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楊老風采，印象極為深刻：一是他那撼山搖岳般的笑聲，高高隆起的腹部隨著笑律而抖顫；二是他那一生不改毫厘的純正孝感鄉音，剛開始我這個北方人是一句也聽不懂；三是他每每得意地對別人伸出姆指和食指，嘴里說著“我，八十歲！”然后再得意地望著對方臉上現出驚訝的表情。
那是1985年10月，我還沒辦正式轉業手續，就先到國務院參事室上班“幫助工作”，并且很快為我辦了正式工作證，因為要派我陪同國務院參事外出視察，那時買機票必需要用工作證。
很快成行，第一站是南京，然后是南通、無錫、常州、蘇州，乘船到杭州，又到了紹興，再返回杭州乘機回京。所有地方我都是第一次到，江浙的人文景觀之豐富，文化底蘊之厚實，令我目不暇接，唏噓不已。但此行最令我難忘的，還是結識了楊老玉清參事。
于是，我知道了楊老是湖北孝感人，武漢大學四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四年、法國巴黎大學四年，真正是學貫中西，他拍著自己的肚子對我說：“這里面都是學問”。一路上他可謂誨人不倦，我則恰象進了免費大課堂。在南京講孫中山，在太湖講“到此忘機”的“機”就是機巧，在南通講張騫，在西湖講“梅妻鶴子”，在紹興講魯迅、徐渭、王羲之……參觀南通廣教寺，他當場揮毫：“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有一人不升天堂我誓不升天堂”，書寫完畢，他對方丈說：“這是佛祖的話，這是共產主義思想！”當即響起掌聲和笑聲。楊老一生曾與許多歷史人物熟識過從，董必武、陳獨秀、蔣介石、顧維鈞、張居正、熊十力、胡風、聶鉗駑……一路上聽他侃侃而談，我更曉得了不少掌故和逸事。
回京后，因為楊老家就在機關對面，我去他府上機會較多。每次晤談，如沐春風。那時國家正從“左”的框框里擺脫出來，參事們經常來機關座談時事，參政議政，我負責記錄、整理、歸納，根據需要報送領導參閱。楊老的發言往往直指時弊，鋒芒畢露。我整理時，盡量呈現原意，又想法去掉一些棱角，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形成材料后，楊老看了都給予肯定。楊老是窮學生出身，在舊中國官至司法部政務次長，解放后也一直是國家干部，他一生保持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清廉、儉雅。讀書看報寫文章幾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那幾年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時有高論，或報送內參，或見諸報端。我印象較深的幾個論點有：
一、人才是汽車，制度是馬路。中國不缺人才，是缺好的選才制度，好比沒有好的馬路，汽車只能擺在田溝里。過去的選才制度是靠科舉，是靠伯樂，今后應該靠選舉，靠擴大群眾參與。
二、 國家應建立行政學院，專門培養政府官員；應建立市政學院，專門培養市長。不少市長是當廠長出身，管好一個企業不一定能管好一個城市。
三、 共產黨也要講廉政，也要反腐敗。（此論一出，可謂四座嘩然。反對者譏曰：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為人民服務的，怎么會有腐敗？既無腐敗，何需倡廉？）
四、 國家要建設“法治”，而不是“法制”。不能以“法制”代替“法治”。兩者僅一字之差，但完全不是一碼子事。
以上有些觀點在20多年前講出來，是需要相當膽識和勇氣的。當時也是贊同者有之，不贊同甚至反對者更有之，而且更多些。惟時任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的陳俊生同志，一次在中南海老會議廳聽了楊老的宏論，第二天又專門打電話要他的發言稿，說“楊老的話，在黨內是聽不到的”。
我內弟吳雅山是個記者，聞知楊老其人其論，趨前采訪并擬就一篇短文，到了主編那里給壓下了，說是“太敏感，不能發”。雅山心中忿忿然，楊老一笑說道：“文章寫得很好，是我這個人不好。”當即書送雅山一聯：“政事方能及物，文章止于潤身”，雅山至今猶珍愛之。
好象是還沒到九十周歲，楊老就操持擺壽宴，要過九十大壽。他一生節儉，不事鋪張，更不迷信，生活上也從來不怎么講究，此時何以如此注重這個形式呢？結果當然是擺了宴，祝了壽，不久楊老就溘然仙逝。我猜測他好象是為自己設計一個完美的終結儀式，含笑告別這個他深深愛著的世界。遺憾的是，我當時正在山東高密掛職，未能回京參與辦理楊老的后事，未能與他老人家作最后的告別。
楊老愛國，一生追求光明；楊老愛黨，對黨充滿信心。當年他極力宣揚而一時不被多數人理解的觀點，現在無論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已普遍接受并成為共同理念。作為一位民主人士，他以自己的學識和奉獻，詮釋了怎樣才是黨的諍友，怎樣做才能稱為是黨的諍友。他象歷代仁人志士一樣，是清晨最初鳴唱的雄雞，人們尚在睡夢里，聽到他們的大嗓門，曾經不情愿睜開眼睛。如今天已大亮了，人們早都起床做事了，但我們不能忘記清晨那最初的鳴唱。
值此《楊玉清日記摘編》出版之際，謹以此文懷念我十分敬重的老參事楊玉清。
（作者為國務院參事室 辦公室副主任 機關服務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