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的芮沐先生
芮沐先生在布拉格
芮沐先生與布什交談
芮沐先生99歲生日時朱蘇力道賀
芮沐先生與妻子切生日蛋糕
一、百年中國的見證人
今年，是我的恩師芮沐教授99周歲華誕，按照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應該給先生慶祝期頤大壽。作為先生的學生，先生對我的教誨和關懷，使我終身受益，師恩如海，我衷心祝愿先生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先生人品高尚，學問深厚，心胸開闊，身體健康，這些都是我一輩子都要向先生學習的。
先生是著名的法學家，也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教授。在我為先生賀壽之時，我深刻感到，先生就是一部厚重的大書。在這部大書中，先生用親身經歷，記錄著晚清的歷史、民國的歷史，舊中國的歷史、新中國的歷史。先生是百年中國風雨滄桑的歷史見證人，這一百年來，中國社會所發生過的所有重大事件，無論興衰榮辱悲歡離合，他都目睹了，都參與了。
先生也是百年中國法制史和法學發展史的見證人。從清末的立憲到國民黨政權的《六法全書》，從效法英美到以俄為師，從“無法無天”到“依法治國”，從“一邊倒”到“入世”……先生都是最有發言權的。
先生早年留洋，先后訪問過許多國家，會見過許多重要的歷史人物，體驗過最豐富的生活，讀過很多的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先生走過很漫長的治學之路，包括有路之路和無路之路，經歷過許多能忍耐的困苦和難以忍耐的苦難，也享受過人生最多的喜悅，得到過最難得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機遇。
先生是充滿了智慧的長者。他以用自己的寶貴人生經驗，指導了我這個愚鈍的學生。他不僅傳授知識，更難得的是他教給我怎樣做事，如何做人。現在，學生已經年過50，回想起來，我感到后者比學問和知識更珍貴。
慶祝先生百歲華誕，最重要的是把他寶貴的治學經驗，繼續傳承下去，也把他高貴的精神，發揚光大。學生按照先生教給的方法，再來指導學生的學生，讓學術薪火代代相傳。
二、跟先生讀碩士和博士
1978年，我考入北大法律系讀本科。1982年本科畢業后，考上碩士研究生，即隨先生讀書，三年后碩士畢業。我寫的畢業論文是關于土地制度方面的。論文答辯時，先生請來了一些有名的教授。那些教授年齡也很大了，但是，他們都是先生的老學生，在先生面前，都稱先生“先生”。這是學生稱呼自己指導老師的敬語。我清楚的記得，參加答辯的老師中有法學家，同時又是著名書法家的李志敏教授。
1985年我又考上博士研究生。三年博士學習期間，還到香港一年，搜集當地銀行法律資料。1988年回校后，我寫關于香港銀行法制度歷史的博士論文。這次參加論文答辯的老師，也是先生親自請來的，其中有中國銀行的老專家李嘉華先生等。
我在先生門下先后讀了兩個學位，共六年多時間。畢業后留校任教，又在先生的指導下開始了我作教師的生活。我跟先生學到了做學問最基本的、也是最有用的方法。這些都是先生自己的親身體會，而不是書本上的教條。
我上講臺講課前，在教研室先要試講，講給經濟法教研室的老師們聽，我還記得第一次試講時，芮先生專門來聽。我看到先生坐在那里，心里十分緊張，說話的速度快了。試講了一堂課后，老師們給我提意見或建議。我記得先生給我提的意見是，“說話太快了，要慢慢地講，不要著急”。當時聽我試講的還有楊紫煊老師、魏英老師。可惜魏老師因病過早地去世了。
先生經常會給我講他的經驗，每次講完，他都會說，并不要求我接受，只是供我參考。先生的謙遜，讓我這個學生誠惶誠恐。對先生的教誨，我一定都是全盤接受。
先生年輕時，在外國留學和教學。1947年回國后，先生特別尊重學生，也有學術民主的作風。他對我們這些年齡比他小將近50歲的年輕人，從來不輕視，而是叫我“老吳”，叫邵景春“老邵”，叫得我們兩個十分不好意思，但是，也不敢不讓先生這樣叫。后來叫得多了，我們只感到親切，與先生沒有距離感。過去說有“忘年交”，先生叫我這個比他小將近50歲的學生“老吳”，這也許就是“忘年交”的例子吧？
