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1901~1981)字雪艇,湖北崇陽人。法學家,《現(xiàn)代評論》、《自由中國》等雜志創(chuàng)辦人,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歷任民國教育、宣傳、外交部長。
中國新聞史或許該記錄這么一次有趣的會面:上世紀40年代,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訪美歸來。當他走下飛機舷梯,離地面還有兩級時,夫人蕭德華迎上前去。由于她比王世杰整整高出一頭,邊上一個中央社記者便促狹地大喊:“快照相啦!不然王部長就太矮了!”眾人大笑,王世杰卻不以為意。
但寬容只是對待記者時才有,在王世杰的下屬眼中,這個“身材矮胖,一臉嚴肅,很有學者風度”的部長顯然令人畏懼。曾有記者寫道:“(只要王)走進外交部大樓,原本看報紙、聊天和吃零食的各司局辦公室,立刻鴉雀無聲……”
在學者傅國涌看來,這種“寬容”和“講求秩序”的混合品質(zhì),正是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身上的強烈記號,他也將王世杰視為“觀察上世紀30年代自由知識分子從政的一個標本”。
從政前,作為北京大學的憲法學教授,王世杰著述頗豐。他與錢端升合著的《比較憲法》一書,已成一代法學名著,至今仍被學界廣泛引用。1924年,他主辦《現(xiàn)代評論》周刊,提出“無顧忌、無偏黨,無阿附”口號,由于批評政府,針砭時弊,曾多次被當局沒收、查封。
盡管與王世杰本人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現(xiàn)代評論》仍發(fā)表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蘇聯(lián)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文章。在李大釗遭軍閥殺害后,這位法學家寫下題為《黨獄與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的評論,向當局提出強烈抗議。稿子送審后被斃,當期的《現(xiàn)代評論》便開出“天窗”,并在目錄中保留了題目。
1929年,王世杰出任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他在演講中提出辦學思路:“……只有經(jīng)費獨立,學校才能自主辦學,不受政黨集團、行政機關(guān)的干擾……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學校淪為‘官府衙門’,從而求得學術(shù)的自由!
也因此,在上世紀30年代初王世杰棄學從政后,西方媒體普遍看好!堵鼜厮固貙蟆肥①澩跏恰熬哂写蟛鸥啥枷腴_明的自由派”。《泰晤士報》也認為,“自由派分子在國民黨里的優(yōu)越地位明顯增強了!倍祰堪淹跏澜軓恼Q為“浸透了理想主義色彩的努力”——“他想根據(jù)西方的民主原則,一點一滴地從事政治制度的改革。”
在當時的國民黨大員中,王世杰是個另類。他不煙不酒,生活簡樸,極少娛樂,不坐專車,上下班皆步行。任教育部長時,長子王紀武考學失利,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是他的下級,又曾是他的學生,有人建議他為兒子說一下情,他堅決不允。王紀武最終只能以旁聽生身份在中央大學讀書。
王世杰半生為民國高官,但他發(fā)表的所有文章,從未用過當時公文中流行的“共匪”字樣。言談間,對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都敬稱“先生”。1943年抗戰(zhàn)期間,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fā)表,規(guī)定大小官員都要寫一篇“讀后感”。因文中有無數(shù)攻擊共產(chǎn)黨的語句,王世杰看后,十分堅決地予以否定,并親書“君子不念舊惡”六個字,交給蔣介石。
一位共事多年的同僚曾評道:“雪公的氣質(zhì),尤不宜于官場生涯。官場習氣,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輩,而他要言不煩,不茍言笑;官場習氣,多的是酒肉征逐的應酬,而他生活謹飭,幾乎全無世俗的嗜好。單單這兩款,就足以使他獨來獨往,無朋黨奧援!
傅國涌也認為,上世紀30年代起,以王世杰、蔣廷黻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入國民黨政府,他們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識和出色的行政領(lǐng)導才能,無論治學還是從政,也都竭盡所能,但“大廈依舊坍塌”。
“……在一個獨裁制度下,知識分子參政,又能發(fā)揮多大的作用呢?”傅國涌追問。
1949年后,王世杰遷往臺灣,不久便因多次批評政治黑暗、特務橫行而遭貶職。直到6年后,年近60歲的王世杰才找到一生歸屬之地——“中央研究院”。這位新任院長增設(shè)了物理、經(jīng)濟兩個研究所,在各重點大學成立數(shù)、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廣籌經(jīng)費,充實設(shè)備,改善科研人員待遇。他不時地去“中研院”,像一位普通學者般“隱入座席”,聽名流們演講,直至逝世前兩個月。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病歿。臨終,他立下遺囑,將其一生收藏的70余幅珍貴字畫贈予武漢大學。身后,子女遵其遺囑,在墓碑上去掉所有頭銜,只刻“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先生之墓”。(記者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