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級法科生的政法往事
79級的每次聚會，江平老師都會到場。記得“相識20年”的聚會上，江老師語重心長地說：希望你們30年相聚時都能到場，第一要保重身體，第二要廉潔奉公，不要缺席。
杜新麗
1977年經歷“文革”的中國法學教育，開始迎來了復蘇的春天。沐浴著這股春風，我于1979年踏入北京政法學院開始了自己的法律人生，說來很巧，到今年整整滿30年了。1979年入校時是北京政法學院，1983年畢業時更名為中國政法大學，所以79級學生既是北京政法學院復辦后的第一屆學生，也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
拎著馬扎上課
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我高中畢業后先到農村插隊，再到工廠務工，我所在的單位是華北電管局的一個機械站，專門負責華北地區的電廠建設，每天開著日本進口的八噸五十鈴大翻斗車奔波于各個電廠工地拉沙石土方。高考恢復后，工廠里喜歡學習的幾個青年工人聚在一起復習，一個老工程師成了我們的老師。對于我們這些知識處于嚴重饑渴狀態的年輕人而言，只要能上學，學什么都可以。我當時的分數可以報人民大學，但老工程師說政法學院招的人多，還是穩妥為好。就這樣選擇了北京政法學院。
1977年有3所學校設立了法律專業并招生，77級法律專業畢業生共計223人。北京政法學院是“文革”的重災區，學院解散，教師下放、校園被瓜分，1977年不可能招生，經過兩年的恢復和重建于1979年招收第一屆學生，一招就是12個班共計420多人。
記得來校報到的那天，一進校門就懷疑自己走錯了，樓前空地有敲鼓拉胡琴的，有小孩踢腿練功的，還有三三兩兩昂首挺胸邁著舞蹈步的少男少女行走在不大的校園里。這到底是哪兒呀，原來政法學院只要回來一個教學樓、一個宿舍樓、一個小食堂，勉強把第一屆學生放下，其他的地方還由北京戲校和北京歌舞團繼續使用，就這樣兩類氣質迥然不同的學子們在一個校園里為自己的理想各自拼搏著。
雖然校園不完整，但也有好處呀，79級同學都知道當時想睡懶覺可不容易，除非那種超級睡蟲型的，因為戲校的學生早早就起來練功了，咿咿呀呀調嗓子的聲音逼著你下床用功，稍有偷懶念頭的也會羞愧難當，那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起早用功，何況我等肩負祖國法治建設重任的學子們呢……雖然這只是調侃，但當時79級的刻苦學習是被所有老師認同的。
學校沒有圖書館，就將教學樓中的大教室改造成圖書館和閱覽室，并且保證每個班有自己的固定教室，隨著80和81級的入校，教室不夠用，教學樓里老師的辦公室統統搬到了臨時搭建的木板房，夏天太陽曬透房頂酷熱難耐，冬天沒有暖氣要靠火爐取暖。教學設備短缺，有一段時間我們是拎著馬扎上課的，雙腿就是書桌，但一點兒沒有影響師生對孟德斯鳩、盧梭思想的研究和探討以及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思考。
課程設置擺脫“文革”遺風
雖然是復辦，但憑著北京政法學院堅實的基礎以及老師們思想的解放，4年課程的安排豐富而有體系，學校開設了馬列主義基礎、哲學、政治經濟學、邏輯學、漢語(古代漢語)、中共黨史、法學理論、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刑事偵查與法醫學、婚姻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國際政治、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及外國法律思想史、公共外語(英語、俄語)和法律英語等課程，甚至在三四年級時，還開設了外國刑法、外國民法、日本民法等課程供學生們選修。總之，課程的設置已經擺脫了“文革”只講政治的遺風，體系完整而科學，使我們第一屆學生得到了很好的法學系統化教育，為今后的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所用教材有兩種，一種是政法學院老師編寫的，組建教研室之后，老師們就沒有過寒暑假，集中研究和編寫教材，許多教材成為我國“文革”之后該學科的第一本教材，例如錢驊老師主編的《國際私法》。民法、刑法等學科用的都是我校老師編寫的教材，這些教材為法學學科的發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還有一種就是選擇的經典教材，例如當時我們國際法使用的是198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二次印刷)的《奧本海國際法》，該書由王鐵崖教授和陳體強教授翻譯，二位老師是我國國際法泰斗式人物，王鐵崖生前一直擔任國際法學會的會長，并且擔任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多年。該書被西方法學界奉為權威的國際法著作和教科書，盡管原書出版已經多年，但在國際上仍然有很大的影響。正是老師們的高水平和智慧一開始就將我們引入到了神圣的法學殿堂，使我們在學業上不走彎路，在事業上夯實基礎。