先生指導我時，年事已高，我還不到三十歲，跟先生談話，大有敬畏之感。在先生的若干學生中，我被先生認為是屬于“不聰明，但卻用功”的那種學生。先生開始住在蔚秀園的單元房，后來搬回到校內燕南園現在的公寓。這里距離學生住的25樓不遠。讀碩士的時候，先生常約學生到教研室談話。后來，先生年齡更高了，才約學生到家里匯報學習情況。
讀博士時，學生住在31樓三層，宿舍正對著水房，先生不知道如何打聽到學生的住處，有一天一大早，先生拄著手杖，登上三層樓，找到學生的宿舍門口。等先生進到房間來，見到我這個學生宿舍房間比較零亂，到處都是書和本子。雖然一句話沒說，從臉上可以看得出，先生不太滿意。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面對先生突然“查房”，我和邵景春都在房間里“立正”，等著先生訓話，都忘記給先生請坐和倒水了。
現在，我也做了老師，也帶了碩士和博士，可我還沒有打聽他們宿舍的具體地址，也沒有過去“查房”。我也關心自己的學生，可我的耐心、我的細心都不夠，比起先生來，我這個“老師”做得很慚愧。
畢業這么多年了，我更加深刻體會了先生當年說的許多話的含義。先生講的道理，都是樸實無華的，但卻是最管用的。下面學生舉幾個例子來說吧：
三、開書單
進入師門，先生會先給每個學生一份油印的書單，書單上有幾百本書，除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這樣的必讀書之外，還有一些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此外，還有政府的文件或工作報告。外國專業書也很多，但有的在圖書館里還找不到。
先生給我們這個范圍很廣泛的閱讀書目，不一定要求我們全都通讀，而是希望我們選擇其中一些來讀。這個書目本身已經給了我一個指引，就是看到了學習國際經濟法的“知識背景”的構成，讓學生在頭腦中形成一種“資料域”，知道自己遇到問題該去讀什么書。我在后來讀書也比較雜，與先生給我們的這個書單有一定關系。先生經常鼓勵我們多讀書，閱讀的范圍應該廣一些，而不要只是局限在“法律”書籍里。因為在這個書單上，大部分書都不帶“法”，按圖書館的分類，也不在法律類。
過去說“功夫在詩外”，先生也是這樣指導我的。北大有非常好的圖書館，大館好，法學院（當時還是法律學系）的法律圖書館也好。雖然經歷了“文革”，但北大的圖書沒有什么損失，一直積累到現在。更重要的是，北大的圖書館和法律圖書館的管理者的水平很高，他們會采購書，還編新書通報，做卡片。圖書館是當時的“第二課堂”。我還記得，在圖書館里經常有學術報告會，有講座，還有珍貴圖書展覽以及優秀教師講義、讀書筆記和學生的課堂筆記展覽。
我在圖書館里看書累了，就跑到走廊里去看這些玻璃柜里的展覽。看到老師和學生筆記上秀麗的字跡和畫圖，心里特別佩服。這些老師和學生們的筆記本身就是藝術品。在今天電腦時代，那些娟秀的筆跡已經很難見到了。我還記得，有一本筆記，連本子都是學生自己做的，非常特別，好像是一個冊頁那樣的，可以連續畫圖。現在社會高度工業化了，工廠機器制作的統一格式的本子，沒有一種適合連續畫圖的。
芮先生從國外留學回來，是讀外國法律書的學者。可以說，先生對國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認識十分深刻，對國外學術發展的情況比較熟悉。但是，他從不直接做簡單的類比，從不說外國學術發展的水平如何，國內的學術發展水平如何。在先生的眼里，外國的月亮并不更圓。先生也不照搬洋理論，他的一切學問，都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沒有現在這么多的書，買也買不起。所以，每當從圖書館借到一本好書，讀得都非常仔細，而且還做筆記，有時還畫圖。那時讀過的書，現在我還記得。而現在的書比那時候多了，多得看不過來，看得人眼花繚亂的。也許是因為看得太快了，內容也記不住了。也許什么事情都是“蘿卜快了不洗泥”吧。現在的我，寧愿回到清靜緩慢的讀書時代，看得慢一點，記得牢一點，紙張也少浪費一點。
