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經歷讓他對生命有了深切認識
在中國法學界，堪稱“人才”的學者不計其數，但可謂“鬼才”“怪才”的，學界卻近乎一致地認為非邱興隆莫屬。
他身材瘦削，長發挨肩(一年剪一次發)，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且有毒辣之光(學生評語)。24歲寫下人生第一部“不堪回首”的法學著作，卻被專業人士譽為“提升了我國刑罰理論的水平”。博士畢業在即，卻演繹了一出為學界矚目的“神秘失蹤”劇。蹲了近五年的監獄，出來時卻帶出了200萬字的法制報告作品，以及一部40萬字的純理論著作，里面沒有一個注解，令那些整天泡在書堆里扒抄資料的拼書者汗顏，而這部書的學術價值也讓一些因愛惜他而擔憂他學術前途的師友寬慰。
天分、個性，以及獨特的經歷，使他成為在中國公開表態應當立即廢止死刑的第一位學者。回首往事，邱興隆并不為別人眼中的成功而得意，也沒有為別人眼中的錯誤而追悔。“做自己的人，走自己的路，辦自己的事，想自己的問題”，人群中，學界里，邱興隆就是這樣我行我素。
在邱興隆的回憶中，來到人大，他便置身于一個絕好的學術氛圍中。他的法學天分也得以更好地施展。其中里程碑式的一件事，要算1988年《刑罰學》的寫作與出版，時年他24歲。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學良在其著作中不只一次肯定了《刑罰學》的學術價值，并認為這部書使邱興隆“一鳴驚人”。而邱興隆本人，雖也體會了出書的快意，但更多時候是為書中不成熟的觀念感到歉疚。尤其當他聽說，時隔十余年，此書尚為學界廣為參考、引證，便決心“再寫一部刑罰學來系統地揚棄我在本書中所展示的早期學術思想”。邱興隆說：“我總認為褒揚不是源于這部書本身有何成功，而僅僅源于它在推動新中國刑法學中刑罰論的研究方面所起的歷史作用。因為在《刑罰學》出版之前，沒有哪一部著作提到刑罰功能的概念。”
如果照此發展，一個法學家就沿著一條“正常”的軌道成長起來了，可邱興隆卻偏偏要另辟蹊徑。事情緣于1987年的一次海南之行。“我本好動，面對外界誘惑容易動心，就在商業一條街開了一個書店。”而他的性格又是“干一件自己感興趣的事，就全身心投入。”于是，這位尚未畢業的法學博士生一轉身成了敬業的書商。博士畢業論文被他拋在腦后。
1989年元旦，邱興隆接到北京電報，要他立即回校提交論文并做答辯準備。如果事情就此步入“正軌”，他的人生還是比較順利的，因為“對付”一篇論文答辯，對于他也是不成問題的。然而，邱興隆回校后，仍不忘身為“書商”的“本職工作”，轉赴河北聯系業務。再回到北京的時候，已經禍從天降了。
在他去河北期間，例行檢查的公安從他在京落腳的賓館抄走了一部分書稿。這些書稿，邱興隆稱“是北大和人大的一些學生委托我聯系出版的”。
1990年春節前一天，邱興隆解除收容審查，獲得自由。此時，海南大學早已致電中國人民大學，明確表示不再接收他。高銘暄經與研究生院協商，決定讓他在一年內重寫論文申請博士學位。而此時的邱興隆卻感到心灰意冷，“再呆下去沒意思，還不如重操舊業”，于是發生了當年學界廣為人知的“邱興隆神秘失蹤事件”。
邱興隆就此斷絕與學界的一切來往，下海當起了個體書販。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3年3月，他又因“涉嫌非法出版”被抓了。“當時書刊界的一個朋友向我借了一萬塊錢，在我向他討賬的時候，他說沒錢，只有書——《讀者文摘百期精華》，我知道這是非法出版物，但為了把錢要回來，便把書接下來抵賬，然后托朋友銷售。書到市面上有反饋，有人檢舉，抓了我。”邱興隆說，“我說書不是我印的，但他們又找不到那個人，而當時又正好趕上‘掃黃打非’運動，我被抓作典型，在河北關了近五年。”邱興隆在羈押期間提起上訴，在他本人和他的辯護人張金龍律師的請求下，于1998年2月被取保候審，年底改判無罪。
