屠天峰教授的陪同下，參觀了東方明珠電視塔。
當看到塔下的蘇州河時，先生告訴我，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后，在蘇州河上修了座鐵橋，走鐵橋到對岸，可以比坐輪渡至少節約兩個小時。但他寧可選擇坐輪渡，從未走過日本侵略軍的鐵橋。當時先生臉上的凝重，讓我感覺到他似乎又重睹了那段飽含屈辱的歷史往事。
那次上海之行總共5天，先生還在3所學校作了3場內容不同的報告。令我尤為感動的是先生在上海外貿學院的報告。報告開始前，我注意到先生在休息間的鏡子前悉心整理了自己的頭發和衣著。
那天的報告會持續了近兩個半小時，但已是85歲高齡的先生卻仍然是滿臉的快樂和興奮。也許，是因為座無虛席的報告廳內潮涌般的掌聲和歡呼聲，讓先生看到了中國法治的希望；也許，是因為外貿學院的那群圍著先生久久不愿離去的莘莘學子，讓先生看到了中國國際私法的未來吧。
在返回武漢的航班上，先生對我講，他之所以在報告前正衣冠，是為了表示自己對參加報告會的學生和老師的尊重。一個老師的一堂課，一場講座，也許會激發一個人的理想，對一個人的一生都可能產生影響。他還告訴我，他年輕時在中央大學之所以由史政專業改學法律專業，就是旁聽了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主任謝冠生教授的法理專業課的緣故。
1997年，在先生的多次鼓勵下，我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加拿大國際私法研究》并以優秀成績通過論文答辯。根據研究生院的要求，畢業生在完成論文答辯后，要提交博士學位論文中英文摘要的紙質文檔和電子文檔。其中，紙質文檔上要有指導老師的簽名。
我是6月中旬的一個上午去先生家找他簽字的。
先生知道我的來意后，先讓我坐下，隨即轉身去房間拿了筆，首先就在我打印出來的文檔上改了論文關鍵詞中的一個英文字母(我將管轄權“Jurisdiction”的第一個字母誤寫成了“G”)，然后才看文檔的其他地方。當時，我恍然感悟到：先生在我6月4日答辯時，就已經發現了我犯的這個低級錯誤�？墒窍壬]有當面批評我，而是一直記得要幫我改正這個錯誤。我于是滿臉通紅地對先生講：“韓先生，待我回去改好并重新打印后，您再簽字吧。犯這個錯誤太不應該了！”但先生卻揮揮手，笑著說：“沒關系，以后注意就是了。”
至今，我仍然精心保存著先生為我修改的那份英文摘要以及當時我乘車的車票。每當看到它們，我腦海中便會鮮活地浮現出先生溫暖的笑容和期許的目光。它們不僅是先生對我言傳身教的最好見證，而且時刻提醒我：要嚴于律己，寬厚待人，要對得起先生對我的良苦用心。
教書不忘做學問
自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畢業后，我回原中南政法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作。但先生仍然無微不至地關心著我的學習、工作和生活。
1998年，我獲得香港法律教育信托基金的資助，擬于當年9月到香港大學研修，但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先生得知后，專門寫信叮囑我注意身體。接到先生信后的次日上午，我去看望他老人家。那時先生已遷新居，剛在陽臺上做完晨練。回到客廳后，先生竟然站著給我講了近半小時怎么鍛煉身體，以及身體健康重要性之類的話。
2000年9月底，我受“中加學者交流項目(CCSEP)”資助，到加拿大約克大學奧斯古德大廈法學院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先生在給該院曾去武漢訪問過的Janet Walker教授的信中，特別表示了希望能給予我盡可能的幫助之意。
自回校工作后，每次看望先生，先生總會問及我家人的情況，總會贊揚我女兒的可愛和聰明。2006年9月教師節前，我去看望先生，先生特地問我：你女兒到哪里上初中了？我當時很詫異先生的記憶和牽掛。因為那年我女兒剛上初一。那次和先生的交談中，他得知我正忙于準備我們學校法學院的本科教學評估工作。國慶期間，先生竟然寫信托人捎給我，信中寫到：“聽說因進行教學評估近來工作很忙，國慶期間望好好休息一下。我身體還好，沒有什么大毛病。只是視力和聽力都很差，這是自然規律，只好聽之任之。祝您節日愉快，全家幸福！”
自1997年到2007年，先生共給我寫了7封信，其中5封都談到先生主編的那本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后被遴選為教育部“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的修訂問題。其實，我隱約感到，先生似乎想通過這種方式表達另一層意思：作為一名高校教師，無論何時，都不要忘記做學問。
以上是近20年來，先生對我的教育、關愛、提攜和影響的點滴。
先生是一位對中國法治抱有崇高理想的愛國知識分子，也是一位對青年學子富有仁愛之心的長輩，先生還是一位對中國法學教育事業尤其是國際法教育事業飽含深情的學界宗師。于我而言，先生不僅是我學術上的引路人，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導師。我相信，先生對他所指導的所有學生都是一樣的。正因為此，我們時常感念恩師，感恩我們的幸運。
2000年出版《加拿大國際私法研究》時，我在后記中寫道：先生的博大精深和高尚風范將永遠激勵著我。今天，我想說，這既是我發自肺腑的感懷，也是我鞭策自己的誓言。
每每想到先生、念及先生對我的培養，都會覺得自己徜徉在一個廣袤的世界里，在徐徐春風中被陽光溫暖著。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院院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