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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父親在一起生活了近50年，可是當人們問起關于父親的往事時，我卻覺得茫然。在我的印象里，父親就是讀了一輩子的書，做了一輩子的學問，他不停地在寫。父親到底寫了多少東西，已沒有人能說得清。
1984年，父親準備參加1985年的國際法研究院增補院士的競選，他需要遞交一份履歷和發表了的著作目錄。國際法研究院是世界上國際法學術地位最高的學術團體，限定為院士132名。在其每兩年召開一次的學術會議上，都要就院士的空缺進行增補選舉，由于是學術機構，在選舉時尤其注重候選人的學術成就，著書立說、發表論文當然是表明有學術成就的一個重要證據。父親在解放前曾一面教書，一面進行科學研究，發表了不少論文。我還記得“文革”前我家的壁櫥里堆放著不少雜志，其中就有父親在其上發表了論文的期刊。1969年，一個中央的“一號通令”把很多人都“疏散”到了“五七”干校，我家也一鍋端去湖南，后又遣往江西。家里的東西都存放在外交部。那時父親忍通割愛把一些舊雜志賣了，現在想起來十分可惜，那里有父親發表了文章的雜志，現在有些文章到底發表在哪里絲毫線索都找不到了。
當時我主動提出幫父親查找他發表了的文章，父親向我提供了幾個雜志的名稱，我到北圖去一本本地翻閱，花了一天時間，竟然也查到了一、二十篇。那時我目光短淺，只把文章名抄下來，并未將文章復印。后來父親怕耽誤我太多時間，說這些目錄就夠了，沒讓我再繼續去找。自那時起我就萌發了一個心愿，把父親發表過的文章都收集起來，但因終日在工作和生活的“戰線”上奔忙、奮斗，一直未付諸實施。
1997年11月6日父親在海牙去世了，在痛悼良師益友時，人們大為贊頌的是他對學問的深厚造詣和精益求精。前往海牙赴任的現任南斯拉夫國際法庭法官、中國法學會會長王鐵崖先生即囑咐我將父親所發表的論文收集整理出版。回國后，在法律出版社賈京平總編輯、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李兆杰教授和饒戈平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我一面尋找父親已有線索的生前發表過的論文，一面從父親留下的為數不多的幾本日記中尋找線索，順藤摸瓜，找到了現集成此書的數十篇文章。其中一篇關于契約準據法的論文還是遠在武漢大學的博士生呂國民同志幫助找到的。德高望重的前國際法院法官倪征燠先生為此書作了序。我對他們的支持和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父親所寫的東西遠不止這些。從父親留下的947-1948年的日記里， 我看到他幾乎月月都有論文脫稿，在那期間寫的能查到的題目的論文如“戰犯審判與國際和平”、“卡多蘇案”、“美軍強奸案”和“養子女身份準據法”等現在都無法找到發表的線索了。解放后，父親也寫了不少文章，在他1956年的日記里記載著他為政法學會寫的“國際貿易法問題”、“國際貨幣法”、“最惠國條款”都似未曾發表，也無從查找。此外，父親留下的數部手稿，多用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寫成，上面圈圈點點、勾勾改改，涉及很多內容，有關于20世紀前半葉舊中國的選舉制度、國際司法協助、印尼華僑問題的合理解決、美軍使用細菌戰、國民待遇和最惠國條款問題、罪犯的引渡、領海制度等等，其研究的范圍之廣泛，囊括法理、民法、刑法、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但似都未見諸報刊。
50年代父親發表的文章不多，一些發表了的文章不無時代的印跡，但我還是把它們收入了論文集，因為這些論文客觀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意識，另一方面，從父親的論文中也可看到，即使在那個時代，他也仍立論有據。他一貫主張法律的批判繼承，西方世界的法律有其可取之處，但也并非完美。他所批判的美國的法律確也顯示出它當時并不民主。
從查找整理父親的這些遺著過程中，我對父親有了更深的了解。作為學者，他對學問的追求孜孜不倦，他率先探索了一些當時尚未為中國學者涉獵的重要國際法問題，如國際法中的強行法問題等，可謂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位拓荒者。作為法家，他極力提倡法治，他在解放前夕寫的一篇“法治的實行”，對違法和腐敗深惡痛絕，對今日社會仍不無啟迪。作為中國公民，他在新安輪號案、兩航飛機案、湖廣鐵路案、光華寮案的文章中極力維護中國的權益。作為法官，他在埃德莫維奇上訴案的判決中力求伸張正義、保護人類生存的基本權利。
父親生前未了的一樁心愿是寫一本全面論述國際私法的著作，他已收集了那么多的材料，做了那么多的筆記，還留下了部分未完成的手稿。我的下一個計劃就是把他所寫的所有有關國際私法的文章----發表的和未發表的，予以收集整理出版，讓世人共享他的知識財富。
凌巖
1999年3月9日于坦桑尼亞阿魯沙
[凌巖教授，系李浩培先生之女，曾任職設在非洲盧旺達的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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