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我和鄭成思的那段歷史的人，都以為我是他的老師，因為他向別人介紹我時，總是說：“這是我的老師。”其實，從嚴格的教與學層面上說，我并不是他的老師，因為我沒有教過他。
那是1965年的9月，我從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那時候鄭成思是學校大三的學生。根據當時中央“到農村
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部署，學校規定成思所在的班必須到農村去鍛煉一年，而我作為剛畢業留校的老師也必須同去，就這樣，我成為成思這批學生的帶隊老師，一起去了河北省香河市的百家灣。我與成思的接觸就是從那一年開始的。
隊里唯一被推薦入黨的人
到了農村以后，我們住在農戶里，與農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因為鄭成思的眼睛近視得厲害，所以干活的時候有點費勁，也因此鬧了不少笑話。記得那年秋天，有一次我們到地里去收白薯，白薯成串生長的，他看不準，一鎬下去，正好打在白薯上，把白薯打炸啦。（大笑）
雖然眼睛近視，但是鄭成思并沒有以此為借口搞特殊。記得我們進行民兵拉練的時候，他起得特別早。因為當時天還沒亮，我怕他看不清，就悄悄讓他站在隊伍后面，但他沒聽我的，堅持站在最前面。
經過前一段時間的相處，我發現他紀律性很強，嚴格遵守農村教育的各項制度，從不吃老百姓的飯菜，從不拿老百姓的東西。他做事相當有原則，而且極為認真，在農村教育期間，他深入農戶做調查，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幫老百姓干活，老百姓非常認可他。另外，我發現他抓緊一切閑余時間學習英語，無論春夏秋冬，他都早早地起床，到田地里去讀英語。即使在最冷的冬天，他也沒放松過，每天他回來吃早飯時，我都發現他的臉已經凍紫了。
正是基于他的這些表現，我積極地推薦他入黨。我們隊就推薦了他一個人，唯一的一個。在那個時期，入黨的條件十分嚴格，雖然他是政法學院的學生，但他的入黨申請不屬于政法學院審批，而是由河北省農村教育工作委員會審批。
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為了政審，我還特意回到北京，親自到他家了解情況。這時我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國家干部，可是從鄭成思身上一點都看不出來，因為他從不因為自己的父親而居功自傲，生活也很儉樸。
后來鄭成思從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的時候，還有人找我調查情況，我對他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感動至今的事
我們在百家灣一直待到1966年7月，這時“文革”已經開始了，“四清”工作不能再進行下去了，我們就坐著專車回到學校。車剛一進學校的北校門，事情就發生了變化。
學校的學生知道鄭成思他們這批學生回來，都在北門列隊歡迎。我剛從車上下來，就被大一的學生揪了出來，他們說我是“修正主義的黑苗子”。事情發生得很突然，讓我措手不及，我看見鄭成思也同我一樣非常吃驚。
當我回到宿舍時，才發現我的宿舍已經被學生占了，我被趕了出來。我抱著行李出宿舍的時候，一個學生從后面踹了我一腳，我一個趔趄險些摔倒，手里的臉盆掉在地上，順著樓梯掉了下去。這時，鄭成思就在后面跟著我，他趕緊搶步把臉盆撿了起來，沒有說話。我說：“成思，你把臉盆給我吧。”他問我：“你到哪里去呀？”我說：“我也不知道去哪兒，我得去找后勤。”他說：“那我陪你去吧。”就這么幾句簡單的對話，之后他一直默默地陪著我。
我到學校后勤找房產科，他們說現在沒有房子，最后協調了半天，在學校的5號樓找到一個床位，同屋還有一個工人。等我安頓下來時，已經是夜里1點多。從下午4點多我們上專車回學校，直到住進5號樓，十幾個小時，他一直陪著我，我們沒多說一句話，但他在我身邊起碼是一種安慰。
第二天上午，學校就貼出很多大字報，其中有一張是寫我的，鄭成思看到后悄悄來5號樓找我。一見到我就問：“劉老師，你出身不好啊？”他這樣問我，嚇我一跳，我說：“我出身很好啊，我是革命烈士出身。”他說：“是呀，我聽你說過啊，可是大字報上說你是資本家出身，說你是資本主義狗崽子，還說修正主義就是喜歡你這種資本家出身的孩子留在學校。”我雖然覺得冤，但事已至此，我有口難辯。