四、每周匯報學習情況
芮先生帶我做研究生時，年紀已經很高了，不能給我們上課。他給我們布置了書單后，每周讓我們向他匯報學習情況。我當時最緊張的就是面對先生，一周時間過得真快，好像也看不了幾頁書（尤其是外文），也寫不出什么東西來。馬上就要和先生見面了，說什么呢？
先生每次都問，“這周看了什么書了嗎？寫了什么東西了嗎？看書寫了筆記了嗎？有什么體會呢？你都說一說吧。”然后，我就戰戰兢兢地回答。先生在我說話的時候，從來不打斷我，耐心地聽我說。先生從來不會打斷學生說話的。他當時都那么大歲數了，聽我們這些隔了兩代人的學生講話，還這么耐心，一點都不著急，也不嫌煩，真是一種極高的修煉。
我現在才體會到能做到這一點多么重要，對那些不爭氣的學生，很難不動火氣。可是，我也體會到，能做到這一點，對于學生來說，是多么大的一種鼓勵。讓學生說話，想說什么就說什么，讓學生在老師面前沒有拘束感，這樣才能培養學生說話的勇氣、獨立思考問題的信心和挑戰老師權威的膽量。
先生當年聽學生匯報學習情況，都是一個一個單獨進行的。一個學生匯報時，別的學生不許旁聽，就好像看門診那樣，其他學生按照約定的時間，在外面等著。一個學生匯報完了，再進去另一個。學生還可以向先生請教問題，先生都認真回答，如果問題不能立即解答時，先生會說，他需要查資料，下次告訴你。
后來我到國外進修時，發現外國教授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約見學生，是教授的“辦公室時間”，在約定的時間，教授單獨同學生談話，如同醫院醫生看門診那樣。學生如果有問題，需要向教授請教時，就在教授辦公室門上的約見登記單上給自己排時間，然后，在約好的時間，教授在辦公室等著學生。這樣的做法，也有利于保護學生的自尊心和隱私權。
五、“不要與人商榷”
先生一直告誡學生“不要與別人爭論，有時間自己做自己的學問”。在學生的記憶中，先生對于商榷一類的文章都不太感興趣，他也不贊成學生寫與別人商榷的文章。學生如果要做學問，就自己做，和人家商榷什么？先生從來沒有向學生解釋為什么，但他就是不鼓勵寫。直到今天，學生也不敢問先生為什么不喜歡此類論文。
從上學到現在，學生沒有寫過商榷性的文章，這與先生的教誨有關。師徒如父子，先生不讓做的，學生就不會去做，也不敢去做。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回到家里，父親就教訓我說，1946年，他還在在西南聯大當學生時，芮先生就是西南聯大的教授了。父親說，芮先生是他的老師，所以，先生應該是我爺爺輩的大教授，對芮先生一定要畢恭畢敬。
為什么不與別人商榷呢？先生也不解釋。先生的教誨，學生聽了就是。后來，我越來越體會到先生教誨的深刻意義。
論文的觀點對與錯，學問的好與差，都不是自己說的，也不是別人說的，而是時間來評判的。有時間，不如多讀寫書，多看資料。爭論觀點的對錯，其學術價值并不會很高，我們在爭論中創造了新的知識嗎？我們有什么貢獻呢？只是參與了爭論而已。時間是評判者，如果我們能看得到，時間一定會告訴我們對與錯的，只怕我看不到而已。先生最相信時間的評判，先生是百歲老人，先生看到的太多了。
現在，一些論文方法就不對，資料也有缺陷，根本沒有下工夫。這種論文根本不值得去爭論。如果說還有一點值得討論的話，那就是要問一下：為什么這樣差的論文能夠發表，為什么真正用自己全部心血做學問的人少了？
六、“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釋文章”
先生要求我們，一定要看原著，不要看那些解釋性的文章。看看原著是怎么寫的？看了才會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先看別人的解釋，就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反而限制了自己的思想。先生的外國語條件非常好，不僅精通英文，德語和法語也很好，此外，先生還能看俄語。