就在邱興隆被改判無罪的當天，他在“失蹤”九年多后，第一次給導師高銘暄教授通了電話，高老師的話他至今難忘，他說：“既然是無罪，說明小邱沒錯，而是有關機關錯了。”帶著恩師的理解與支持，邱興隆次日飛回表示愿意無條件接收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學，開始了執教生涯。
沒有資料，對邱興隆來說并不是缺憾。“別人的思考來自于文獻資料中的間接的知識積累，而我思考則來自活生生的現實生活。獄中手記的寫作實際上讓我完成了對刑罰進行理性思考的資料積累過程。”
囚禁期間，邱興隆寫了10來本“黑”字與“法”字系列法制報告作品，總計約200萬字。活生生的現實材料讓邱興隆文思泉涌，原本以為10來萬的《刑罰理性導論》，在3個月的時間里一氣呵成下來，正文竟達到40萬字。陳興良對這部書的評價是：“從嚴格的學術規范來衡量，它不是一部刑罰理論著作，我更愿意將它定位為一部刑罰思想著作”。在寫作《刑罰理性導論》的過程中，邱興隆還形成了“刑罰理性四部曲”的構想——至今他仍認為這是獄中最大的意外收獲。
被取保候審后，邱興隆在當地租了一間房子，開始從事四部曲的第二部《刑罰理性評論》的寫作。“《評論》以自己在《導論》中所提出的刑罰理性統一論為標準，評價歷史和現實當中存在的刑罰制度。既然是評價，就應當有根據，因此這部書有大量注解，而且這個時候也有條件獲得資料了。”《評論》順利地在半年完成了定稿。
此時邱興隆已經對做學術研究“走火入魔”了，“把學問作為惟一的精神寄托，覺得自己不寫下去，很壓抑。”《評論》出版后，邱興隆開始著手四部曲的第三部《刑罰理性辯論》的寫作，為此，他開始閱讀大量相關文獻資料，甚至有意識地下功夫恢復專業外語，翻譯了大量的英文資料。“在被宣告無罪前，我就在做這個事，乃至我飛回西南政法大學時，帶了9麻袋書。”
做學問的感覺已經回來了，而且不可抑制，邱興隆請求高銘暄允許他博士論文答辯。
對死刑問題的思考始于囚禁期間。在邱興隆接觸的人當中，有一些是被判死刑的人。而他作為一個刑法學人，對于哪些人該判死刑，哪些人不該判死刑，有一種法律意識。但現實跟他的意識之間差距很大，“那些我認為不該判死刑的被判了”，這令他反思，“有些罪，本不該規定死刑，怎么還規定死刑”。最終邱興隆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回到生命神圣的本源上來，廢止死刑。
邱興隆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明確表態廢除死刑是在2000年3月份。當時他應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的邀請去北京大學做了一場題為《死刑的德性》的講座，從“死刑是否符合道德”的角度考察了死刑是否必要，得出的結論是：“死刑，從報應正義的角度是不必要的；從功利目的的角度來看，也是不必要的。既然作為刑罰正當根據的兩項內容都不要求有死刑的存在，或者說都不能證明死刑是正當的，自然，死刑是經不起道德檢驗的。也就是說，死刑是應該廢除的。”
時隔多年，經歷了與國內外反對者和慢性廢除死刑論者的多次交鋒，他對于最初的主張仍堅定不移，“我還是堅信，中國應該現在廢除死刑”，與此同時，他也以積極的作為踐行著這一理念。2002年在湘潭大學期間，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丹麥人權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了中國第一個死刑問題研討會。“做這個事情膽子比較大，因為當時死刑問題是比較敏感的。”邱興隆說，“這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死刑問題由一個政治問題、敏感的問題，轉向一個公開的、大眾化的、學術的話題。”報道見諸報章網絡后，引起社會輿論大波，僅網上帖子就達一萬六七千張。
2003年，邱興隆組建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死刑研究中心—湘潭大學法學院死刑研究中心，并于2004年5月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聯手在湘潭合辦了第二個死刑研討會—死刑的正當程序學術研討會。