難忘恩師情
從小學到大學，遇到的老師，到底有多少，隨著歲月的流逝，已很難記得清楚，但是上大學時授課老師們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經常在眼前浮現，甚至在講課時我會有意無意地去模仿他們。
江平老師當年是民法教研室的主任，給我們講授“民法”，先生講課時的情緒之飽滿，思想之深邃，邏輯之清晰無人能比。先生不僅課講的好，做人也好，記得有一次一個年輕老師給我們上課，話筒有些問題，是江老師親自來幫助拉線、調試，直到正常上課了他才離開。79級的每次聚會，江老師都會到場，都會講話，讓我們再一次沐浴春風。記得“相識20年”的聚會上，江老師語重心長地說：希望你們30年相聚時都能到場，第一要保重身體，第二要廉潔奉公，不要缺席。恩師的教誨滋潤著每一個同學的心田。轉眼10年過去了，今年的金秋時節79級將在北京相聚，我想全體同學會以實際行動向恩師遞交一份滿意的答卷。
還有講授“民法分論”的張佩霖老師，講授婚姻法的巫昌貞老師，案例信手拈來、取之不盡、豐富多彩，敘述案例言簡意賅，在案例的講授中，相關法律條文被詮釋的淋漓盡致、通俗易懂。二位老師堪稱幽默大師，講課十分風趣。
政法大學老一輩教師中有四大才女，即婚姻法的巫昌貞老師、法制史的薛梅卿老師、刑事訴訟法的嚴端老師、法理學和憲法學的孫丙珠老師。十分幸運，她們都是我們的任課老師。她們講課聲音中氣十足，神采飛揚，無處不散發著學識淵博的女教授獨有的魅力光芒。還有國際法的錢驊、吳煥寧和周仁老師，將當時最難懂的國際法講得妙趣橫生。這些老師大多數具有研究生學歷，是我國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畢業生，“文革”之前就已經執教多年，“文革”中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他們毫無怨言，作為學科帶頭人，復辦之后為祖國的法學教育事業默默耕耘。他們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一批立法參與者，許多法律和規章均出自他們之手。
畢業于海外名校的國際法教授朱奇武、汪暄兩位老先生當時雖已年過六旬，以帶研究生為主，但時不時會給我們這些本科學生做個講座，偶爾冒出來的流利的英語聽的我們目瞪口呆，也激勵著一些同學發奮補習英語。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入學時的英語是從ABC開始的，但5年(做了一年律師)之后居然考取了赴英國學習的律師班，結業后通過了英國的律師資格考試，現供職于一所國際律師事務所，事業做的有聲有色。
現在許多大名鼎鼎的教授們都是我們的老師，像趙相林老師、樊崇義老師、梁淑英老師、劉金國老師、馬登民老師、劉廷吉老師等等。那時的他們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地站在講臺上，深入淺出地講解著深奧的法學理論和規則，鼓舞著我們為祖國的法治建設而努力讀書。還有一位當時擁有眾多粉絲的講授古漢語的小老師，年齡和我們差不多，甚至比有的學生年齡還小，但是古漢語底子十分豐厚，絕佳的口才、淵博的知識、優雅的氣質帶領我們走進中國歷史，開始著迷于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學習和研究。她就是現在中國政法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北京市人大代表徐世虹老師。
常言道，一個學校老師是魂，教授是寶，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雖然條件艱苦，但在這些辛勤園丁的培育下我們度過了快樂而充實的4年大學生活，這4年是我們人生的轉折點，而引路人就是這些老師。在2009年的教師節，我要給我的老師們深深地鞠一躬，衷心地感謝他們，祝福他們，愿他們永遠健康快樂！
(杜新麗，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私法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深圳仲裁委員會仲裁員)