先生也建議學生不要去看中文翻譯過來的資料。翻譯的文本總與原文有些不同。中文資料翻譯成為英文時，也會遇到文化差異，難以翻譯。先生堅持“語言能夠翻譯，但文化不容易翻譯”的觀點。精通外語的學者，多持這種觀念。對先生的這一教誨，學生的執行是毫無保留的。
看原著，不但是看專著和論文，還包括看法律原文。我們的專業是國際經濟法，先生要求學生看有關的國際公約。這些公約多有中譯本，但是，先生還是要求看英文版。
在學習中國有關法律時，先生總是會問學生，看過法律原文嗎？原文是怎么規定的？學生可能沒有看過原文，只是知道大概的意思不會錯。但是，原文用的是什么詞？上下文是怎么寫的？細微處見差別，也見水平。這是先生要求學生看原文的目的。
讀中文文獻，也要有這種態度。我們這代人，受到的傳統教育有限，讀古典文獻并不容易，但我仍然堅持讀，硬著頭皮讀。今天講《論語》的書到處都是。但是，買這種書的讀者，有幾個真正通讀了《論語》原著呢？中華書局2006年印的《論語》，只要9.8元一本，還不到10塊錢，開本不大，可以放在口袋里，隨身攜帶，隨時閱讀。而書店里賣的什么讀《論語》的心得體會，都是大書，沒有一本小到可以放在衣服口袋里，書價也不會在20元以下。
七、“研究問題，要結合實際”
先生經常對學生說，“研究問題，要聯系實際”，先生還說“不要空洞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先生的觀點，被當時的國務院經濟法律研究中心的領導同志所接受。領導們用更形象的比喻來表述：“重要的是孩子生出來，孩子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我認為，先生說的是對的，道理很簡單，研究孩子，比研究孩子名字更重要。
后來在教書和做研究時，我按照先生的教誨，研究真實的法律問題，研究真實的金融問題，而不是研究“金融法的定義”等問題，法律的“定義”是先生所說的“概念問題”。
先生的學風，帶有美國普通法那種強調實用的色彩。因為先生在1947年以前，曾在美國大學里讀書教書。先生也一定受到過歐洲大陸法學研究方式的影響，因為先生在去美國前，在德國大學學習和工作過。
在社會科學領域，要下一個科學的定義，并非易事。我們做研究，如果就停留在概念上，單純進行邏輯的游戲，那就沒有時間深入事物的內部去，也不可能探索內在的規律，更何談解決問題。
我在寫東西的時候，如果覺得很難定義的時候，總愿意用描述的辦法。描述性的定義與科學定義相比，前者也許不夠準確，但卻可以讓讀者形象地了解“它是什么”。舉例來說，如何定義“人”呢？人對自己的認識，更加困難。至今，在不同學科，對“人”的定義都不同，而且都是描述性的。沒有跨學科的科學定義。
先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要求學生們“要結合實際，研究實際問題”。先生在晚年見到學生時，經常重復說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聽起來很簡單，但是，要真正體會，并身體力行，卻不容易。因為，我在作學生時，習慣于看書，也習慣于聽課，更習慣鉆圖書館。我對各種知識非常感興趣，甚至超過對問題的興趣。對于現實生活和實際問題，并不熟悉。甚至，我們所熟悉的書面語言，與實際生活中真實的語言，也是不一樣的。
“實際問題”在社會生活中，不在書里，除非那書寫得是下了工夫的。也不一定在課堂上，除非教授是下了工夫的。也不一定在圖書館里，除非你在圖書館會“淘書”，像沙里淘金那樣，將好書“淘”來了。
要結合實際，就要深入生活。在實際生活之中，用自己的眼睛，親眼觀察；用自己的耳朵，親耳聽情況；用自己的嘴巴，與了解實際情況的人面對面談話。這樣做了，所了解的情況就會不同。
這是我們經濟法學學科的基本要求。要有第一手資料。我們在大學里，但研究的是現實問題，如果不會調查研究那就不如年輕的記者們。年輕的記者同志，遇到問題，很快就趕到現場，在第一時間采訪，爭取獲得“獨家新聞”。歐洲著名藝術家米開朗杰羅也說：“要畫魚，就到市場去研究魚。要畫馬，就到外面去研究馬。要畫人，就到修道院里去研究尸體”，這個道理是相通的。
