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晚清，國門大開。自同治經(jīng)光緒直至宣統(tǒng)年間，留學風潮由低而高，漸至風起云涌。為鼓勵士子出國留學，同時吸引學成人員歸國效力，清廷采取了給予此輩出身功名之法。初，清廷對此輩僅給予頂戴、官職，但就留學生所獲之文憑和學位性質(zhì)而言，則與科舉功名更為相似。加之科舉制度歷史悠久，深入人心，授予出身之法更為士子所期盼。因此，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遂有張之洞所擬《鼓勵游學、獎以舉人、進士章程》之請，并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實行。據(jù)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章四，具體作法為：按照會試、殿試例，在保和殿考試。先須驗看文憑，方準予試。合格者賜予出身，并分別授官。初只試一場，不甚嚴格。至翌年學部成立，方納入正軌。自是始有洋舉人、洋進士之目。按原有專業(yè)，分別冠以農(nóng)科、工科、商科、政法科、醫(yī)科等名目。進士之上，應有翰林。遂定留學生授翰林之制：翌年春，集合留學生之得進士、舉人者，于保和殿廷試，相當于過去之朝考。進士列一等者授翰林院編修或檢討；列二等者授翰林院庶吉士；時人稱之為“洋翰林”。列三等者與舉人同以主事用，分部學習。在此“洋翰林”行列中，程樹德先生（1877年—1944年）當屬佼佼者也。
據(jù)朱汝珍所編《詞林輯略》卷十一，程樹德，字郁庭。福建閩縣人。宣統(tǒng)元年（1909年）授編修。在法學界，程樹德先生的大名無人不知。其所撰《九朝律考》與瞿同祖先生所撰《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皆在20世紀80年代再版。法學是與時偕行之學問，諸多法學著作往往隨著時代更替和社會變遷而失去價值，但《九朝律考》卻可跨越時代限制，具有強大的學術(shù)生命力。因而頗值得一書。
程樹德先生曾獲舉人功名，后留學于日本，畢業(yè)于日本法政大學法律科，回國后通過留學生授職考試，賜予法政科進士出身，授翰院編修。其后，他歷任國史館協(xié)修、法典編纂會纂修、福建法政學堂教務長、留美生考試襄校官、法官考試襄校官、國務院法制局參事和幫辦、北京大學、北平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政治系講師和教授等職。一生主要從事國際法、憲法、中國法制史研究。著述宏富，學富五車。
樹德先生屬于個人奮斗成功之典型。他十歲喪母，孤苦無依；但少年有志，勤奮自學，通宵達旦，熟讀經(jīng)、史，博覽群書。中年致力教學與研究，所任課程有中國法制史、比較憲法、九朝律考等科目。于繁重的教學之余，孜孜不倦，著述不止。晚年更潛心于學術(shù)研究，不事教學。一生著述約400余萬字。其早年便致力于寫作，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先生二十九歲，首部著作《國際私法》七卷問世；1919年，《漢律考》七卷問世。1925年，出版《九朝律考》，這是樹德先生平生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曾于1935年再版，后又重版兩次。此著從古籍中搜羅從公元前二世紀起至公元后七世紀間歷代已經(jīng)散失了的法律、科令、格式、刑名和相關(guān)資料，并作了綜合考證與論述。以十年之功，編成《九朝律考》二十卷，約三十余萬言。參考書籍凡數(shù)百種，內(nèi)容包括漢律考、魏律考、晉律考、南北朝律考（梁、陳、后魏、北齊、后周）、隋律考等九朝的法律考據(jù)與論證。新中國成立前，此書在國外已有多種譯本。在國內(nèi)列入大學教材，現(xiàn)在仍為政法高校研究生必讀參考書目，對國內(nèi)外具有廣泛影響。程氏有云：“余嘗謂有清一代經(jīng)學詞章遠軼前軌，獨律學闕焉不講。紀文達編纂四庫全書，政書類法令之屬僅收二部，存目僅收五部，其按語則謂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所錄略存梗概,不求備也。此論一創(chuàng)，律學益微。”