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受命
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經過慘烈的抗爭，付出了死傷3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的高昂代價，終于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深受日本侵略者毒害的中國人民一直盼望著對日本侵略者的正義審判。在盟軍總部支持下，由11國代表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成立。1945年12月底,中國國民政府在一接到駐日盟軍統帥總部參加審判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選派往東京的外交、司法人員。
兩部官員立刻從全國范圍內挑選精英,最終選定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代表團的成員有：法官梅汝璈，檢察官向哲浚，顧問吳學義，擔任助理的法律專家、歷史學家裘劭恒、方福樞、楊壽林、劉子健等。當時，梅汝璈是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兼外交委員會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區法院首席檢察官。
首席法官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區朱姑橋梅村，12歲那年，在父親支持下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北京清華學校。1924年畢業后赴美留學，1926年以優等生的成績畢業于斯坦福大學，并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當年夏，梅汝璈又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并在24歲那年獲得博士學位，指導教授稱贊他有著“令人驚異的頭腦”。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學業的梅汝璈把多余的獎學金用作歐洲之行，廣泛地游歷了倫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鄉。以后的十幾年，梅汝璈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學、南開大學講授英美法學、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等課程。抗日戰爭開始后，南開與北大、清華合并成立“西南聯大”，梅汝璈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副部長)、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該校的法律系教授。此外，他還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立法院擔任委員，在復旦大學以及司法部法官訓練所兼職授課，為他后來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梅汝璈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時，他才42歲。在當時的中國法學界和司法部門，資望深、年齡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執法東京的重任卻偏偏落到了剛剛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這無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來在法學研究、教學和司法實踐方面的出色表現。輿論對他的評價是：精通法學理論，善于雄辯而又頭腦冷靜。
飛赴東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華懋公寓1層的大廳里，受命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負祖國重托，飛赴東京。臨行前，梅汝璈向新聞界慷慨陳詞：“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托，作為莊嚴的國際法庭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不負政府與國人囑望。”
當日，《中央日報》、上海的《申報》《大公報》《新聞報》等中國最權威的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梅汝璈到達東京后，作為戰勝國派出的法官，下榻于東京“帝國飯店”，出門有專車，餐廳有專席。優厚的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減輕對祖國命運的牽掛。他每天翻閱侍者送來的英文報紙，看到的是滿目的凄涼：“饑餓的中國人在吃樹皮、鼠肉和泥土”，“滿洲大規模內戰爆發，中國殷切期待馬歇爾特使返華調停”。國破山河在，國家尊嚴何在？梅汝璈因此不愿去餐廳，只有按鈴請侍者把早飯送到房間里來。
讓梅汝璈感到高興的是，他剛到東京不久就遇到了前來考察戰后日本教育的老友、教育部次長兼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琇。顧毓琇在東京的中國同仁及朋友為梅汝璈舉行歡迎宴會，顧毓琇鄭重地贈送了一把寶劍給海汝璈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
梅汝璈看著寒光閃爍的劍鋒，激動地說：“我中華民族素來主張寬恕以待人，但為防止將來再有戰爭狂人出現，對這些戰犯必予依法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遠東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國人之托，決心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東京審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起訴書。但撰寫起訴書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控訴這些被告犯罪行為的時候，從什么時間算起？國際檢查局內部對此發生了嚴重分歧。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作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另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作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中國代表團的提出應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為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國際檢查局內部經過鄭重的討論，贊成中國代表團的主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為從1928年開始到1945年為止，總共約18年。
用尊嚴維護尊嚴
1946年4月，11國法官齊集東京，正式開庭審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將按什么樣的順序來排列？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前各國法官最為關注的問題。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對助手說：“任何國際場合，爭坐次在所難免，這是關系國家、民族地位和榮譽的大事，故應有的位置必須力爭得到之。”
雖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沒有明文規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卻極其敏感，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定的庭長——澳大利亞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衛勃，想使兩位與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衛勃提議，法官席次應該按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慣例來安排，即以美、英、蘇、中、法為序。但有的法官當即指出，按照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的5個常任理事國是以中、法、蘇、英、美（按照國名字母先后）為序的。微笑著傾聽良久的梅汝璈終于說話道：“個人的坐次，本人并不介意，只因與各位同仁一樣，是代表了各自的國家來的，所以我還須請示本國政府。”
這一軍“將”得厲害。因預定的開庭日期將至，法官們如果都要請示國內而后定，必拖延時日。衛勃認定不能開這危險“先例”，忙說：“為確保準時開庭，坐次問題必須盡快排定，希望梅先生從大局出發。”
梅汝璈收斂笑容道：“同意庭長的意見，但中國代表應排在第二位。眾所周知，中國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時間最長，付出犧牲最大，審判的又是日本戰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故我提議，各位都不用爭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國簽字的順序排列，實屬順理成章。”他接著報了各簽字國的順序：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俗話說“弱國無外交”，因此對于梅汝璈的提議，幾個西方國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直到5月2日，即正式開庭的前一天，衛勃的真實意圖才暴露出來。
下午4時，法官們都按要求做好了準備，在法官休息室集合。這時，衛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蘇、法、加、荷、新、印、菲，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同意了的安排。按照這個安排，庭長右邊是美、中法官，左邊將是英、蘇法官。很明顯，英美居中，排擠中國，同時以壓制加拿大作為陪襯（按照受降簽字次序加拿大應排在法國之前）。大家不禁愕然。中國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麥克杜哥最為憤慨。梅汝璈當即指出：“這個安排是荒謬的，我絕不接受這種于法無據、于理不合的安排！”他憤然脫下象征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欲退出預演，以示抗議。
開庭預演儀式已經推遲了約半個小時，審判大廳里的人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此時此刻，沒有人能承擔得起推遲明天正式開庭的嚴重后果，因為這個日期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鐘。當衛勃第三次來到中國法官辦公室的時候，他盯著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說：“兄弟們同意你的意見，預演就按受降簽字國次序進行。”
這時已經是下午5時了。一個爭論多日、僵持很久的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在場的上海《申報》記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訴外國同行：“中國抗戰長達8年，戰勝日本功勞最大，應當占有這光榮的一席。”
舌戰美國法官
當11位對日參戰國的法官穿著法袍莊嚴地坐在審判席上等待預演開始時，法官之間又因國旗位置而發生的爭執。這時候，審判席后面插著的參戰國國旗，美國國旗插在第一位，中國國旗插在第二位，中國的法律顧問吳學義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勢。梅汝璈馬上心領神會，向庭長衛勃提出：“中國國旗應插在第一位。”
美國法官克萊墨十分傲慢地說：“為什么？”梅汝璈當即用流利的英語慷慨激昂地闡述了中國軍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他說：“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傷痕累累，幾千萬亡靈沉冤九泉。17年間，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3500萬人，擊斃擊傷日軍達130多萬，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的70%。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
隨即，中美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幾番唇槍舌劍，美方理屈詞窮，最終做出讓步，中國國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國國旗則移至第二位。這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會議有史以來國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征，是一個國家主權和尊嚴的標志。所以，當中國國旗剛剛插在第一位，國內新聞媒介就立即刊發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還及時刊出“號外”。
中國代表團從抵達東京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的40余天時間里，憑著對正義事業的高度責任感，進行著這場為千百萬受害者伸冤報仇的艱苦斗爭。他們沒有辜負祖國人民的期望，28名甲級戰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東條英機等7名主要甲級戰犯被判死刑。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梅汝璈憑著他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法律知識，全程參加了這次審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