當然，做學術研究工作與記者采訪、畫家創作的性質不同。做學術研究，不僅要深入生活，還需要有思想資源、歷史資料，還要特別講究研究方法，也需要研究經驗等多方面的準備。只有生活經驗，而沒有上述準備，就是即使你到了生活現場，也可能空手而歸，或者人云亦云，不會有獨到的見解，講不出一個深刻的道理。學者要在兩個方面都努力，閉門造車寫的文章，讓人讀起來有“與世隔絕”之感，了無生趣。
結合實際，也有程度的不同。“馬觀花”，“水過地皮濕”，這也沒有用。結合實際的程度不同，對實際情況熟悉的程度不同，結合實際的時間長短不同，結果也就會不同。長期深入生活的人，對實際情況非常熟悉，不會被表面現象所激動，更不會看到一點情況，便大發議論，遇到一些新情況，就好像發現了新大陸那樣興奮不已。熟悉生活的人，他們更加深沉無語，樸實無華，這些都是熟悉生活的表現。
短時間跑一趟現場，只能是“接觸”，不可能了解到深層的情況。但是我覺得，如果沒有時間，哪怕就是跑一跑也好，因為也許可以感受到一些書上看不到的東西。特別是聰明的學生，他們比較敏感，不帶框子，也不顧及利害關系，觀察事物的角度新穎，與帶框子的人不同。
這些年來，我對先生的教誨深信不疑。現在，我也講不出更多的道理，我就直接對學生們說，我的先生當年就是這樣教我的，所以，我現在也要這樣教你們。如果你們非要我說明為什么？只好等到你們100多歲的時候，那時候時間就會證明這個要求是對的。你們身體健康，就能等到那一天。
今天，先生早已退休，不再直接指導現在的學生。所以，學生我有責任將先生的教導，繼續傳給現在的學生，使后來的學生們同樣受益。
八、“如有時間，可多學一門外國語”
先生其實是很內斂的人，在許多時候，都是保持沉默的。他從來不愿意出頭露面。也許是他經歷了那么多政治運動后心有余悸？也許是他特別能忍耐寂寞、能容忍苦難、能寬容別人呢？百歲的先生看得太多，于是不想多說了。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這是無法言說的大智慧。
如今的學術出版空前繁榮，書太多了，多得好像沙漠里的沙子，要“淘”到一本好書，非得沙里淘金不可。現在的學術論文寫得也太快，因為有了計算機，也有了“數字化”的管理體制的壓力，提速達到“蘿卜快了不洗泥”的速度。那么多專著，那么多“成果”，到底有多少新的思想貢獻？又創造了多少新的知識呢？
先生寫的東西很少，惜墨如金。但是，每當學生遇到外文問題，向先生請教時，先生或者直接回答，或者先記錄在紙張上，過了幾天，先生就會來電話告訴學生答案。有時候先生叫學生到他家去，當面講一講這個問題。先生懂得多門外語，家里外文工具書資源豐富，先生能花上幾天時間，“考證”學生提出來的看似簡單，實際不容易查到“知識淵源”的問題。這不就是一種學術態度嗎？這不就是一種做學問的方法嗎？
我們學習國際經濟法，遇到很多問題，看起來似乎簡單，但要認真去查，就會知道多么不容易，僅僅是要看懂那么多外國語，就要花許多時間。那些不精通外語，需要等待別人翻譯的人，也許不會關心這類問題，也不會花這些時間，但他的研究，可能就因此失去了深度，也不夠精密。學生是幸運的，每當遇到這樣的問題，就去找先生。因為先生精通多門外國語，先生真是教授的教授，老師的老師。先生舍得花時間，幫助學生找到準確的答案。
作為學生的我很慚愧，我沒有繼續堅持學習在碩士階段已經學了“第二外語”日語，也沒有毅力繼續我在博士階段開始學習的法語。更沒有敢去“碰”德語。好像學那么多外語對我是一種“奢望”，因為我太忙了。可是，先生卻不嫌多花時間，也不怕耗費精力，學習了許多外國語，先生能看許多外國語的資料。這才是老老實實做學問的本分啊！
如今，我也當上了教授，但卻只剩下一種國際工作語言（英語）了，可是我深深地感到遺憾。今天，我們從英語世界翻譯過來的書太多了，但從法語、德語、日語、西班牙語翻譯成中文的書還不多。精通這些“小語種”的人才太少，就是懂得這些外國語，但他的知識背景又未必能勝任翻譯的工作。我覺得，這阻礙了我們獲取更廣泛的知識，也影響了我們觀點的平衡性。