將清代統(tǒng)治者不重視法律因而造成律學衰落之弊病予以發(fā)微，影響深遠。1955年重版時，商務印書館編審部曾評價云：“該書作為社會上層建筑的法律史而言，不但可以供研究我國法律變遷沿革的人作參考，而且也是研究我國社會發(fā)展的重要資料。”1928年，《中國法制史》問世。這是為京師法科學生所編教材。上溯黃帝，下逮有清，以簡括之筆，闡述歷代法令及刑制的發(fā)展。1931年《比較國際私法》出版。1933年，《說文稽古編》出版。先生在敘述著述旨趣時曾云：“性耽古籍，不能自已，偶檢閱舊藏說文解字諸書，頗悟‘因字求史’之法，遂有說文稽古編之作。”從文字之形成，窺上古逸史與其社會之情狀，是此書的創(chuàng)造性探索之所在。新中國成立后，曾由商務印書館再版。
由于多年積勞成疾，1933年，樹德先生患血管硬化癥。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北京大學等高校陸續(xù)南遷，先生失去教職，從此經(jīng)濟來源斷絕，處境悽慘，衣食不完。在日偽統(tǒng)治時期，先生病無醫(yī)藥，生活無著，子女多而幼弱，因而困窘不堪，至病況不斷惡化，最終癱瘓。在病中，先生仍筆耕不輟，著成《論語集釋》四十卷。這也是先生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在序言中，先生寫道：“身患舌強痿痺之疾，足不能行、口不能言者七年于茲矣。風燭殘年，不惜汗蒸指皸之勞，窮年矻矻以為此者。”為弘揚中華固有文化，以“目難睜不能視，手顫抖不能書”之病弱殘軀，自已口述，由親戚筆錄，歷時九年，《論語集釋》終于1942年脫稿。其傾心學術(shù)，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于此可見一斑。關(guān)于撰《論語集釋》之緣由，先生曾云：“論語一書的注釋，漢、魏諸家有各種注。自何晏論語集解行，而鄭玄、王肅各注皆廢；自朱子集注行，而集解及皇侃論語義疏、邢昺論語注疏又廢。朱子至今又八百余年，其間名儒著述訓詁義理，多為前人所未發(fā)，惜無薈萃貫串之書。先生本孔子“述而不作”之旨，將宋以后諸家之說分類采輯，以為斯書之助。在學術(shù)上力求不分宗派，茍有心得，概與采錄，以供學者研究。內(nèi)容分十類：考異、音讀、考證、集解、唐以前古注、集注、別解、余論、發(fā)明、按語。按語則是先父對諸家學說提出自己的見解。所引書目六百八十種，全書共一百四十萬言。此書為研究《論語》之學者提供了自漢至清的詳盡資料。又對《論語》之訓詁注釋有充分考證，用各家學說闡明孔子的思想本質(zhì)，為譯注、研究《論語》的學者批判繼承我國古代文化遺產(chǎn)提供了廣泛的根據(jù)。是一部研究孔子思想，特別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參考書。《論語集釋》由于是口述而親戚代筆而成，錯寫與遺漏之處較多，且無新式標點。后得再版，由先生哲嗣程俊英女士和學者蔣見元先生重新校勘，並加標點，受到學術(shù)界廣泛好評。
斯人已去，其學有傳。先生哲嗣程俊英女士，幼承家學，勤奮進取。1922年畢業(yè)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部，留校任國文教員，后在上海暨南大學、培成女校任國文教員，后任上海大夏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新中國成立后，一直任教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先任中文系教授兼系副主任；后在古籍研究所任教授兼副所長。曾擔任上海市婦女聯(lián)合會執(zhí)委、常委，是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致力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研究、整理。著有《中國大教育家》、《詩經(jīng)漫話》、《詩經(jīng)譯注》、《論語集釋校點》、《詩經(jīng)賞析編訂》等專著11部，及《徐光啟詩經(jīng)研究》等論文凡四五十篇。曾獲得榮譽多種，真可謂發(fā)程樹德先生潛德幽光于當世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