除了在各種公開場合、論文中闡發觀點，邱興隆的一個重要司法實務是為死刑犯辯護，“把我的思想貫徹進去”。而在最近，他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怎么應對。“對于二審律師不管死刑復核的缺憾，我主張最高法院決定不改判的死刑案件，復核人員應該無例外地跟二審律師見面，征求他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律師的意見，貫徹到最高法院的復核程序中來，才能真正實現防止錯案，限制死刑的作用。”
“對于死刑犯的監管，我有一個想法，應該由公檢法聯合出臺方案，在罪犯一審判死刑后，其案件移交省高院二審的同時，罪犯本人也應該移交到省會城市的看守所。這樣既解決了省高院開庭的不便，又大大提高了最高法院的復核效率。”
“第三個問題是律師方面應該做的。全國各地，律師水平不一，這決定了對死刑犯的辯護是否有效。我認為律師應該建立一個聯盟，在全國搞一個‘面對死刑者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死刑案件辯護同盟’，這樣律師能夠以最快的方式溝通信息，以達到有效辯護。為此，我正在著手建立‘死刑案件辯護同盟’網站”。
邱興隆也知道，面對在人文精神、信仰基礎、立法導向，以及司法實踐等方面的重重困難，他所提出的立即廢止死刑的主張不可能為官方接受，“但瞄準天上的星星總比瞄準樹梢上的鳥要打得高，我提出來你要廢除死刑，你總得有點態度吧。我提出你要走兩步，你走一步，總比我提出你要走一步你不走要強得多。”邱興隆笑稱自己廢除死刑的主張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小伎倆”，但這個“小伎倆”又確確實實基于他對生命神圣的信仰。
他也并不孤單，在主張廢除死刑的隊伍中，還有許多人跟他一道搖旗吶喊，其中的主干人物包括中國政法大學的曲新久教授和北京大學的賀衛方教授。
再積累
在邱興隆第一次被取保候審后，好友陳興良曾對他好言相勸：“經歷了這次不公正的待遇，你自己也應該成熟了，不要再折騰了。”但邱興隆的性格似乎決定著他不可能呆在一個地方終老一生。2001年4月，在西南政法刑法專業博士點獲準通過后，他想起了他年邁的父母。于是離開重慶，回到湖南，到湘潭大學法學院出任主管學科建設的副院長，繼而任院長。
這段時間，他承擔了多項重要課題，并在湘潭大學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死刑研究中心，承擔多項關于中國死刑問題的國際、國內課題。
干了3年零8個月，邱興隆與湘潭大學的聘任期屆滿，他決定離開湘潭大學，改做律師，于2005年1月創建湖南醒龍律師事務所。在湘潭大學期間，行政事務纏身，著實讓他感覺太累。這時，邱興隆對學術“走火入魔”的狀態早已結束，按照他的初始設想，自己不會再回到學術界。
可偏偏他又是丟不了學問的。接手了大量刑事案件后，邱興隆發現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大量在理論上找不到答案的司法案例迫使他思考，而且到了“不坐下來研究不行”的程度。
2006年9月，邱興隆再返學術界，律師事務所交給學生管理，在廈門大學做了一名普通教授，“我不要特殊待遇，也不盡特殊義務。我是一名普通教授，工作會保質保量，但校方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他一面在律師事務所兼職，一面在書齋搞學問，他覺得只有這樣他的才思才不會枯竭。
對于那套曾經給他意外驚喜的“刑罰理性四部曲”，邱興隆說他會繼續寫下去，《辯論》正在進行中，而《泛論》總有一天也會寫出來。“我要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間，找出一條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