希望我的學生，能向芮先生學習。至少都能多學一門外語。
九、以學生的目標為目標
先生指導我讀書的時候，從沒要求我幫他寫東西，也不用我或其他學生幫他收集資料。他的研究都是自己做的。一是我跟不上他的思路，二來我也沒有那個水平。
先生不要學生“打工”，卻常常問學生：對什么領域感興趣？對什么具體問題感興趣？博士期間想做什么研究？先生開始問我時，由于沒有準備，我也回答不出來。先生說，沒有關系，回去好好想一想，什么時候想好了，就來告訴他。過了很長時間，我好像都沒有想清楚。先生也不催我，讓我有足夠的時間考慮。
后來，我看了一些書，也做了一些資料檢索，發現當時對國際金融法律問題的研究還是比較缺乏的。我自己也這方面的書籍也感興趣。我就對先生說了這個想法。先生對我說，在國內研究國際金融法律問題的學者很少。我將自己檢索到的情況向先生匯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條法司前司長楊貢林先生當時出版過一本這方面的書，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盛瑜老師也出版過國際貨幣法的專著。先生說好，他認識這兩位學者。
后來，北大法律學系劉隆亨老師也出版了金融貨幣法的教科書，再后來，北大法律學系的講師李健生先生開始講授金融法專題。健生是我們讀碩士時的同學，他比我大幾歲，很用功，學習很好。他后來出國了，我就接著他講授金融法專題，后來，這逐步發展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研究生課程。
芮先生看我對國際金融法領域有興趣，就告訴我，在國內資料可能不太夠，應該到香港去收集資料，才好做研究。香港是亞洲的金融中心，有比較發達的商業銀行體系，證券市場、黃金市場和期貨市場高度發達。而在1985年，國內金融市場還沒有發展起來，有關的法律也沒有頒布。
芮先生推薦我去了香港，當時的系主任張國華教授也幫我寫了推薦信。1986年我來到香港收集資料，開始對香港商業銀行法律制度史進行研究。開始我在香港樹人學院，一邊講課，一邊收集有關資料。半年以后，芮先生推薦我到一家英國律師事務所實習。在那里可以接觸到一些金融法律實務。事務所主任是位英國律師，他很尊敬芮先生，他知道我來事務所的目的是收集博士論文資料，所以也不給我什么具體工作。白天在事務所的時間，我就到資料室去看書，翻資料，讀案例。我看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問事務所的主任。主任是非常好的人，他很高興給我講解。后來他讓我做過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將內地剛頒布的《國營工業企業法》翻譯成為英文，并為他講解。
我后來確定了博士論文的題目和提綱，拿給芮先生看時，先生對我說，對這個問題有興趣是最重要的。他愿意指導我寫我喜歡寫的題目。選擇喜歡的題目，才有利于完成博士論文。論文從開始寫，到最后完稿，先生總是支持。他總是說：“好啊！繼續寫下去啊！”在先生的鼓勵下，我順利寫完了論文。我感到，先生好像從來不給學生任何打擊，總是鼓勵，于是，我做研究就有了信心。寫完初稿，謄好一遍送給先生看時，先生說“好啊，好啊。這不是寫出來了嗎？”先生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仔細看完了全文。提出具體修改意見，我一一做了修改。然后就答辯。先生請來了七位教授，都是歲數比較大的先生。我記得最年輕的是法律系的李志敏教授，其他都是從外校請來的七十多歲的老教授。
答辯順利通過后，有一天，先生把我叫去，問我畢業后怎么打算？我說繼續做研究吧。先生說好，就留在學校教書。當時博士畢業要先做助教，然后才能評講師。而到社會科學院工作，直接就能當助理研究員。當時國務院經濟法律研究中心的領導也希望我去那里工作。但是，芮先生說，當助教也要留在北大，哪里都不許去！因為北大最需要老師！需要有人教書！
