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是繼容閎之后中國留學教育的最豐碩成果。鄒魯在《中國國民黨史稿》中稱：“論者謂國人得為外國律師者，公為第一人。”此“外國律師”第一人即指伍廷芳。
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號秩庸。廣東新會人，出生于新加坡，3歲時隨父回國，遷居廣州市郊芳村，14歲進香港圣保羅書院讀書，畢業后留港任高等審判廳及地方審判廳譯員。1874年他帶著對西方文明的向往，“奮發走英倫，入林肯法律學院，習法律，開游學之先河”，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后考取英國律師，所謂第一位“外國律師”即由此而來。
他是中國第一位法學博士、第一位律師，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政治、文化奇人。他是香港第一位華人“太平紳士”，又是清末膺命修律的兩大臣之一，還先后兩任清朝駐美大使；辛亥革命后他以南方代表的身份參加南北議和，接著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兼外交部長。伍廷芳人生經歷極其豐富，言行舉止不乏怪異之處，胡適先生曾如此評論過伍廷芳：“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時，全靠他的古怪行為和古怪議論壓倒了西洋人的氣焰，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個弱國的代表受到許多外人的敬重。”
不習經書習洋文
伍廷芳雖然出身華僑商人家庭，但父親同樣期望他能通過科舉躋身仕途，從而光宗耀祖。他隨父回國之初就被送入私塾接受啟蒙。但伍廷芳對經書及科舉那一套毫無興趣，私塾先生除了讓學生熟讀四書五經外，不許他們涉獵其他書籍，伍廷芳便暗暗帶了一些小說、野史之類的，背著老師偷偷地看。
1856年，伍廷芳在親戚陳言陪伴下到香港，進入英國圣公會創辦的圣保羅書院學習。該校為吸引華人子弟入學，規定入該校就讀的華人子弟，校方免費提供寄宿、衣服及部分補貼。這也是伍廷芳進入該校學習的重要原因。
從1856年，伍廷芳在親戚陳言陪伴下到香港，進入英國圣公會創辦的圣保羅書院學習。1856年至1861年，伍廷芳在圣保羅書院接受了系統的西式教育，“治英文、算學、格致諸科”。伍廷芳學習成績優異，得到學校教師的一致好評。到畢業時，伍廷芳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西學知識的新式知識分子。畢業后，伍廷芳被選拔為香港高等審判庭譯員，成為港英政府機構中的一員。
這之后，伍廷芳一方面努力學習法律知識，為港英政府服務；另一方面，則與黃勝等人一起創辦了近代由中國人主辦的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黃勝是廣東香山縣人，1847年與容閎及其兄黃寬一同留學美國，是中國近代第一批留學生，可算是伍廷芳的前輩。他們創辦報紙的目的，是為了制造輿論、喚起民眾，伍廷芳后來回憶：“慨國勢積弱，由于民智閉塞，乃與友人創辦《中外新報》于港，大聲疾呼，振聾發聵。”1864年，伍廷芳還協助陳言創辦了香港第二份中文報紙——《華字日報》，“期以世界知識灌輸于國人，以國內政俗告于僑胞；使民智日開，而益奮其愛國之念”。
1864年，伍廷芳與何妙齡小姐結為夫妻。何家為香港華人社會中非常有影響的家族，何妙齡之父何福堂，畢業于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后皈依基督教，1845年受封為牧師，是繼梁發之后的香港第二位華人牧師；其兄何衛臣，為香港第一位華人律師；其弟何啟，是中國早期維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香港著名華人領袖。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何妙齡小姐，受過良好的教育，她成為伍廷芳一生事業的有力支持者。與她有接觸的人，無不交口稱贊：“著名的伍廷芳公使夫人。在每一個人的眼中都是美麗、嫻靜、親切而高貴的，她有高尚的思想和慈善的心腸。”
為求新知留學英倫
伍廷芳1862年受聘擔任香港高等審判廳譯員，1869年起改任香港地方審判廳首席譯員。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起改任香港地方審判廳首席譯員。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事業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沒有使伍廷芳忘記國家的命運。港英政府宣布賭博合法是伍廷芳選擇留學英倫的直接原因。
早在1867年2月，港英政府頒布《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其中第十八條賦予港督以公開招商開賭的權力。伍廷芳認為，聚眾賭博合法化是對中國人的侮辱，且獎勵賭博決不為法治精神所允許，因而上書港督要求收回成命。但伍廷芳人微言輕，他的聲音并沒有受到重視。1874年，伍廷芳告別溫馨的家庭，帶著對西方文明的向往，“奮發走英倫，入林肯法律學院，習法律，開游學之先河”。“以為欲救國危，非赴歐美精研法學，舉吾國典章制度之不適者，改弦更張之不可。”