沒幾天，鄭成思又悄悄來找我，他很興奮地對我說：“劉老師，這幾天我查收一些情況，原來他們說你是資本家出身是因為你長得又白又胖。他們說‘咱們貧下中農哪有那么又白又胖的啊’，所以劉老師你不要怕。”我對他說：“成思，不用說了，你明白就行了。”他說：“我當然明白啦。”他這樣做讓我很感動，那時候我已經被打成“修正主義的黑苗子”了，很多人躲我還躲不及呢，可他不但來安慰我，還幫我打聽原因，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這之后，還有一件事讓我感動至今。“修正主義”的問題搞清楚后，我們老師隊伍組成了“文革”的戰斗隊，我是負責人。大家的干勁都很足，可是好景不長，我又莫名其妙地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
突然間，小小的政法學院，鋪天蓋地的全是橫幅，上面寫著：“5·16”反革命分子劉金國必須低頭認罪。我看后很生氣，就在其中一個橫幅的文字后面加了四個字，成了：“5·16”反革命分子劉金國必須低頭認罪，純屬造謠。我是用鋼筆寫的，字很小，但還是被人發現了。為此我還挨了頓揍，肋骨被打折了一根，在家養病。
就在這個時候，鄭成思悄悄地來家看我。他說：“劉老師，你怎么成了‘5·16’反革命分子啦。”我說：“你相信嗎？”他說：“我當然不相信了，如果相信我還會來問你嗎？”連著兩次我遇到問題，他都用“當然”來支持我，讓我感到特別溫暖。
難忘師生情
我與鄭成思這么深厚的感情都是在百家灣那一年培養出來的，那段日子讓我至今難忘。
記得有一次，我到離百家灣5里半路的團部去開會，因為怕回來太晚，就讓鄭成思陪我去。整整開了一下午的會，他一直在外面等著我。直到晚上8點多，我倆吃完飯才往回走。農村的土路特別難走，其中有一段路，兩邊是成片的高粱地和玉米地，那天還刮著風，就聽見高粱地和玉米地“簌簌”直響。我對他說：“你看過電影《平原游擊隊》里青紗帳那段嗎，就是這種感覺。”他說：“劉老師，你這么一說，我還真有點緊張呢，萬一從地里躥出個人來怎么辦呀。”那時候階級斗爭還存在，他說得不是沒有道理，萬一有壞人跟蹤我們呢？他說完我也有點害怕了。于是我倆一會兒他在前面，一會兒我在前面，一路小跑著回到住處。到家后我倆都一身大汗，當時我就說幸虧他陪我去開會了，如果是我一個人，這么晚往回走，還不知道嚇成什么樣呢。
鄭成思平時話不多，但我時刻能感受到他對我的照顧。當時農村住的都是土炕，我和他腳對腳地睡，睡覺的時候不是我碰到他，就是他碰到我，兩個人誰稍動一下都能感覺到。所以每天早晨他出去學英語時，都輕手輕腳的。再說洗腳吧，在冬天睡覺前，如果能用熱水泡泡腳是很舒服的事，可是因為農村水資源緊缺，為了節約用水，我倆共用一盆水，而他每次都堅持讓我先洗。還有，有時候干了一天的活，回來我不想吃飯，他不是圍著我問我為什么不想吃，而是想辦法怎么能讓我吃，要么往菜里放點鹽加點味，要么給我洗個青辣椒讓我開開胃。
鄭成思為我國的知識產權做出很大貢獻，被人稱為“知識產權第一人”。他之所以取得這么大的成就，與他的勤奮、自學是分不開的。其實，鄭成思的大學是不完整的。我們從農村回來后，趕上“文革”，那時候學校已經停課了，何況那個時候學校也根本沒有知識產權的課程，這一切都是他刻苦的自學得來的。
“文革”之后，他到國外學習了一段時間，期間我們斷了聯系，直到他回國，主動找到我，我們才再次建立了聯系。
鄭成思對我一直特別尊敬。記得有一次開法學會，會后聚餐時，他特意從主桌席上走過來給我敬酒，他對與我同桌的人說：“這是我的老師。”有時候，他組織學術研討也會請我過去，不過畢竟我與他不是一個學科，我是搞理論法學研究的，他是搞知識產權的，所以一起開會的機會很少，見面的機會也就少了。
鄭成思是個純粹的“書呆子”，他不喜歡和人一起吃吃喝喝，他一門心思地做學問。后來，雖然他很忙，雖然我們很少見面，但我們的聯系沒有中斷。在學術討論會上，只要他遇到政法大學的老師，他就會過去打聽我的情況，還托人給我帶來他寫的書。政法大學搞知識產權的黃勤南，每次遇到我都說：“鄭成思讓我給你帶好呢。他對你可真是尊重啊，每次開會都打聽你的情況。”
得知他走的消息，我特別震驚，但也有預感。我常和他說：“你呀，做學問是要做的，但必須注意自己的身體。”我讓他多鍛煉身體，可他總是說沒有時間，任務太多，特別是在全國人大那段時間，他特別忙。后來我聽說他都不能坐了，只能站著寫東西，太嚴重了。可惜了，這個人走了太可惜了。
雖然我們相處只有一年，但我們之間的“師生情”，比我帶過三四年的學生還要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