先生的話就是命令，沒有學生敢不聽的。我的同屋同學邵景春博士也被芮先生“命令”留校教書。我從助教開始做起，當時由于需要人講課，助教就上講臺了。講了一年的課，被聘為講師。以后當了副教授、教授。現在指導學生時，我依然問學生自己想做什么研究，喜歡什么題目，我學著當年芮先生帶我的方法，幫助學生完成他們自己喜歡的研究，鼓勵他們寫出他們想寫的論文。在學生畢業工作的問題上，我也是盡量鼓勵學生以教書為業。我向芮先生當年對我說的話那樣，也對學生說，如果你們問我的意見，我就勸你們教書，當個教書匠吧。中國不缺企業家，也不缺律師和法官，但是，缺好老師。我運氣好，遇到了一位好老師。你們的運氣不太好，你們的老師，不如他的老師。我在“文革”期間耽誤了太多寶貴時間，恢復高考的時候，我的年齡比你們大學畢業時候還大，由于基礎差，讀書太晚，開悟較遲，所以，我在學術上沒有什么前途。但是，你們沒有耽誤，一直讀上來，基礎好，年紀輕，發展的空間很大。你們如果當老師，一定會超過我的。你們的學生，一定會比你們更幸運。
十、要學生鍛煉身體
先生的身體很好，他也要求學生身體要好。我跟先生多年，沒有發現先生吃什么補品，飲食也不講究。什么東西都吃，從不挑食，沒有任何忌口。我畢業工作后，有時與師兄師弟們請先生出來吃飯，為的是請先生吃些好的。先生歲數大了，但是每當這個時候，他都好像小孩子一樣高興。我問他想吃什么時，先生說吃家里不能做的菜吧。家里吃飯比較清淡，白菜豆腐，沒有什么油水。先生出來吃飯了，就要吃有油水的菜肴，比如烤鴨。先生一百歲了，還喜歡吃烤鴨，這是多大的福氣啊！
北京的冬天越來越暖和了，可有那么幾天還是很冷的。但是，先生從來不穿毛褲，最冷的那幾天，先生才穿秋褲，上身只穿毛衣。當先生看我穿得比較多時，就提醒我要注意一下身體。我問先生如何鍛煉身體呢？先生說，沒有什么時間鍛煉身體，都是過去年輕時鍛煉的。現在老了，只是走走路。每天，不論什么天氣，先生和師母都要出來散步。有一次，冬天下大雪，我去先生家里，快到的時候，看到先生在雪里慢慢地走著。我趕緊扶他，他不讓我扶，說自己可以走。我對他說，下這么大的雪，別出來了。滑倒了怎么辦？先生說不怕的，也不會滑倒。
還有一次，我跟先生到東北去開會，那也是一個很冷的冬天。飯店里不知道出了什么故障，沒有供應熱水。先生就用冷水洗澡。我擔心先生感冒，勸先生別洗了，等到明天有了熱水再說。先生笑笑說，“沒有關系”。就用冷水洗了澡，也沒有感冒。這些都是鍛煉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先生人不嬌氣，心里不怕寒冷，挺一下就過去了。就是這樣總挺著，人的抗寒能力超過了我這個年輕人。
先生退休以后，每周依然拄著手杖到法律系來參加教師例會。我們對先生說，可以不來了。如果要來參加會，我們用車去接先生。可先生不用車接，一定自己走來。我看到先生坐在最前排聽會的時候，心里感到很緊張。因為先生一句話也不說，只是雙手搭在一起，扶在手杖上，臉上還挺嚴肅的。散會后，我問先生，您有什么意見嗎？先生說：“沒有啊，我只想聽聽，你在開會時說些什么？”
我現在體會到，先生的健康，不僅是身體上的，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他退休以后，依然工作，依然參加系里的會議，關心系里的工作，關系單位的事、國家的事和世界上的事。事事關心但卻不煩心，那人怎么會老呢？如果一個人，有一天，什么都不關心了，對什么事情都不感興趣了，對什么都沒有什么期望了，這樣的人，無論他的年齡多大，就算是老了。先生這樣的人，活到一百歲了，他的心依然是十分年輕的，他依然充滿好奇和熱情。
結語
我深深感到，這一輩子能跟芮先生學習，是莫大的榮幸。先生是一本淵博的大書，我有幸走近這本大書，閱讀了其中的幾頁。但是，書中還有很多精彩章節，我還沒有讀，還等待我更加深入地閱讀，也要等我的閱歷增加，才能深刻理解。
我估計，我這一輩子，恐怕怎樣也讀不完先生這本大書了。原因很簡單，芮先生已經一百歲了，我才年過半百，已未老先衰。作為他的學生，我只能遠遠地望著先生的背影，永遠都跟不上他堅毅而敏捷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