林肯法律學院位居英國四大法學院之首，被視為是培養貴族的搖籃。伍廷芳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工作經驗，對他取得入學資格起了重要作用。該校校規嚴格，學生必須住在學院里攻讀12個學期，且必須在法學院餐廳內進食規定次數的晚餐方能畢業。出席晚餐的全都是倫敦法律界德高望重的權威人士，他們不僅在進餐時傳給新入校者以種種學識，而且介紹其在實踐中積累的各種經驗。出席晚餐者“皆倫敦最高地位、最有學術德望之人，每日在‘吧’中會議進餐，不僅授予新入‘吧’者以種種學識，且每餐必會談其有用之經驗”。因此，對新進入該校的學生來說，在這種場合，既可以增長學識，又可以結識倫敦上流社會人物，這對今后的事業會大有幫助。
伍廷芳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完成了學業。他除完成規定的課程外，還經常到議院去旁聽，實地考察英國的憲政。經過3年的潛心苦讀，1877年年1月，伍廷芳從林肯法律學院畢業，獲得博士學位，取得大律師資格，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此資格。在英國留學期間，伍廷芳學習了合同法、刑法、憲法、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和國際法等課程，尤以刑律、國際法最為擅長。這為他日后成為蜚聲中外的外交家奠定了基礎。留學英國，學習法律，也是伍廷芳人生的重要轉折。
在英國，伍廷芳還拜會了近代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郭嵩燾。伍廷芳向郭嵩燾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并建議朝廷多派學生到海外求學。由于不懂國際法的緣故，郭嵩燾在處理外交事務時難免有許多窒礙之處，因此迫切需要一個懂國際公法的人的幫助，他希望聘請伍廷芳作為公使隨員。但由于伍廷芳另有他就，只好作罷。
首位華人大律師
1877年3月，由于父親病逝，伍廷芳回到香港。因林肯法律學院的名氣，伍廷芳返回香港后不久就被批準為執業大律師。5月18日，港英政府律政司經過認真審核，決定準許伍廷芳在香港法庭執行律師業務，伍廷芳因此成為第一位獲準在英國殖民地擔任律師的中國人。伍廷芳由此步入香港社會的上層，成為香港華人的領袖。
1878年8月，頗具開明思想的港督軒尼詩宣布廢除針對中國人的公開笞刑，此令一出，即遭在港英國居民的強烈反對，伍廷芳則旗幟鮮明地支持港督，認為笞刑有違平等與人權原則，理當廢除。10月7日，在港英國居民舉行民眾大會，旨在反對港督廢除笞刑舉措。11月，130多名華人名流署名請求英女皇留任軒尼詩，另有2000名華人簽名要求英女皇廢除香港笞刑。上述兩封請愿書皆由伍廷芳等人交給港督，此后不久均獲英女皇批準，從此香港正式取消笞刑。
1878年12月，伍廷芳被港督委任為“太平紳士”，成為港府委任的40名太平紳士中的唯一華人。1880年2月，伍廷芳就任港府立法局議員，開啟華人進入香港殖民政府參政、議政的先河。
繼出任大律師之后，伍廷芳還在1877年至1878年出任香港政府考試委員，參與選拔官員。1878年至1882年，伍廷芳又擔任香港保良局副主席，負責社會治安、保護婦幼、組織救災等工作。工作之余，伍廷芳還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香港的社會福利、教育、商業等事業中。杰出的才干、成功的事業，使伍廷芳贏得了香港社會的廣泛贊譽，華人皆尊稱其為“伍叔”。
伍廷芳以大律師身份參與案件的辯護并不多，但他總能以淵博的法律知識、雄辯的口才為維護華人權益竭盡全力。他有過勝訴的喜悅，也有過敗訴的無奈和屈辱。“福州中美訴訟案”和“爭免華人死后剖尸案”是兩個典型的失敗案例。
1877年，美國一名失業船員薄得自稱美國駐福州領事館官員，采用威嚇手段逼迫福州漁民交納巨額保護費。受害漁民遂狀告到福州地方官府，官府以勒索罪將薄得拘捕，并對其提起訴訟。但美國駐福州領事館以外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為由，促使福州地方官員撤銷對薄得的起訴，將其當庭釋放。中國貿易會聘請伍廷芳為辯護律師，決心打贏這場官司。伍廷芳經與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多次交涉，最終卻因對方的蠻橫無理而不了了之。
港英當局明文規定，華人病死必須有英國皇家醫院出具的醫學鑒定，證明其無傳染病，否則要剖尸檢驗方可埋葬，而僅有中醫證明則為無效。伍廷芳對這種公然歧視傳統中醫、對華人極端不公的行為感到強烈憤慨，他多次上書港督提出嚴正抗議，但是這種局面最終未能改變。
在香港執業的經歷使伍廷芳強烈地感覺到，國家弱則華人律師無用武之地。他從此開始為廢除治外法權進行不懈的努力。帶著強國富民的夢想，1882年，伍廷芳離開香港，北上天津，出任李鴻章的幕僚，襄辦洋務。從1882年至1896年，伍廷芳在李鴻章幕府生活了14年，被李鴻章倚為左右手，隨后逐漸走上了外交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